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生活在武力统治和经济制裁的高压之中，说了许多言不由衷的话，做了许多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乐趣还是有的。
春末的一个傍晚，我的哥们儿侯亮悠哉游哉地逃学三天，又回来上课了。他得做检讨。同学都规规矩矩背手坐着，老师巍峨地坐在讲台后面沉着脸批改作业。
待会儿侯亮检讨完了，我们得表态——这充分体现了班级的“民主作风”。讲稿都得事先写好，不过，因为手懒，我没写。匆匆抽出练习本，草草列了个提纲:“侯回来我没什么意见……”一抬头，侯亮背着手，仰面朝天，翻着白眼儿，说:“……我是二年一班的害群之马，一条臭鱼搅了一锅腥，我给班级抹了黑，给老师丢了脸……我是‘浪子回头金不换’，老师是‘宰相肚里能撑船’，下面，我送给老师一首诗:‘啊！北方的汉子，你那黑色的胸膛……”
全班东倒西歪笑成一团。老师也笑了，笑容从威严背后十分节制地透出来。我大意了，打开语文书，卷成个双筒望远镜对着侯亮眺望。
“哎——陈东，来，来，来，可别埋没了你这么个人才！到前面来！！”
我怏怏地站到讲台前。
“‘望远镜’呢？！”
我回到座位上，拿起语文书，垂头丧气地站到老师面前。
“打开！你不是能瞭望吗?！全班这么多同学，你就挨个儿望！！！”
我被迫举着“双筒望远镜”对全班望了一节课，这个下场很长时间里传为笑谈。不过——透过‘望远镜’的直筒，我倒着实观察了同学们一番，特别是靠窗第三桌的马玉华，同学们笑得稀里哗啦前仰后合的时候，她仅仅抿了一下嘴，又低头写作业去了——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她没笑我，反而使我感到脸红，举着“望远镜”，我思考了半天。
转眼又是青年节，班里举行关于理想的演讲。张军没写讲稿，等同学都意气风发、唾沫横飞地抒发完远大抱负了，他才硬着头皮蹭到台上，拄着桌子，耷拉着脑袋，跟做检讨似的，垂着眼睛一连串说下去:“我的理想——小时候我没什么理想可是有一天半夜我睡不着突然听到哄哄的声音我以为是打雷推开窗户一看原来是工厂在制造汽车我想制造汽车的声音多伟大呀我发誓我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长大了做一名汽车制造商……”
全班哄堂大笑。
真能瞎编，有想象力，我想。张军家离我们家不远，还半夜三更制造汽车的声音……我咯咯笑着，偷偷对他竖了下大拇指。
姜老师笑着说:“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跟你做汽车制造商有啥关系？”
这一次老师十分宽容，没罚他重写。
有一回，学校请了一群监狱犯人现身说法，台上哭，台下哭，抽抽搭搭呜呜咽咽哭成一片。事后，老师在班里总结说:“校长讲话也没见你们哭得这么真诚，一群社会渣子让你们哭得，啊，上气不接下气。”——一个人真心悔过的时候，总会说点真话的，我想……
这些小插曲给杀气腾腾的初中生活增了不少乐趣，添了不少回忆。
学习成绩的糟糕导致我经济上的压力特别大。班里的红旗评比制度极为严苛。得黑旗要罚钱，到评比栏那一看，一趟儿黑旗，那准是我的。不止答题错一个字扣一分，平时答卷，写作业，文明礼貌，纪律卫生，那一样离不了分?积到五分，就得缴钱，不缴钱就缴手绢之类的小物件。很多学习好的学生上学期得了一打手绢，下学期又一点点罚回去了。大小节日我们要分小组给老师凑份子给所有任课老师买礼物，假期和休息日补课要缴费。
伸手跟母亲要钱，她脸上苦，我心里苦。父亲整天嗜酒，没钱，只靠母亲卖菜养活两个男人。我觉得自己累赘无能。所以学习也稍稍用功了。
这天又是练习课，教室里气氛肃杀，凝滞，姜老师问了个“尖端的”的数学问题，我甚至能感到同学的思维在缓慢地轧轧转动——所有好学生都不会，都答错了。
姜老师大发雷霆，看上去整个人向外膨胀，失控，我简直担心她会爆炸。同学们则急剧地瑟缩，灰蓝色的一团东西在他们身体上聚集起来，密度越来越大，最后把他们包在里面了。我也不例外。
“去！回家去取钱。跟你们爹妈说！！每个人十块！！！”姜老师老师气得把惊堂木(教鞭棍)往讲台上一摔，“啪”，断为两截儿，那二十几个青春年少的花朵儿，就灰溜溜悄无声息地尾随班长学委走了。
下午传来消息:他们集体逃学了。无论家远住校的还是走读的，一个都没回来。恐怕还得编一个充分的理由，欺骗家长。
我和侯亮相视一笑，很羡慕他们的反抗精神，恨自己不能同他们在一起。我幻想着他们“危险而刺激”的处境，如履薄冰般的冒险精神，以及，不可预知的未来。
次日，他们陆续回来了。到底是好学生，没像侯亮似的，要逃学就逃得过瘾一点儿。我对他们这一点感到失望。
开了一上午班会，他们统统撤职。随后，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我们这些“二三类学生”终于熬出头了。我荣升副班长，侯亮是体委，张军是劳动委员。我们都没什么城府，着实招摇了一阵子，尤其是我，荣升副班长后走路有点发飘，像踏着一路金色的铃铛，跟同学说话都极力正经——严肃，要严肃。
不久，原先的班干部官复原职，加上我们这些后起之秀，每样官职有四个人承担，大家轮流坐桩，班级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从此我心境不一样了，责任感上来了，一起上来的还有学习成绩，我总算能门门功课及格了。此时我确有公鸡变凤凰的荣耀和满足感。
我个人的最大乐趣，就是课间从走廊悠闲地走过，看那墙里面的一幕幕。在同一时间里，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系统里，做着自己的事，各得其乐。不止学校，在街上，每幢房子里都有可看的东西。有些看得懂得，心领神会。有些看不懂的，揣摩之后也懂了。和同学走在操场上，看见什么我就笑起来，因此被骂作精神病。上课看到临班的事也会大笑不止，科任老师会过来摸摸我的头，幽默地问，是不是发烧了。课间和临班同学谈起他上课挨刷的种种窘状，对方往往瞪着眼睛问:“你小子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我就得意地想: 你们知道什么！
可是，为什么我能看见呢？原本以为人都如此，所以并不放在心上。后来才知道周围没有第二个像我这样视力超常的人，才觉得这种能力的珍贵。
我读了一些关于眼睛的医学书，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甚至没有关于这种能力的记载。
一天晚上，我吃力地复习物理，物理无比的乏味无聊，除了用于考试，它在我这儿不会再有大的用处了。看到分子这一章，我却想到一件事，不由得坐直了身体——从前，我所看到的人体那沙子一样的结构，也许正是人的分子结构，之所以发光是因为有能量，“物质即能量”，这不是牛顿就是爱因斯坦说的，反正都一样。——之所以会随着人的情绪波动而波动，是因为它们失去了平衡，不和谐了。
生命如此复杂，个别人的眼睛有一点特殊的能力，像显微镜似的能把东西放大了看，也不奇怪。古时候还有列子御风而行，可能后来人不具备这种本事，就把它归为寓言吧。想到自己居然与众不同，我心里有点小小的得意，同时感到惶恐，觉得得意导致内心极度不稳定，不稳定就意味着不长久。
果然，到了初三，我视力一天不如一天。小时候看东西轻而易举，现在看久了心口难受，恶心，而且渐渐看不到事物呈现的颗粒状态了。这种状况使我惶恐不安，翻来覆去地琢磨。有一天看《阅微草堂笔记》，纪晓岚说自己小时候能黑夜视物，与白昼无异，随着年岁增长，嗜欲既多，就看不见了。我也曾想，这种能力既然是先天的，恐怕跟心地的纯洁程度有关，也许我做错了，不该以这种事为荣，或者带着显示之心把看到的东西说出去……?
直到适应了这种令人不愉快的变化，我的心境才好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