转自：http://www.google.com.hk/ggblog/googlechinablog/2009/01/blog-post_9073.html
硅谷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靠斯坦福大学多方位的支持。很多当今世界上 IT 领域的领头公司都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和教授创办的。它们包括惠普公司、思科公司、太阳公司、雅虎公司、Google（谷歌）公司、英特尔公司、制造处理器和工作站的 MIPS 和 SGI 公司、世界最大的显卡公司 Nvidia、世界最大的视频电话会议公司 Webex 等，另外在非科技领域还有著名的耐克（Nike）公司。此外，微软的 CEO 史蒂夫•鲍尔默和前董事会共同主席 Jim Allchin 也毕业于斯坦福。斯坦福在商业界和科技界创下的这种奇迹是世界上任何其它的一流大学都无法比拟的。为什么斯坦福大学能创造这样的奇迹呢？这要从它的发展、它的文化说起。
1. 充满传奇的大学
关于斯坦福大学的各种传奇故事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有些是真的，有些是杜撰出来的。其中最流毒深远的讹传是这样的：
有两个乡巴佬夫妇，找到哈佛大学，提出为哈佛捐一栋大楼。哈佛大学的校长很傲慢地说，捐一栋楼要一百万，然后三句两句地便把这对老夫妇打发走了。这对老夫妇一边走一边唠叨，才一百万，才一百万。他们有一个亿要捐，于是便干脆自己捐了所大学，就是今天的斯坦福大学。
这个讹传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广为流传，以至于斯坦福大学不得不在自己的网站上辟谣。其实，这个故事里面的漏洞很多，首先，了解斯坦福历史的人都知道老斯坦福（Leland Stanford Sr.）是加州的铁路大王，曾经担任过加州州长、美国联邦参议员，属于精英阶层（Elite Class），绝不是什么乡巴佬；我们在后面还会介绍到他的夫人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第二，在十九世纪，一亿是一个天文数字，一百万美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财富。美国最大的银行花旗银行到一九三几年，存款才达到几千万美元。直到斯坦福大学创办的二十年前，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捐赠不过七百万美元，它建立起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霍普金斯医学院。在老斯坦福的捐款中现金只有一千多万，这已经是当时美国最大的捐款了。老斯坦福的捐赠中最值钱的是八千多英亩的土地。当年加州属于“蛮夷之地”，土地值不了什么钱，但是现在斯坦福所处的帕洛阿图市是世界上土地最贵的地方，这些土地的地价涨了不止万倍。第三，哈佛大学和美国所有的大学对捐助者从来都是非常殷勤的。坦率地讲，比中国的大学要殷勤得多，不会怠慢任何慈善家。这是美国大学能得到巨额捐助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斯坦福大学真实的故事是这样的。老里兰德•斯坦福夫妇把他们唯一的孩子小里兰德•斯坦福（Leland Stanford Jr.）送到欧洲旅行，孩子在欧洲不幸去世。斯坦福夫妇很伤心，后来决定用自己全部的财富（大约几千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十亿美元。）为全加州的孩子（Children of California，而不是传说中的全美国的孩子或者全世界的孩子）建立一所大学，纪念他们自己的孩子。这所大学被命名为小里兰德.斯坦福大学（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简称斯坦福大学。
1885 年斯坦福大学注册成立，两年后举行了奠基仪式，1891 年正式招收学生。共有五百名左右的学生，只有十五名教授，其中一半来自康奈尔大学。在这首批学生中，产生了一位后来美国的总统胡佛。（就是那位被评为最差的、把美国带进 1929-1933 年大萧条的总统。但是斯坦福仍然很为他感到自豪，建立了著名的胡佛研究中心）虽然斯坦福是一所私立大学，但是它在早期的时候不收学费，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学校财政上难以维持为止。
斯坦福大学的创办过程非常不顺利。斯坦福开课的两年后，老斯坦福与世长辞了，整个经营和管理大学的任务就落到了他的遗孀简•斯坦福的身上。当时整个美国经济情况不好，斯坦福夫妇的财产被冻结了。（我估计要么当时美国财产法关于信托财产方面不健全，要么斯坦福夫妇没有把他们的财产转到自己信托 Living Trust 下面。这种情况现在在美国不会发生）校长乔丹（Jordan）和学校其他顾问建议简•斯坦福关掉斯坦福大学，至少等危机过去再说。这时，简•斯坦福才想到她丈夫身前买了一笔人寿保险，她可以从中每年获得一万美元的年金。这一万美元大抵相当于她以前贵族式生活的开销。简•斯坦福立即开始省吃俭用，将她家里原来的十七个管家和仆人减少到三个，每年的开销减少到三百五十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大学教授一家的生活费。她将剩余的近万元全部交给了校长乔丹用于维持学校的运转。从斯坦福夫人身上我们看到一位真正慈善家的美德。慈善不是在富有以后拿出自己的闲钱来沽名钓誉，更不是以此来为自己做软广告，慈善是在自己哪怕也很困难的时候都在帮助社会的一种善行。
靠斯坦福夫人的年金补贴学校毕竟不能使学校长期维持下去。斯坦福夫人亲自动身去了首都华盛顿，向当时美国的总统克里夫兰寻求帮助。最终，美国最高法院解冻了斯坦福夫妇在他们铁路公司的资产。斯坦福妇人当即将这些资产卖掉，将全部的一千一百万美元交给了学校的董事会。斯坦福大学早期最艰难的六年终于熬过去了。乔丹校长赞扬道：“这时期，整个学校的命运完全靠一个善良妇女的爱心来维系。”今天，不仅是几十万斯坦福校友，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感谢斯坦福夫人。她用她的爱心，靠她坚韧不拔的毅力开创出一所改变世界的大学。
关于斯坦福大学的第二个讹传就是说斯坦福原来被称作西部的哈佛，后来办的超过了哈佛，结果现在哈佛被称为东部的斯坦福。且不说斯坦福有没有全面超过哈佛，作为全球第一知名大学的哈佛再不济也不会称自己为东部的斯坦福。同样，心比天高的斯坦福根本不以成为什么西部的哈佛而自豪。事实上，斯坦福公共关系的负责人在接待清华大学代表团时自豪地讲，斯坦福等于哈佛加麻省理工学院（MIT）。虽然斯坦福的这种说法让人觉得有些狂傲，但是确实有它的道理。
首先，斯坦福大学在专业设置上覆盖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合集。在美国大学里有个普遍的看法（也许是偏见），“哈佛的人能写不能算，麻省的人能算不能写”，反映出哈佛侧重文科而麻省侧重理工科。（实际上哈佛有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和物理学专业。）而斯坦福的人文理兼修。在美国一个大学的综合排名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关键看专业的好坏。美国最热门的专业首推医学，然后是法律、工程和商业。一个学校的历史专业或者政治学专业再好，在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影响。斯坦福大学是美国唯一一个在这四大热门领域都名列前茅的学校。它的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长期以来并列美国第一，它的法学院仅次于耶鲁大学排在第二，它的工学院仅次于麻省理工也是第二名，斯坦福医学院也在美国前十名。和斯坦福相比，美国其它大学都显得有些缺胳膊少腿：哈佛和耶鲁的工科很弱，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没有医学院和法学院。
第二在办学理念上，斯坦福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之长于一身。斯坦福既强调素质教育，又强调专业教育。事实证明，全面发展有助于斯坦福大学培养出全才，而全才是作为业界领袖的必要条件。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详述这一点。
斯坦福的校园被认为是美国三个最美的校园之一，另外两个是康奈尔和普林斯顿。斯坦福人从不掩饰对自己学校的自豪感，甚至从教授到学生经常拿其它名校开玩笑。下面是斯坦福电机工程系教授出的真实的考试题。某个公司希望设计一种符合 A、B、C 和 D 等条件的数字滤波器，他们找到了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师不会，你能帮助他们设计这样的滤波器吗？我想麻省理工学院的人看了这个考题一定不会舒服。斯坦福人骄傲自有他们骄傲的本钱，除了出了这么多的实业家，孵化了很多跨国公司，斯坦福大学的学术水平更是闻名于世。它有十六位在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一半是经济学奖）和几十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毕业生。除此之外，它还有七位数学领域最高的终身成就奖沃尔夫奖得主（注：数学领域的最高奖当属菲尔兹奖，但是它只授予三十五岁以下的学者，而沃尔夫奖一般授予成就卓著的数学家泰斗们。），四位新闻最高奖普利策奖得主，有一百三十多名美国科学院院士，八十多名美国工程院院士。它的毕业生在全世界各行各业中执牛耳。
在美国众多大学中，有一百年历史的斯坦福大学历史谈不上悠久。且不说和有将近四百年历史的哈佛大学比，就是和它的邻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斯坦福大学起步也算很晚的。在斯坦福大学诞生后的头五十年里，它根本排不进美国一流大学的行列，更不要说和哈佛大学竞争了。到二战后，斯坦福大学已经入不敷出，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了。美国的私立大学完全靠自己筹款，政府并不提供一分钱，再好的私立大学如果经营不善，都可能面临办不下去的危险。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在历史上就出现过非常严重的财政危机，最后是靠它无数事业有成而又关心母校的校友捐助度过了难关。斯坦福大学当时还没有这么多富有的校友可以依靠，它最大的一笔财富就是斯坦福夫妇留下的八千英亩（三十二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澳门大小的土地，而大学的中心校园占地不到其十分之一。（斯坦福大学至今荒地多于使用的土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电子工业发展很快，由于和亚洲的联系比二战前紧密了很多，加州新兴的电子工业和航空工业成为了加州的经济支柱。很多公司有意从斯坦福大学购买土地，但是斯坦福夫妇的遗嘱规定学校永远不许出售土地。这样，斯坦福大学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地荒着而无法发挥作用帮助学校渡过难关。
帮助斯坦福大学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它的一位教授弗里德里克•特尔曼，他后来被称为硅谷之父。他仔细研究了斯坦福夫妇的遗嘱，发现里面没有限制大学出租土地，于是他兴奋地声称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秘密武器 — 建立斯坦福科技园，科技园向外面的公司出租土地 99 年。在这 99 年里租用土地的公司有彻底的使用权，按自己的意愿建筑自己的公司。消息一传出，马上有很多公司表示了兴趣，并很快和学校签属了租约。1953 年，第一批公司，包括大名鼎鼎的柯达公司、通用电气、夏克利晶体管公司（后来诞生出集成电路的先驱仙童公司）、洛克希德公司（美国最大的军火商）和惠普公司进驻了斯坦福科技园。 对斯坦福而言 ，这件事的影响非常深远，它不仅解决了斯坦福的财政问题，并且成为斯坦福跨入世界一流大学的契机。对外界而言，它促成了硅谷的形成。
1953年硅谷第一栋房子
2. 硅谷的支柱
美国和世界先后出现过很多的技术公司聚集地。但是一旦某个或者某一批大的公司开始走下坡路，这里的科技发展就开始渐渐落伍。早期的科技公司，比如 AT&T 和 IBM 集中在纽约附近，但是在这两个公司之后，不再有这个量级的公司出现。波士顿附近，尤其是 128 号公路两旁曾经有过一些向 DEC 那样的大公司和不少颇具发展潜力的公司，但是随着老的公司衰退，新的公司始终不能形成规模。这个地区很难对世界信息产业产生大的影响。硅谷能够半个世纪长盛不衰，一个原因是得益于亚太经济的发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靠斯坦福大学不断向硅谷注入新的技术。
很多人奇怪拥有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波士顿为什么只能诞生一些小公司而出不来大的跨国公司。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坦福大学的办学方法和美国东部的名校有很大的不同。斯坦福不是简单地把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专业叠加，从波士顿搬到了加州，而是根据加州的情况办了一所全新的学校。只要同时在斯坦福大学和美国东部哈佛、普林斯顿等名校呆过一段时间就能强烈地体会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
在众多差异中，最重要的是开放性。我这里讲的开放性不是指校门二十四小时打开任人进出，这个要求太低了。所有美国的大学，包括西点陆军学院和安纳波利斯（Annapolis）海军学院都是没有围墙任所有的参观者开车自由进出。我这里讲的开放性是指一个大学在各方面，从教学到科研到生活融入了当地的社区。不论是生活在田园般的普林斯顿和康奈尔，还是大都市里的哈佛和哥伦比亚，你能明显感觉你置身于象牙塔中。一个学生不需要任何交通工具，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和中国大学围墙里的学生一样，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而教授，则是传道、授业、解惑加上做自己的研究。而生活在斯坦福，从教授到学生都很难有置身于象牙塔的感觉。
斯坦福大学的这种开放性首先是生存的需要。斯坦福大学在地域上远离美国的政治中心，导致了它从政府获得的研究经费占整个学校经费的比例远远落后于东部的著名大学。以工学院为例，斯坦福大学和它的老对头麻省理工学院规模相当，但是前者从政府获得的经费只有后者的一半左右。如果读者仔细研究一下美国顶尖大学的地理位置和政府经费的关系就会发现，大学来自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与它到华盛顿特区的距离成反比。政府资助的研究经费对很多教授来讲并不是很容易申请。首先要写很长的申请报告，然后一轮一轮地通过评审。在评审过程中，要花很多精力去和经费的主管人员以及同行评审人做公关。在美国申请经费和在中国拿钱一样，人际关系很重要。一些教授经常请主管经费的自然科学基金会 NSF、DARPA 和国防部（DOD）的主管们参观实验室和参加自己的学术报告。而这些政府官员们要到斯坦福听一次报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这些离政府部门近的大学自然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斯坦福远在加州，当然就很吃亏。因此，斯坦福一些已经提上终身教职并且不缺经费的教授到后来甚至懒得写申请了。
作为一个大学教授，能从政府拿到大笔研究经费当然是可喜可贺的事。和从工业界拿经费相比，拿政府的经费有很多好处。首先，美国政府的资助一般来讲强度较高，在这一点上各国政府都一样，无需格外说明。从美国政府拿科研经费，除非像研制哈伯天文望远镜这类特殊的项目，很少需要做具体的系统，只需要进行方法研究，最后交一份研究报告就可以了。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拿美国政府的研究经费容易交帐得多。比如搞语音识别研究，在中国拿了八六三的大额经费要做识别系统，而在美国只需要用计算机实现自己的算法，证明其有效即可。很少有教授会像李开复博士那样真正开发一个语音识别系统。（美国从来没有中国的科研鉴定会。）NSF 和 DARPA 等政府的科研主管机构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它为教授们省去了很多做演示系统的时间和精力，让科学家们能够把精力完全集中于研究本身。这是美国能够在科技上长期领先于世界，并且几乎每年都有人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毫无疑问，很多大学教授，乐于接受这样的项目，他们既可以专注于做学问、多发表论文，又可以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美国大学教授的暑假三个月的工资要从自己的科研经费中出。）一些成名已久影响力很大的教授，更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拿到长期大额的政府合同，比如我已经多次提到的著名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专家贾里尼克教授便是如此，他的经费常常是系里其它教授经费的总和。久而久之，他们和政府互相产生了极大的依赖，自己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
但是，凡事有一利就可能有一弊。美国政府的 NSF 和 DARPA 等科研经费一般资助的都是工业界不愿意支持的基础研究项目，比如基础科学、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的许多项目。这些研究课题在短期内不可能产生任何商业价值，有些可能永远没有商业价值，由政府出钱来资助这些项目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一旦某个项目有了商业价值，并且可以由公司资助时，政府会渐渐减少并且最终停止对这些课题的资助，因为政府（纳税人的代表）认为没有必要和工业界做重复的事，更没有必要和工业界竞争。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美国政府几乎没有对搜索技术研究的资助，因为它是一个已经开始盈利的技术。几周前我接待了一个中国政府代表团参观 Google，在最后的提问时间，一位官员问美国是否对 Google 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在政策上和资金上给予扶植和照顾，在场的 Google 副总裁回答，她觉得 Google 作为一个非常盈利的公司，既不应该也没有必要从政府得到特殊的关照。需要政府帮助的是那些小而且不容易盈利的公司，比如太阳能公司。
即使是在工程领域，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常常是非常尖端而且可能的应用面非常窄，有时发表的论文都没有几个人真正愿意读，更不用说有商业意义了。贾里尼克教授讽刺这种现象是“除了论文的评审者，没有人会去读这些论文”。美国对政府研究经费管理很严，严格禁止拿一个项目的经费去资助自己其它研究项目，即使经费有结余，教授们也不可能用它来研究有实际应用意义的课题。于是，拿了足够多政府经费的教授通常也就不去研究应用课题了，更不要说自己去开办公司了。久而久之，在美国东部的著名大学里就营造了一种清高的风气，大家比谁获得的政府经费多，谁的研究论文出的多，谁的研究成果理论水平高。教授们的做事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学生。这些学校的博士生们在学校时做实验、写论文，毕业以后接着当教授或者去大公司的实验室做研究员。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有美国最好的电机工程系和计算机系，但是麻省当教授的博士毕业生比例比斯坦福高得多。从做学问的角度讲这完全是对的，但是这种研究对创业帮助不大。
斯坦福大学远离联邦政府，从政府得到的经费相对比东部的名校少，这也不足为奇。但是，斯坦福大学守着硅谷，从工业界拿的钱比任何一个同样规模的东部大学不知多多少倍。从公司拿钱一般来讲强度不会有政府那么大，而且还要做很多具体的事。有些公司支持的研究项目甚至无法发表高质量的论文。所以美国东部名校的很多资金充足的教授不屑于和工业界打交道。
但是，从工业界拿钱的好处也是很多的。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在于无论是教授还是他们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接工业界的项目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凡是和导师接过公司项目的读者对这点都会有所体会。这样用工业界的钱，斯坦福就培养和锻炼了很多技术上的全才，他们从设计并实现一种产品到项目管理都得到了锻炼。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一点好处，不过是把原来可能当教授的年轻人培养成了高级工程师和技术主管，而不是工业界领袖和创业者。其实和工业界保持联系并且为工业界做研究对于创业来讲，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看清产业发展的方向并且找到新的机会。这个潜在的好处对于年轻的学生甚至比资深的教授们更明显，因为年轻人更愿意尝试。美国虽然在从科学技术向产品转化方面做得比其它国家好一点，但是仍然明显存在着工业界和学术界相脱节的现象，这不仅表现在大学研究的课题脱离实际，也表现在工业界在遇到问题时找不到答案，而能够紧密联系这两头的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常常就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斯坦福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像思科早期路由器的开发，它本身是一个工程性强但学术性弱的题目，MIT 一般是不会碰这个题目的。但是，一般的网络设备制造公司因为局限于现有产品也不会动脑筋去发明一个通用的路由器，这样波萨克和勒纳的机会就来了，他们发明了一种通用的路由器，并且因此而创办了思科公司。再比如 DSL 的发明和应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用于 DSL 的编码方法早被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大家不过是发表几篇论文制定一些标准而已。而同时工业界生产调制解调器的厂家还在为将传输率从 14.4K 提高到 28.8K 费脑筋，它们本身没有可能做到质的提高。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约翰.查菲，当时还是斯坦福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看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后来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的查菲，当时已经是信道编码的世界级专家，他比工业界的任何研究员都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同时他一直接受工业界研究经费，比绝大多数教授更会做实际的东西。在理论上查菲完善了 DSL 的编码方法并且把它变成了一种国际标准，同时，查菲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办起了 Avanta 公司，真正实现了 DSL 取代拨号上网这一跨时代的变革。
在斯坦福大学这类的例子非常多。大学对教授办公司非常理解和支持。只要一个教授能完成教学任务，并且发表足够多像样的论文，斯坦福并不限制它的教授到外面的公司兼职，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全时离开学校创办公司或者在公司里担任要职。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轩尼诗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八十年代他在发明了精简指令集（RISC）的处理器 MIPS 后，便合伙创办了 MIPS 公司。在以后的多年里，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办公司上，而不是在斯坦福的教课和搞研究。几年后，MIPS 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后来又卖给了它最大的客户 SGI 公司。轩尼诗本人才从工业界抽身出来，回到斯坦福担任了工学院院长。经过在工业界的一番闯荡，轩尼诗成为了难得的管理人才。几年后，他开始担任斯坦福的校长直到今天。现在，轩尼诗仍然是 Google、思科和另一家上市公司 Atheros 的董事。
开放校园的真正含义在于像斯坦福那样，让大学融入社会。开放是斯坦福的“本”，而厂校结合是它的“用”。后者保证了大学开放校园的具体实施。
北美的很多工科好的大学，比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都强调厂校结合。麻省理工学院为了让学生获得工业界的知识，和 AT&T 等大公司建立了共同培养学生的计划（program），进入该计划的学生要在 AT&T 工作一年（四个暑假），作为回报 AT&T 公司支付该学生的学费，美国不少大学有这种类似于奖学金的计划。这对于进入这些培养计划的学生来讲当然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既解决了昂贵的学费问题（注释：美国私立大学学费是中等收入家庭无法承受的），又得到了很好的工业界工作经验，将来无论是去工业界还是继续读研究生都大有好处。但是，这种松耦合的结合对大学和公司的直接帮助都不是很大。对于学校来讲主要的好处不过是大公司替它资助了一些学生，同时替它承担了一部分职业教育的义务，但是学生们在公司做的题目和学校通常毫无关系，这种合作对于学校的科研帮助非常有限。对于公司来讲，虽然有了从名牌学校优先选择优秀学生的有利条件，并且这些学生工作后进入角色会比同龄人快一点。但是，这些学生，大部分是本科生，毕业以后并不一定要去赞助他们的公司工作。在实习期间，他们也根本不可能为公司带来什么新的思想和技术。
斯坦福和硅谷的厂校结合要超出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学许多。斯坦福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人才的培养上给予了硅谷公司直接的帮助。在技术上的帮助反映在大量优秀的教授直接到硅谷的公司任职和研究这些公司的科研项目，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在人才上的帮助首先反映在大学一直在为硅谷各个公司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进行继续教育。硅谷公司多数的工程师并没有硕士学位，不少人在工作中发现自己的专业水平需要提升，斯坦福大学为这些人提供了非常方便的进修计划，他们可以每学期在大学修一两门研究生的课程，这样三到五年就能拿到一个硕士学位，有的人甚至一边在公司全职上班，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在斯坦福读博士。虽然有时候一个博士学位要读十年八年，但毕竟是能在全职工作条件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好办法。当然，如果有人不想拿学位只想听一两门课也是可以的。硅谷的公司深知职业培训的重要，一般都会在时间上和经济上鼓励员工追求更高的学位。为了方便硅谷员工修课，斯坦福大学有很好的远程教育网络。学生不必到课堂上听课，可以在家里电视机前上课。斯坦福几乎所有的课程都通过有线电视向校园和硅谷实时转播，它自己的学生也没有必要到教室去。很多人一学期没有踏进教室照样学得很好。万一上课的时间和上班的事情有冲突，在职的学生可以在课后到图书馆借出课程的录像补习。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有其它大学为周围的公司的员工提供了如此方便的职业教育机会。
在斯坦福读在职博士的硅谷员工通常比刚刚本科毕业的学生更容易找到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因为一方面他们有工业界的经历，知道哪些课题今后对自己帮助大，另一方面，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需要靠教授的助学金生活，他们更看重教授的研究方向和水平而不是他们手上的钱。（对于没钱的刚毕业的学生，常常要为了争取奖学金而牺牲自己的兴趣。）世界各国的博士生都面临同样一个问题，花了四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研究的课题毕业以后可能没有用途，因为博士生不完全有选择课题的自由，有时也太不了解学校以外的社会。这个问题对于那些在硅谷工作过的博士学生一般不存在。这使得斯坦福高级人才培养的效果非常好。
斯坦福大学也为硅谷和工业界培养了很多管理人才。有八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斯坦福商学院在美国和哈佛商学院齐名。硅谷很多优秀的年轻人在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后到那里去充电。为了方便日理万机的公司负责人也能到商学院进修 MBA 的学位，斯坦福除了有一般的 MBA 课程外还提供了专门给公司执行官们开设的 EMBA 课程。
当然，从斯坦福拿任何一个学位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有句话，“哈佛难进，麻省难出”。而斯坦福大学实际上是既难进又难出，它对学生一贯采用严进严出的做法。有人认为只要给斯坦福捐一大笔钱就能“混”进学校，这个想法完全错误。因为斯坦福并不缺钱，而且不会为了钱去砸自己的牌子。（哈佛等大学同样杜绝这种达不到要求的学生入学）根据斯坦福大学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它本科生的四年毕业率只有 75% 左右，即使到第六年，毕业率也只有 95%。也就是说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四年内完成不了本科学位，有百分之五的斯坦福本科生最后拿不到学位。这个淘汰率比中国最好的大学不知道要高多少。斯坦福的博士生淘汰率就更高了，很多人读了几年因为无法通过博士资格考试（Qualification Exam）不得不拿个硕士学位走人。以它的电机工程系为例，每年大约有一半的学生要被资格考试刷掉，当然每个人有两次机会。
除了为硅谷提供技术支持和培养人才外，斯坦福在帮助硅谷转型方面贡献很大。八十年代以前，硅谷的支柱产业是半导体。八十年代以来，从斯坦福孕育出的思科公司、太阳公司和 SGI 公司（太阳公司在九十年代的主要竞争者），推动了整个硅谷从半导体到硬件系统的转型。九十年代末，诞生于斯坦福的雅虎和 Google 以及无数小的互联网公司掀起了互联网的热潮，实现了硅谷的又一次转型。今天，斯坦福在能源、材料等方面的一些新技术正在帮助建立太阳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的产业，这个产业可能比互联网更大。
一方面斯坦福大学带动了地区性经济，另一方面它又是硅谷崛起最大的受益者。硅谷的公司为斯坦福提供了巨额的研究经费和捐赠。在历史上，惠普公司、思科公司、太阳公司和 Google 公司都是斯坦福的赞助者。仅惠普的创始人休伊特 2001 年就向斯坦福捐赠了四亿美元的巨资，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给予教育机构最大的一笔捐赠。2005 年，斯坦福收到的捐赠首次超过了它的老对头哈佛大学，完全是托 Google 创始人和员工的福。斯坦福收益于硅谷的地方远不止在财政方面。由于硅谷的发展，斯坦福大学学生的就业率成为美国最高的，很多优秀学生正是冲着找工作方便这一条原因才选择斯坦福大学的。守着硅谷自然有得天独厚的创业和与工业界合作的机会，这又成为一些优秀教授选择斯坦福的原因。正是靠着硅谷的兴起，斯坦福大学才从二战后一个地区性大学一跃成为美国一流大学，继而又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
政府资助的研究课题不仅偏向于理论研究，而且研究方向也未必有很大的前景。大学教授看上去自由自在，可以研究自己有兴趣的课题，不像公司里的人被绑在上司交给的任务上。但是因为没有经费是万万不能的，因此大学教授天天围着经费转，政府有什么经费他们不得不申请什么课题。几年前在欧洲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各国专家就这个领域今后的研究方向畅所欲言，贾里尼克教授听得不耐烦了，讲道“你们在这里吵来吵去白浪费时间，还不是各国政府给你什么钱你就干什么课题。”这是一个大家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但它确实是实际情况。在 2000 年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个计算机科学在美国进入低潮，很多计算机科学家都转行去搞生物统计和生物信息处理了。而现在，大量学习生物统计的博士生毕业了，而学术和工业界对生物统计根本没有增加多少需求，很多博士生将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这是政府计划性很难避免的问题。
3. 纽曼+洪堡的教育模式
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校长曾经在毕业典礼上开过这么一个玩笑：“诸位，你们知道以前我们伯克利的毕业生是如何称呼斯坦福的毕业生么？我的上司（My Boss）！”他的意思是在公司里当老板的常常是斯坦福的人，干活的是伯克利的人。接着他又说：“这种现象直到出了埃里克施密特（Google 的 CEO）才终止。”当然，大家都知道施密特是个特例，而他前半句话讲的现象却是普遍的。为什么斯坦福大学能培养出这么多优秀毕业生，尤其是工业界的领袖呢？这一方面是因为斯坦福守着硅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另一方面和它的教育方式有关。
斯坦福和美国东部的著名大学有很大的不同，这不仅仅体现在研究上，也体现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上。美国东部的名校比较传统，用中国唐代韩愈的话讲，就是传道、授业和解惑。它们对教授和学生要求都比较严，加上教授们专注于教学，因此教学水平非常高。比如在麻省理工学院，它本科生的基础课微积分从来是由最好的数学教授讲授，这一点在斯坦福做不到。因此很多学生和家长都知道在东部名校更能“学”到知识。而斯坦福更倾向于让教授和学生自由发展。它对教授和学生都是外松内紧，自由度大得多，对于有的学生来讲可能是如鱼得水，对于没有动力的学生可能就荒废了时日。如果单从知识的传播来看，斯坦福还是赶不上东部名校。很多斯坦福的教授自己都承认这一点，甚至认为和它的邻居伯克利相比也有一定差距。
这种差异的形成有有传统上的和地域上诸多原因。美国东部的著名大学，以常青藤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大学为代表，沿袭并且长期以来执行欧洲尤其是英国早期（不是现代）传统的“高等、教育”的原则。所谓高等是指大学为社会培养高素质、有文化和有教养的（本科）人才，实际上是私人贵族教育的社会化。这些大学在本质上讲不是职业教育的机构，而是培养绅士的地方。这与中国孔子时期的教育理念有不谋而合之处--教育的目的不是传授实用技能和进行职业训练，而是教授礼仪、修养和德行。直到十九世纪末，哈佛等大学的教育仍然以拉丁文为主，有一点像中国古代强调“六艺”。到了十九世纪，由于英国牛津运动的出现和德国洪堡体系的诞生，欧洲的大学水平有了质的飞跃。而在美国的大学里学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很多青年人不得不到欧洲求学。所幸的是，就在斯坦福大学诞生的时候，欧洲这两项变革已经完成，大学教育的观念在美国开始改变。
说起现代高等教育，一定要提到两个人，普鲁士德国的外交家和教育家洪堡以及英国的牧师和教育家约翰•纽曼。
洪堡是普鲁士德国的外交家，却建立了完善的、服务于工业社会的普鲁士教育体系。德国有一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大学。在这个体系中，职业教育、技能的教育成为大学的中心任务，这样大学生在学校学到的就是真正有用的知识，一走出校园就马上为社会服务。洪堡体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强调研究对于大学的重要性，它将大学从一个教育机构变成了一个教育和研究的综合机构。在强权的普鲁士，一种体制很容易被自上而下地推广。普鲁士得益于洪堡的高等教育体系，很快从欧洲一个小的农业国实现了工业化，并且一跃成为十九世纪欧洲最强国。德国的高等教育至今基本沿用洪堡一百五十年前制定的体制，保证了它在全世界工业界和商业界的领先地位。洪堡体系后来对美国、俄国（前苏联）和中国等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马上搞了将理工专业分离的院校调整，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原来的综合性大学拆成文理型大学、工科大学，政法学院和医学院等等，完全是按照洪堡的体制来的。遗憾的是又没有学到家，“忘了”在大学里建立研究生院，以至于研究生教育至今落后。）
美国著名教育家丹尼尔•吉尔曼（Daniel Gilman）等人借鉴了洪堡体系的长处，将美国的很多大学从近代的私塾转变成高等职业教育和研究的机构。吉尔曼生长在美国东部，却在美国西海岸担任了伯克利加州大学短暂的校长。在加州的短暂时光让吉尔曼看到了大学开展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由于加州政府试图把伯克利办成一所农业大学，使得吉尔曼的理想难以实现。这时正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刚成立，并聘请了他来担任第一任校长，吉尔曼实现自己理想的舞台便顺顺当当地出现了。吉尔曼不负众望，按照德国职业教育的模式，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起美国第一个研究生院并把该校办成了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在长达二十五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生涯中，吉尔曼不仅把该校办成了一流的大学，而且把研究型大学的概念在美国普及。几年后，它的学生安德鲁•怀特（Andrew White）也把康奈尔从一个小的乡村学院办成了一所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吉尔曼后来又担任了卡耐基学院的校长，奠定了今天卡耐基梅隆大学在工科世界一流的地位。）
教育家吉尔曼
斯坦福大学诞生的契机很好，当时正是美国大学向研究型大学转型的时期。里兰德.斯坦福为了给斯坦福大学找一位好的校长，遍访美国东部名校。他在康奈尔大学见到校长安德鲁.怀特（Andrew White）。怀特深得老师的真传，他和斯坦福谈得非常投机，于是斯坦福希望怀特能接受斯坦福大学校长一职。怀特因故不能接受邀请，而向斯坦福推荐了自己年轻的学生、印第安纳大学的校长大卫•乔丹（David Jordan），即后来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在乔丹领导下的斯坦福，从一开始就避免了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二百年来走过的弯路，直接成为了研究型大学。
斯坦福一直有重视研究、重视博士生教育的传统。这不仅仅表现在科学和工程学上，而且在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学科也是如此。斯坦福的胡佛研究所是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和政策研究中心，现任国务卿赖斯原来就是那里的学者。斯坦福大学在上个世纪初成立了斯坦福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后来从斯坦福大学分离出去，即现在的 SRI International，是美国著名的信息科技和国防科技研究中心。
凡事有利必有弊，一个教授的时间是有限，搞研究的时间多了，办公司的时间多了，在本科生教学上投入的时间就少。这就是斯坦福大学本科教学水平赶不上普林斯顿，也比不上它的邻居伯克利的原因。但是即便如此，我个人仍然认为一个本科生在斯坦福比他在普林斯顿或伯克利能学到更多的东西。这里面就涉及到对大学理念的理解了。
我不是大学教育研究的专家，我的看法可能有些片面之处。对于大学的理念，我个人非常赞同英国牛津的主教、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的发起人约翰•纽曼的观点。纽曼有点像围棋里的求道派，在他看来，大学是传播大行之道（Universal Knowledge）而不是雕虫小技的地方。纽曼在他的著名演讲“大学的理念”（Ideas of University）中讲到“先生们，如果让我必须在那种由老师管着、选够学分就能毕业的大学和那种没有教授和考试让年轻人在一起共同生活、互相学习三四年的大学中选择一种，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为什么呢？我是这样想的：当许多聪明、求知欲强、具有同情心而又目光敏锐的年轻人聚到一起，即使没有人教，他们也能互相学习。他们互相交流，了解到新的思想和看法、看到新鲜事物并且掌握独到的行为判断力。”
我不知道今天的牛津大学是否还遵循纽曼的这个理念。在美国，很多研究型大学在强调职业培训的同时，依然遵循这个大学的理念。以职业教育而著名的哈佛商学院（HBS）其实把纽曼的这个理念发展到了极致。在这所全球最难进的商学院里，从没有考试。同学们互相学习获得的知识不比从教授那里得到的少。大家生活在一起，平时同吃同住，放假由学校组织到世界各地一起玩，那里的学生都是年轻、已经小有成就而又雄心勃勃的人。他们在宽松的环境下，可以自由地获取专业技能和社会知识，尤其是和人打交道的经验。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哈佛商学院里不能和同学们玩到一起的人是白交学费了。斯坦福在这方面当然没有哈佛商学院那么夸张，但是它给本科生一个类似的内紧外松自由发展的环境。
纽曼的教育方法要求受教育的人有很高的自觉性。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一个大学大部分学生都是问题学生，而学校又不加管束，这个大学一定办得一团糟。所以很多州立大学，由于学生的来源参差不齐，很难实施纽曼的这个理念。和哈佛商学院一样，斯坦福大学的入学门槛都很高，它每年的招生人数只有伯克利的五分之一，来到这里的学生都是希望自己今后事业上有所成就，它们对知识的渴望和学习的主动性是不用人担心的。斯坦福大部分本科生，学习能力很强，能很快掌握专业知识，这样就有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立足于社会的基本知识，也就是纽曼所说的 Universal Knowledge。
纽曼教育方法成功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大学学生和文化的多样性。一个大学要想让它的学生掌握 Universal Knowledge，必须让他们有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学习，也必须让他们互相之间有取长补短的可能性。大家可能有这样的体会，学习电脑的同学聚在一起常常谈论一些和计算机或者科技有关的话题，学习金融的在一起常常谈论对经济的看法。如果一个大学的都是由同一类年轻人构成，他们取长补短的结果不过是补充了专业知识，而不是 Universal Knowledge。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Cal Tech）和卡耐基梅隆大学等优秀的大学虽然在工程上不比斯坦福差，但是无论是专业、课程和生源都太单一化。一个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的高中毕业生很明确是为了学习理工的，而他们周围的同学也是如此。这些年轻人在一起不断交流，彼此在技术上越来越精深，内境逾宽、外延逾窄。我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些博士生谈论过各种浏览器的好坏，他们不和你谈微软的 IE 或者 Mozilla 的火狐，而是 Unix 用户更常用的字处理器 Emacs 下一个很小的浏览网页的功能，这个东西不仅不好用，而且在全世界用它的网民连万分之一都不到。他们和你谈的是里面技术上谁实现的好。这些人以后可以是很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但是很难创业。
斯坦福大学则不同，它的学生来源非常多样化、多元化。他们从文理、工程、医科、商业到法律什么都有。很多人到了斯坦福并不把自己限定在一个专业上。可以想象，一个计算机博士在和一个住院医生谈论浏览器时，就必须用最通俗的语言和他交流，而不是对各种技术评头论足。同时，他可以得到一个医生对浏览器的需求，比如使用的方便性，安全性等等。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来自于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虽然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中一半是外国人，但是很多大学的本科生都是美国人、本州人甚至本地人。不难想象从小在同一个地区长大的孩子说来说去就那么点儿话题，不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无法想象世界之大、之多样。
斯坦福的很多学生不仅在学业上是出类拔萃的学生，而且有各种各样的特长。我的一位朋友在高盛做投资，是非常成功的投资人，他也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年轻的时候还是 ATP 职业网球选手，一度排在世界二十几名。比如在体育方面，斯坦福大学出了很多奥运会冠军和世界冠军。斯坦福大学的游泳队曾经是半只美国奥运游泳队，出过获得四枚奥运会金牌的埃文斯等一大批泳坛名将。从 1912 年起，斯坦福大学在历届奥运会上至少获得一枚金牌，最多的一次多达十七枚。斯坦福大学还出过网球巨星约翰•麦肯罗。斯坦福大学的橄榄球队和篮球队都是美国一流的。这些运动员并非只是靠体育成绩受照顾进的斯坦福大学，他们大都数在学业上同样优秀。这些奥运会冠军就和大家住在同一个楼里，一起上课。
斯坦福大学没有音乐学院，只有一个不大的音乐系。但它却是著名钢琴家斯坦恩（Stern）和大提琴家马友友经常演出的地方。斯坦福大学有全世界最大的罗丹雕塑收藏，包括他最著名的作品思想者。（注释：罗丹的每一件雕塑作品一般有不止一个但不到十个真品，原始的模具在这几个真品浇筑完毕后毁掉。他的思想者在法国和美国有几个真品，互相之间没有区别。）对年轻的学生最有益的校园环境就是那种最贴近今后真实生活的社会环境。在斯坦福，人员的构成和真正的社会并无太大差异，每一个年轻人周围又是各个行业的佼佼者，在这个环境中互相学习几年，外延就变得宽阔起来。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讲，在斯坦福的岁月里学习到的社会知识比课堂知识对自己的一生更有帮助。拉里•佩奇在 Google 成功后回到斯坦福大学介绍他成功的经验时强调的一点是，创业者要成为全才（用他的原话讲，Be an expert in all aspects.）从培养全才来讲，斯坦福大学无出其右。
其它大学有心学习斯坦福的经验，却难成功。且不说众多州立大学因为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很难和斯坦福相比，就是其它名牌私立学校由于种种原因也很难像斯坦福那样同时兼得纽曼教育和洪堡教育之长处。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Cal Tech）又太单一化，它们的学生过早地开始了职业训练，多多少少便有了“呆气”。即使是哈佛和耶鲁等“综合性”大学也很难创造斯坦福的奇迹，由于历史的原因它们在工科职业教育上非常弱。哈佛大学一直想弥补工程方面不足的缺陷，利用它的名气聘请了很多著名教授，但是仍然只是建立起一个象牙塔式的小规模、没有什么影响的工程院。它一度试图合并麻省理工学院但是没有成功，因为后者不愿意。
4. 创业的孵化器
硅谷为斯坦福人提供了经费和实实在在的课题，让学生们容易找到合适的创业题目，加上宽松的环境为教授和学生的创业行动大开绿灯，良好的教育使得很年轻的学生也可以应付未来的各种挑战。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东风就是学校最后扶植一把。我看过一则关于肯尼迪总统和美国导弹之父冯∙卡门（钱学森的导师）的故事。六十年代初，冯卡门被授予美国总统奖，这是在美国人心目中比诺贝尔奖更高的荣誉。当冯卡门在肯尼迪总统的陪同下走下白宫的楼梯时，这位年迈的科学家一个趔趄差点摔倒，肯尼迪总统马上上前去搀扶。这时，冯∙卡门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年轻人，当一个人往下走的时候是不需要扶的，当他往上走时恰恰需要你扶他一把。”
斯坦福大学无疑在扶植学生创业方面做得非常好。它对创业的教授和学生直接的帮助就是建立他们和工业界之间的桥梁。斯坦福专门有一个办公室帮助想创业的在校学生和在硅谷成功的校友或者和斯坦福有来往的企业家、投资家联系，寻找投资。
Google 的佩奇和布林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找到第一笔投资的。1998 年，在开发 Google 搜索引擎不多久，这两个创始人很快就用光了自己口袋里不多的钱和信用卡能借到的全部的钱。他们自己也曾经努力寻找过天使投资，但是由于他们当时只是两名普普通通的博士生，在当时硅谷多如牛毛的创业者中并不引人注意，开始找钱并不顺利。这时他们通过学校的这个帮助学生创业的办公室，联系上了太阳公司的创始人安迪∙贝克托森。贝克托森虽然是计算机技术出身，但是对搜索引擎技术并不熟悉，以前也没有用过 Google 的搜索。但是因为是母校介绍来的人，安迪还是在百忙中约见了这两个只有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据佩奇讲，安迪很忙，因此把他们约到了上班前在公司见面，他和布林带著自己的服务器到了安迪的办公室，安迪当场搜索了一些东西，非常满意，当即写下了十万美元的支票给了他们。这就是 Google 作为一个公司的开始。虽然这笔钱没多久就用完了，但是这笔钱的广告效应远远不止这十万美元。以后有些投资者听说太阳公司的创始人、工业界的领袖投资给 Google 了，也就相信了 Google 的水平。在 Google 最早的投资人中，包括篮球明星奥尼尔、电影明星后来加州州长施瓦辛格等根本不懂技术的天使投资人。这些人是通过一个天使投资团，随着贝克托森糊里糊涂地发了一笔财。
可以想象如果佩奇和布林不是斯坦福的研究生而是什么其它学校的，他们很难有机会直接向一位工业界领袖推销自己的发明。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在中国，一位普通的清华大学或者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有没有可能通过学校直接见到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斯坦福能做到这件事是它了不起的地方。
虽然全世界所有的大学都有一个官方的联系校友的机构，可是很多都形同虚设。但是美国很多著名大学，包括斯坦福大学的这种机构是实实在在地、经常地和校友，尤其是事业有成的校友联系。它们会有专人定期地到各地向那里的杰出校友通报学校的情况，既分享学校的发展成就，也通报学校遇到的困难。遇到后一种情况，很多有钱的校友会倾囊相助。而斯坦福对慷慨的捐赠者给予衷心的感激和很高的敬意。正是有紧密的联系，校友们才会在离开学校后不断帮学校的忙，包括帮助自己的师弟师妹们创业。
斯坦福大学有一个非常闻名的风险投资论坛（Stanford Entrepreneurship Corner）。虽然从它的名字上看它有点像中国的英语角，但它实际上是由工业界和著名大学教授轮流主讲的论坛。经常来这里的人包括很多著名的风险投资家，比如 KPCB 的约翰.多尔，工业界的领袖，比如 Google 的 CEO 施密特和创始人佩奇，Facebook 的创始人祖宾伯格以及哈佛商学院和斯坦福商学院的许多著名教授。这样，斯坦福的师生都有机会接触到世界级的投资人和工业界领袖。这不仅使得大家有机会找到投资渠道，更可以从著名投资人和工业界领袖那里得到创业的指导，创业的境界有了很大的提高。
美国每个大学都或多或少有些毕业生能成功创办各种小公司，但是能将小公司办成主导一个行业的跨国公司则是凤毛麟角。而在这个信息产业的主导公司中，由斯坦福大学校友创办的公司可能占到一小半。妨碍一个创业者成为业界领袖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两条不得不注意，第一是好高骛远：关于这一条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提及，就不再赘述了。第二就是小富即安：很多人办公司都本着捞一把的想法，而不是做一番事业，这些人归根结底是创业的境界不够高。而这种境界是不可能从课堂上学到的，只有经常和世界级的人物在一起切磋，一个人的境界才能有质的提高，他才能站在巨人的肩上。在世界上至今找不到第二所大学能够让任何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不停地接触到工业界和商业界的领袖。
斯坦福大学鼓励创业的另一个具体措施是对利用职务发明创业的宽容性。我们在前面介绍思科公司时提到，思科创始人的发明完全是利用工作便利的职位发明，在很多大学和实验室专利的所有者即雇主严禁使用职务发明来创办个人的公司。斯坦福大学在这方面相对比较开明，只要大家坦诚地协商好将来利益的分配，它甚至鼓励它的学生和教授利用职务之便创业，一般斯坦福要的股权少得可怜。我们前面提到的轩尼诗创办的 MIPS 公司，包括 Google 公司都用了斯坦福的技术，而斯坦福则占有一点股份。就如同低税率可以刺激经济一样，从长远来讲斯坦福这种少占股份的做法是双赢的，因为它可以鼓励创业。作为对母校的感激，几乎所有创业成功的人都非常慷慨地给予了斯坦福巨额的捐助。
除了为创业者提供便利的创业条件，斯坦福大学第二大的帮助就是营造了一个创业的气氛和传统。很多大学都试图效仿斯坦福大学鼓励学生创业，然后从成功的创业中得到长期的回报，但是在整体上却没有营造出创业的气氛。麻省理工学院一直以培养工程界领袖为己任，并且成功地培养了大量的工业界主管，但是自己办公司的学生远不如斯坦福多。不少风险投资家也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校园里转悠，希望能找到好的项目投资，但是效果一般。加州理工有一系列专门培养工业界领袖的必修课程，但是大部分毕业生反而进入学术界了。这些名牌大学缺乏创业的气氛。哈佛商学院要求每个人要提出和制定创业计划，并且给予前几名的学生创业经费，虽然这样扶植出一些小公司，但是它们都没有成为一个行业的领头羊，更没有开创新的行业。所以，这么多年来不论是向麻省理工学院这样著名的工科大学，还是像哈佛商学院等著名的商学院，都没能重复斯坦福的奇迹。
创业的气氛非常重要。在一个有创业气氛的大学里，创业是一种主动行为，创业者出于自己对一个技术和它的商业应用的特别兴趣，将它的实现作为自己的理想，这种动力对于创业的成功不可或缺。反之，如果光靠别人来推动创业，是鲜有成功的。只有主动的创业，创业者才能从亲身实践中找到好的创业题目，并为之奋斗。反之，即使有了好的题目，也会半途而废。我参加过某个著名工科大学在硅谷为风险投资家举行的项目介绍会，该校为了鼓励学生创业，规定以小组为单位的学生必须完成一项发明和设计才能毕业，在介绍会上他们拿出了一些很好、很有新意的发明。但是这些发明大多数是学生们作为完成教授任务或者拿学位的要求而进行的，而学生们根本就没有想将这些发明产品化而挣钱。因此，他们在选题时很多题目虽然好却只能将技术卖掉，根本无法办公司。即使有一些好的选题，因为和自己今后的事业无关，学生们也根本没有仔细考虑商业化的许多繁杂的具体问题，因此面对风险投资家的提问茫然无所知。由于没有创业的热情，几乎所有的学生一旦完成了学位的要求离开了学校，所做的工作就半途而废了。第二年，新的学生重复他们学长们做的无用功。当然，这种训练对学生的能力有很大提高，但是对创业的作用微乎其微。
在人们想象中，商学院的学生就应该热衷于创业，但其实不然。虽然很多商学院为它们的学生营造各种创业的条件，但是他们创业成功的案例还不如学习工程的学生多。我参加过风险投资对一个著名商学院的一些学生创业项目的评估。也许是学习商业的原因，他们提出的题目都很大，但是很多要么是夸张，要么是没有实际内容。其中一个是类似于网上建立一个社区，自己设计贺卡、T恤衫、纪念品和邮票（注释：在美国允许使用自己设计的邮票）并且通过社区来交流。这个公司的盈利模式就是在从相互有偿的授权中（License）切一块利润。这个题目我不能说没有用，它的提出者们也一定是做了不少研究的。但是，这里面我看不到任何的技术和商业特点能够阻止其他人进入该领域竞争。更何况其市场规模比他们提出的小很多。第二个很有代表性的项目是一个大的难以置信的项目，叫做互联网 3.0。我问他们互联网 2.0 的定义至今是否清楚，他们不置可否。我们又问他们这互联网3.0能够带给用户什么好处，他们也不置可否。最后我们问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目，他们认为，第一，在当前的互联网领域雅虎和 Google 等公司已经处在主导地位，很难撼得动，只有提出一种超前的概念才能打败雅虎和 Google 等。第二，这个题目足够大，因此风险投资也许会有兴趣。我们再问他们在此以前做了多少研究，发现他们确确实实做了很多的研究，他们看了很多的参考资料，图书馆里的，互联网上的。但是他们的项目无异于闭门造车。第三个有代表性的项目就是把各种美国已经有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搬到中国和印度去，其中的提出者以中国和印度学生居多。比如前几年有人把 Ebay 搬到中国搞了易趣很成功，他们提出把 YouTube 搬到中国和印度去（当时中国还没有那么多的视频网站），这些项目有些后来还真得到了资助，但是这种模仿和改造的项目后来并没有成功，因为你能模仿别人也能模仿，没有什么门槛。最有意思的是一个中东来的学生想来想去还是倒卖石油来钱最快，连他的同学也笑了，说除了你，我们可没有这种机会。读者可能已经看出来这里面的问题，这些都是学生们为了完成学业，挖空心思想出来的项目，和太阳工作站、思科路由器、雅虎网站和 Google 搜索引擎这些源于创业者的科研实践的项目完全不同。
环境是可以影响人的。在斯坦福这样创业成风的环境中，一个计算机系或者电子工程系的博士生不想自己创业有时可能都会不好意思。而创业失败也没有什么可耻的。佩奇原来所在的计算机系数据库实验室，前前后后出了无数开公司的学生，以后的博士生一进去就耳濡目染办公司的事情。而在绝大多数大学里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并不是这样，导师希望学生只专注学术，而博士生则是以进入学术界为荣。比如我以前所在的约翰霍普金斯语言和语音处理中心（CLSP），在我以前所有的博士毕业生全部去了大学和大公司的实验室（比如 IBM，AT&T 和微软的实验室），没有到真正工业界工作的，更不用讲办公司了。我到 Google 来，在所有师兄弟中纯属异类。但是，自从我到了 Google，后来的人发现这条路也很不错，以后所有的博士毕业生都会来 Google 面试，每年都有人来 Google，就连以前在大实验室的师兄们也跳槽过来了，这就是风气的作用。另一方面，人也会选择环境。很多学生挑学校时也是看中了斯坦福守着硅谷将来能创业这一点。
虽然不是每一个斯坦福人都能创业并且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领导者，但是他们中间很多人可以成为很好的合作者和追随者（Follower）。佩奇有一次在斯坦福的创业论坛上讲，创业的关键之一是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在斯坦福相对容易找到一起创业的追随者。首先，进入斯坦福的学生大多愿意到刚成立的小公司工作，而很多东部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并不愿意。其次，由于斯坦福的这种内紧外松的环境，学生们交际的圈子相对较广泛，容易打造一个可以互补的创业团队（Founding team）。而在完全追求学分的大学里，每个人能深入了解的大多是自己同班同学，或者同实验室的同事，朋友之间的互补性不强。
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在全世界各地每时每刻都会诞生，但是将它们最终变成产品，变成一个新的行业需要一个像斯坦福大学这样的孵化器。韩愈讲，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于是便见不到千里马。同样，发明创造世界各国都有，而斯坦福只有一个，因此硅谷的奇迹就难得一见了。
结束语
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学硅谷的经验，办起了自己的科技园。尽管有些地区自称自己是“xx 的硅谷”，并且带动了地区性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但是并没有孕育出像思科和雅虎这样具有开创性的公司。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是缺乏一所像斯坦福大学这样的新的公司乃至新的产业的孵化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