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并不是为了节省资源、给用户省钱
很多人以为共享经济是为了要节省资源，吴军说，共享经济的特征不是少用资源，而是调动更多的资源，商业的本质也不是给用户省钱，而是让用户掏钱。举个例子，滴滴为什么能成功？今天路上跑的类似于出租车的，有一多半是滴滴和其他网约车贡献的，它们没有节省社会资源，少用资源我们的经济就萎缩了，而是调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把整个出行的市场做大了。一个成功的共享经济背后，是把盘子做大，让好多人来加入进来。现在很火的共享单车也根本没打算用你们闲置的资源，而是重新提供资源。
——摘自吴军《第180封信丨未来商业的特点(1):共享经济》
达芬奇不叫这个名字
虽然达芬奇这个名字我们叫了许多年，但是达芬奇的真名不叫达芬奇，这是后人给他起的一个外号。他真名叫Leonardo da Vinci，翻译成中文，就是芬奇村的莱昂纳多。所以说，达芬奇其实叫莱昂纳多。他名字的构成和演员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非常像，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换算成中文，其实就是卡普里奥村的莱昂纳多。
达芬奇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被看做一个半途而废的人。他给别人画画的时候，经常画到一半，就开小差，拿着人家给的订金去干别的事情了。所以他留下来的正式作品只有20多幅，反倒是开小差时画的草稿，有1万多幅。
偷工减料的《最后的晚餐》
《最后的晚餐》是达芬奇在意大利米兰的一个教堂的墙壁上画的。这类绘画在当年有一个完成标准，就是不能直接在墙面上画，而是先要刷一层石膏，在石膏没有晾干的时候画，这种画法叫做湿壁画。但是达芬奇偷懒，觉得这样太麻烦，于是在干了的墙面上画《最后的晚餐》。
达芬奇这么画，虽然是比较省时省力，但是省时省力的后果就是容易掉色。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最后的晚餐》，已经不完全是达芬奇的原作了，而是后人修复过的。如果没有这些人修复，那么今天走到那个教堂去看这幅画的话，这幅画基本上是看不清楚的。
米开朗基罗前期不会画画
今天我们说到米开朗基罗，主要提到的是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创世纪》。但可能有一件你完全想不到的事情，就是此前他根本不会画画，甚至他根本就瞧不起画画的。他觉得搞雕塑的比画画更有逼格，雕塑才是艺术的最高形式。
拉斐尔崇拜米开朗基罗
拉斐尔最有名的作品叫《雅典学派》，这幅画画的就是古希腊的许多名人。其中包括一些我们熟悉的名字，比如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等。
在这幅画当中，有两个地方最值得看。一个是看这幅画的整体，能看出拉斐尔对于透视的运用。所谓透视，就是一幅画的立体感。虽然以现在的绘画技巧来看，这不算什么，但是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能把这三道拱门的远近关系画的那么逼真。
另外一个值得看的细节是这个倚靠在一个石桌旁边，正拿笔写东西的人。在提交画中人物设计方案的时候，拉斐尔说这个人是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就是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那一位。但是画画的时候，拉斐尔却把赫拉克利特的脸画成了米开朗基罗的脸，原因就是拉斐尔太崇拜米开朗基罗了。
然而米开朗基罗并不这么想，他有被迫害妄想症，老觉得拉斐尔的到来，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竞争。所以当拉斐尔过来参观的时候，米开朗基罗就觉得他是在偷师学艺，坚决不让他观看自己绘画。拉斐尔没办法，只能等到晚上米开朗基罗下班之后，拿着蜡烛偷偷跑到教堂里去看米开朗基罗的画。
——摘自《无码：艺术大师的秘密生活1》
职位的局限
我以前混过各种各样的单位，在老浦还是小浦的时候，作为大头兵，聚在一块喝酒，最喜欢议论的就是领导的不是，经常在酒酣耳热之际,感觉自己比他们高明的太多了，要是自己当领导绝对不会这样愚蠢。
但当小浦成了老浦，自己真当了领导，就发现自己也成了下属酒酣耳热之际口中的蠢货。
道理很简单，当你是大头兵的时候，你就是大头兵的眼光，等你真当了官，你自然会发现，一个决策要考虑的绝不仅仅是单纯的业务，还有大头兵永远想象不到的各种因素。
你的位置决定了你考虑问题的角度。
站得高一些，自然想的就多一些。
所以，眼光决定了你的思维高度
为什么人质会爱上劫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2011年9月，河南洛阳警方侦破了一件离奇大案，一男子在地下室挖地窖，先后囚禁6名女子，期间两名女子被杀害。
那个人渣就不说了死有余辜。让人扼腕的是被害的女孩子，其中有人在被囚禁期间因为争风吃醋，竟然杀害了自己的难友，被解救出来以后同样受到法律的惩处。还有人在侦讯期间百般为绑架虐待自己的罪犯遮掩。同是被囚禁，而难友之间却还在互相伤害。
这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这种心理疾病的发现同样缘于一个刑事案件。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把他们扔在黑暗的地下室。
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6天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
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
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
更有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竟然还爱上劫匪，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这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体验。
专家深入研究：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
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
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分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
对於绑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在心理上成为加害自己的人的帮凶。
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
——摘自蒲寅《【限】山崖下的眼睛》
不能脱离环境研究人
今天这段书使我想起一个问题：所谓“道德困境题”，到底有多大意义？
我们大概都做过这种题。比如说：你在一个天桥上，天桥上坐着一个胖子，天桥下面是铁轨，铁轨上有五个人。后面开过来一辆火车，马上要撞上这个五个人。现在你有一个选择 —— 你可以把胖子推下天桥，让胖子挡住火车，救五个人的命 —— 请问你是否会把胖子推下去？
像这样的题经常被人拿来搞问卷调查，做各种研究。我想说的不是这道题的答案，我想说的是，这种题根本没意义。
因为这是一个*抽象*的问题。海德格尔告诉我们，有关“人”的问题是不能抽象的。请问这个事发生在哪个国家，什么历史时代，这个国家当时的文化习俗是什么样的，这个胖子是什么人，这五个人又都是什么人，这五个人到底是怎么把自己置身在危险情境中，他们需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还有，你问我怎么办，那“我”又是谁？我有多大权力决定别人生死？胖子死了，或者五个人死了，我分别要负多大责任，我能不能担得起那样的责任？
这些条件都不知道，我怎么能作出决定呢？
你不可能脱离环境研究人。
我们以前讲过的《平均的终结》这本书，其实也表达了这个意思。比如说，单纯用一个数字来代表一个人的性格是行不通的，人不同的环境中会表现出不同的性格。想要研究这样的问题，与其收集很多人的“大数据”，不如收集少数人的“深度数据”。
——摘自万维钢《日课164丨专家的五重境界》
人际沟通语言作用很小？
据专家估计，人际沟通仅有 7％通过语言来进行，38％取决于语调与声音，其余55％则得靠肢体语言。
——摘自刘润《137｜先理解别人，再被别人理解》
这个理论仅限于情感交流的场景：
有一些演讲教练并不重视语言，他们相信交流的有效性只有7%在于语言，38%在于声音，55%在于肢体动作（来自于艾伯·梅拉宾教授的一个理论），从而导致演讲教练过度重视对演讲者自信、技巧及魅力的培养，忽视了语言训练。这种做法最终被梅拉宾教授澄清为是种误读，他本人研究的主题是情感如何被传递的。实际上在演讲中，语言才是真正的魅力所在。——摘自樊登《速读好书：《演讲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