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茫茫的水面，天色渐深，唯一的陆地上一个小女孩双手抱膝蹲坐着，在月光的倒映下，乱蓬蓬的利落短发熠熠发光，宽大的不合身的衣服显得她的身躯更加弱小，她抬着脏乱的小脸张望着河水的远处，大大的眼睛里有着恐惧和希望。她的任务是等待着哥哥泅水归来。
四周静谧，高山环绕，河水还在持续上涨，陪着她的只有杂乱的虫鸣以及身侧薄旧的书本。课桌、学堂被淹没在这深不见底的河水之下，不久之前还书声琅琅的课堂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场涨水彻底冲散，能见到的活人几乎都游水走了除了她。按理说常年生活在水边的人家里的孩子早该是会水的，而她因很小的时候差点掉水里溺死后或多或少有些阴影，所以从未正经学过泅水。
母亲出生在广西天鹅县的一个小山村，八九十年代的那里偏僻，贫穷，落后，那里的人每天早出晚归，靠天靠水吃饭，大多家里孩子成群，而母亲正是出生于那样的人家之一，外公邓继刚，是一名渔夫也是一名猎人，外婆姓张，母亲是他们最小的女儿。
母亲上有三个哥哥，二个姐姐，1979年农历九月十五，母亲出生时外婆已经近四十岁，算是高龄产妇，那时外公因时常上山挖药和打打野猪一类的野物换钱，家里也不算揭不开锅，所以一家人还是很欢喜的迎接了这个小生命的到来，并为她取己未，希望她能把握自己的未来。
母亲出生的小山村靠河，偶尔会发几次大水，村民都把房子建在山顶上，虽然只有十几户人家，但也相处和谐，其乐融融。白天大点的小孩赶着三五只羊放牧，打打猪草，大人男的上山采药打猎下水打渔，女的在家编织筐子背篓，照看家里，三不五时去趟镇子里头买些必须品，日子平静和谐，一日重复一日。
小时的母亲时常躺在外婆的怀里或着背篓里，咿咿呀呀地看她干活，偶尔哥哥们散学或者做完农活回来也会逗逗这个最小的妹妹，给她讲讲笑话或者什么趣事。姐姐们不是在放羊养猪就是在山上采药拾柴火，只有在早晚的饭桌上才能见到她们的身影。
在吃的方面，小山村的人都是一日两顿的正食的习惯且饮食清淡但爱吃辣，也偏爱面食。每家都种有一片玉米地和朝天椒，家家也有地窖用以储藏一些干货，以及挖的类似地窖且搭有大棚的地方种植木耳和一些菌类。
等到再大点时，母亲也会跟着哥哥姐姐们一块放羊，干些农活。这样千篇一律的生活从开始的新鲜到无趣，持续了好几年对于一个不大的孩子无疑是残酷的，母亲说唯有每次躺在草地上仰望天空时她才会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
这种生活的结束是缘于外公和外婆的一次争吵，在家外公一般都是很有话语权的，外婆也极少会反对他，更别提这种剑拨弩张的场面。外婆脾性温和，但也有自己的倔强，母亲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下，自然性格像极了她，这点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的生活中都极有体现。
那日母亲照常放羊回来，将背篓里的猪草倒在指定位置后，一步入大堂就听里头传来熙熙攘攘的声音，外面围了一圈儿人，仔细一听是关于学堂修建的。这个贫穷的小山村并没有一个像样的学堂，孩子们上学都需要到河的另一边，再走上三四公里去到隔壁村的学堂。
母亲说她有记忆以来没见两个姐姐去过学堂，所以她从未想过自己能有机会。于是趴在窗户上听了几分钟便回床去睡了。母亲的床是在房梁的隔板上铺上一层薄薄的旧棉被和床单构成的，不大但也不至于冻着。
母亲不知道外公和外婆争吵的结果是什么，但最后村里的学堂到底还是没建成，因为母亲第二天被外婆叫到身前，告知可以和哥哥们去河对面上学了。拿着外婆帮她缝制的小书包，母亲兴奋了一早上。
母亲开蒙那年九岁，比同龄的孩子要晚上不少，但瘦小的身形同六七岁的孩子无异。母亲体弱瘦小是娘胎里带出来的，外婆怀她时，怀的其实是一对龙凤胎，由于营养跟不上，出生时都很瘦小，大了也较为体弱。
河对岸的学堂并不大，四五十个学生，两三个老师，说是学堂，其实是当地一个家里颇有资产的读书人在自己家院子里，置了几十个旧桌椅，请一两个老师倒蚀出来的，课本也是老师们临时编写的小册子，每个年级的人数也参差不齐。
就像孩子都喜欢新鲜东西一样，母亲喜欢小册子里描写的东西，那是与她现有生活认知所不同的，一板一眼的印刷小体充满着神奇的魔力，说不出来的生动，简单笔画勾勒的线条图案活灵活现。
学生们每天要大早出门，带上自己的午饭和小书包坐竹筏去到河对岸，一呆就是一整儿天。上学的路不好走，泥土地儿的崎岖山路，路上有碎石子，
年纪小的还得担心会不会有坏家伙来抢自己的饭，有机灵的会把饭偷偷藏起来，等到吃饭的时候再把藏在草堆里的饭取出来，可难免会有闻着味儿的蚂蚁或者小虫爬进去，但穷苦人家的孩子自小知道节俭，有总比没有好，三两口吞下去也没病没灾的。
上学时候的母亲比同龄的小孩更有好奇心，课间总爱像条小尾巴似的跟在老师的后面问为什么，回家也总爱逮谁就问，次数一多，大人们就总是无奈的笑笑。
母亲喜欢捧着课本朗读，每次老师点她起来带读，她的嘴角就咧得大大的，声音鸿亮，神气倍儿足。母亲说：“那时就觉得自己也成了老师，可以管着下边一堆人，可厉害了！”
老师对于这个乘巧懂事的学生也颇多偏爱，三不五时的叫她在自个儿家吃饭，明知道她饭被抢了还故作矜持也不戳穿，偶尔兴致来了也会教她些书本上没有的东西或者讲些外面听来的趣事。
母亲爱笑，这与她的乐观分不开，每次涨水水势一大，母亲都是一人蹲在原地等哥哥们给她送吃的，等水退了再回家。我也曾问母亲涨水的时侯怕吗，她总是笑笑说：“怕，但我不会水，跳下去估计连个泡都没有。”
母亲在学堂度过了近三年的时间，家里的顶梁柱外公摔了后，家里的生活一落千丈，外婆零零碎碎挣的一些钱勉强够一家人吃喝，再加上以前的一些积蓄也只够供一个儿子上学的（大舅比母亲大近十一岁，在外地闯荡，二舅比母亲大八岁，在家种地，小舅大两岁）。
因而关于母亲是否继续上学的问题又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外公的摇摆不定，外婆的坚持，最后在小外公（外公有两个弟弟）的一句“女儿都是别人家儿的，费什么钱去上学”下给一锤定音。
得知这件事后母亲趴在自己的床上哭湿了一整个枕头，也试图想闹过，但每次的挣扎都在大人们严厉的眼神儿下给扼杀在萌牙状态。原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却不想小舅却“扑通”一下跪在了大堂里，倔强地肯求外公、外婆让母亲继续上学，他来掇学补贴家用。
母亲一向和小舅最为要好，且加上母亲小时候差点因为小舅的贪玩冒失而溺水丧命（和母亲同时出生的那位“小舅”不幸溺水身亡），小舅一直觉得有愧，但凡有点什么好东西都会给她，人前也总是最为维护母亲，这次也不例外。最后，外公、外婆实在拗不过他，只能同意小舅的要求。
母亲得以继续上学，便发了疯般的比以往更加努力，在泥地里练字儿，干农活的时候也想着书里的东西，课本翻烂了，就偷偷攒钱央外婆每次去镇上时给她带些画册旧书本回来自己看，不懂的地方就缠着学堂的老师问。
时间一晃儿，又过去了半年，二舅刚成亲不久，外公的伤也渐渐好转了不少，就在一家人本以为日子会好过点的时候，一个晴天霹雳又炸裂在头顶——上山打猎的小舅被人背了回来，脸上血迹斑斑。送小舅回来的人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们本来是一块上山的，但发现没什么猎物后就分开了，谁知小舅独自一人遇上了一头野猪，被扑倒在地咬伤了鼻子。他们发现他时，他已经力竭，差点儿被野猪一口咬下脖子。他们开枪吓走野猪后急忙把人送了回来。
外公外婆向来人道完谢儿后，急忙给小舅清洗上药，再翻来覆去将小舅检查了个遍，确定没有什么大碍后才放心，二舅夫妇和大姑小姑直愣愣的站在后面。母亲一回来看到的就是这个场面，她眼泪花花的扑到小舅身边，话语断断续续，终归是彻底断了继续上学的打算。母亲说那次她亲手也葬送了自己的梦想——彻底断了读书当老师的念头。
母亲的生活在她十四岁时又归于黯淡，每天放羊干农活成了日常，小舅的成家，大姑小姑的出嫁使得她成了孤单的一个人。母亲不怕孤单，但长期没什么人说话，也养成了她后来沉默寡言的性格。
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大舅回归掌握财权几个月后，几个舅舅也分了家，大舅夫妇和外公，母亲跟着二舅夫妇，小舅夫妇带着外婆。一家人之间出现了分歧，自然也不会多话，外公和外婆的矛盾也在冷战中持续发酵，每天各过各的倒也相安无事。偶有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吵几句也就过了。
母亲不爱计较，遇事儿大多会自己退让，正如她自己常说的忍忍就过去了。无论是大舅夫妇三不五时的使唤，还是小舅妈的刻意刁难，母亲都会老老实实的照做，从不发一言。二舅问起时，也从不告状。
这种表面平静的日子持续了没多久，就被某日夜里一阵凌乱的敲门声给扰乱了。大堂里，一堆人围坐着衣衫褴褛、挺着大肚子的大姑，气氛说不出的怪异，仿若掉一根针也能听得见。在好多双眼睛的注视下，大姑颤颤巍巍开了口。
大姑是从她在贵州的夫家祠堂里逃出来的。她嫁给薛家的姑父没几年，姑父就去世了，留下她跟一个几岁的孩子，薛家的叔伯长辈们觊觎财产，一直打压挤兑她们的生活，一点点谋夺财产。大姑后来又和一个男人自由恋爱了，那群人死抓着大姑不放，不让她改嫁，那时大姑已经有了几个月的身孕，他们就将她关在祠堂里，打算堂堂正正的霸占姑父留下的遗产，也不让她跟孩子见面。
后来，那个男人来祠堂找她，被人抓到，那群人就打算把大姑他们浸猪笼沉塘，他们拼死拼活才跑出祠堂。再后来大姑他们跑到山沟里，无处可去，那个男人就让大姑先回自己娘家，他去把人引开。
故事到这戛然而止，后面的大姑没说，但在场的人都猜得到，大姑一个人挺着肚子从贵州到这自然是遭了罪的。可当时没有人开口，嫁出去的女儿因为这种事私逃回来会被乡里邻间戳着脊梁骨骂的，烫手山芋可不好接。
大舅家境最好，他的目光探寻地在大姑身上转了几圈，摇摇头就和大舅妈走了。小舅咡嚅了几下嘴唇，还没开口就让小舅妈给拽走了。二舅的家境最差，除了几个人睡的，压根腾不出房间，最后和外公、外婆一商量，决定将牛棚腾出来给大姑。母亲在家没有什么话语权，这种大事自然轮不到她说话。大姑住牛棚的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母亲说那时候她眼看着大姑挺着肚子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睡在乱糟糟的牛棚，在家里遭受排挤挺难受的，只能趁吃饭的时候偷偷藏点吃的，放羊的偷挤点羊奶，再趁晚上没人的时候给大姑送过去，然后陪她聊聊天。
母亲是最记恩情的，更何况是大姑——以前外婆也忙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大姑带的她，那时候的她还不太会走路，大姑就每天用背篓背着她去干活，给她喂饭。大姑对于母亲是个重要的存在，对于她以后的成长也起了很大作用。
后来大姑把孩子生了下来，是个男孩，但大姑没出月子又被逼着下地干活去了。外公外婆偶尔带带孩子，除了吃饭大多没人管他，母亲有时也会去逗逗那个有着大大眼睛的小男孩，给他喂点吃的喝的。
但几年后孩子还是没长大，因为吃错东西拉肚子拉得脱水，刚开始没人在意。直到大姑抱着奄奄一息的瘦小身躯跪在外公外婆面前，大家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大概是看孩子八成是救不活了，一堆人心思各异的也没开口。
那时的母亲十七八岁，善良、耿直的不会隐藏自己的情绪，看着大姑哭得死去活来，她愤恨的离开了大堂，没有人会在意她的想法，更没人会想到她心里埋下了恨的种子。母亲说那时她不理解为什么没人肯救那个孩子，她头一次产生了想离开那个称为“家”的地方的念头。也是在这次，母亲开始养成了独立、不爱求人的性格。
母亲自出生开始到十九岁，似乎一直都在她出生的地方打转，最远不过县城，从未出过小山村周围六十公里的地方。她为自己胆大的念头吃了一惊，但种子埋下总有一天会生根发芽的。
1998年，母亲十九岁的某一天，突然被告知自己要嫁人了，她惊讶、愤怒也无奈。不会有人来问她的意见，这个小山村就是这样，彩礼一收，管你见没见过、喜不喜欢，就好像一件物品收了合理的价格，打包一送就完儿事。
婚事是母亲的表姐介绍的，对方给了彩礼，过几天就会来人瞧瞧。除了母亲，一家人都在忙着婚事的事儿。
那是母亲第一次见父亲，大堂里一堆人正围着一个身材中等的青年在说话，见她进来，急忙招呼她过来和人聊聊。
父亲是湖南永州人，姓田，名新春，在家排行老大，比母亲大七岁，初中没上完儿就自己一个人在工地上找活干了，家里有两个兄弟，家境比母亲略好上一些。
母亲见完父亲后，外公外婆也没有给母亲反悔的机会，直接告诉她彩礼已经没了，全用来打家具了，结婚证也已经打了，后面的话不言而喻。
母亲把自己在房里关了一天，出来后没有哭也没有笑，至始至终都很淡然。直到二舅借高利贷买了些嫁装来送她时，母亲松口说了句让他们放心的话。
我问母亲那时是怎么想的，她说刚开始很难受，但一想可以离开那个地儿也好。
（二）
母亲嫁给父亲后，不到三个月就有了我。那时候儿奶奶特别节俭，家里有台黑白电视也不常开，所以母亲大部分无聊的时候也只能靠睡觉打发。等到一生完我不到几个月，正好碰上深圳那边招工，母亲便央同村的人带上她一块，共八个人去了外地打工。
母亲在深圳呆了三个月左右，同行的人因为后面无事可做，陆续都走了。母亲一个人在深圳找不着事儿干，觉得没意思，再加上奶奶三不五时的找人打电话催她回去（那时爷爷奶奶还没有手机），便只能收拾行李回家。
爷爷田金亮，奶奶吴健和，当时爷爷奶奶还没新建房子，和村里许姓的一爷爷家住一块，家里有近十亩地，爷爷也会时常外出打工，家里生活还过得去。
母亲回来后就和奶奶一块种种地儿，一边照顾还小的我，到九、十月份时也会去山上采摘茶子，晒干榨茶油。
湖南多山，盛产茶油，每年九、十月份，当地的居民就会带着围兜、大塑料袋上山采摘油茶子。每户都划有属于自己家的茶山范围，但也总有些人会为了挣钱在采摘日期前几天去各家山上摘大点的油茶子。
母亲是个守规矩的老实人，对于偷摘的事自然看不上，更不会去做。不过母亲能吃苦，每次一进茶山，摘完树底下的就会动作灵敏的爬到树上去摘，期间好几次差点从树上摔下来也没皱下眉头，一天下来腰酸脖子疼也从不叫苦叫累。
母亲重诺守信用，我一岁多时，母亲带我回娘家没钱买票，就向同村的一婶婶借了五百块钱。当时母亲和我还在娘家没回来，而借给母亲钱的那位婶婶又要生孩子了，母亲当机立断，在电话里让奶奶将母亲之前摘茶子榨的几桶茶油给卖了，然后急忙给人把钱送去。回家后，母亲又买了一堆营养品去看望那位婶婶。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我两三岁的时候，母亲和父亲为了能挣更多的钱，去到了福建闯荡生活。
那时的福建发展相对不少城市都要快，再加上当地工厂较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也大，自然是不少打工族的选择之一。
2002年初，母亲和父亲刚到福建的时候，人生地不熟，身上的钱也不多，只能和一堆人一起租住设施简陋但价钱不高的旅舍，然后每天四处跑的去找一些辛苦但工资低的事过活，再一边打听工厂类企业招工的信息。
后来母亲进了电子厂，父亲找了家油漆厂做事，厂里提供住宿和三餐，日子就这样安稳了下来。
待到他们存了些积蓄的时候，母亲和父亲就搬出厂里的宿舍，租了房子住在筒子楼里，地方不大，但离他们上班的地方不远，再买辆二手三轮车闲时收收废品。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生活也逐渐好转。
湖南人好赌也好面子，父亲也不例外。时不时和人打打小牌，说说大话，生活得有资有味。可奈不住让人一撺掇，赌得更大了，父亲输光了身上的钱还欠了债，但不好向母亲开口要钱，就偷偷把卡里的积蓄给拿了出来。
母亲有每个月都会记帐的习惯，她喜欢将一个月里的支出和收入整理的条条顺顺。不过无事时也不会查银行卡里的钱，所以发现这件事时已经是一个月后了。母亲当时很冷静，没有指责，也没有大哭大闹，只是问清了事情原委后，慢条斯理地劝父亲以后有事要跟她商量。
类似的事情后面也发生过几次，母亲每次都原谅了父亲的行为，还一边劝他不要借钱打牌，以免引来麻烦。直到父亲打牌欠债被人堵了那次，母亲彻底和父亲闹了一次。
母亲不是一个会吵架的人，读的书也不多，只能翻来覆去的把那些通俗的道理讲了个遍，最后红着眼晴让父亲以自己的身体为重。然后父亲服了软，再三保证才将母亲哄好。
母亲为人热情也热心，没啥坏心眼，在福建的时候，对于邻里坊间的能帮衬都会帮衬，所以租房四周的人对她都会有份善意，直到母亲离开福建的时候，他们也自发的买了些东西来送，有些到现在也还有联系。
母亲在福建呆了近十年的时间，刚开始吃不惯福州那儿清淡偏甜的菜，但工作忙没有时间自己做饭，就硬逼着自己嚼巴两口直接咽下去。说起工作，母亲刚进电子厂那会儿，不会说福建话，做活的时候不会的就自个慢慢琢磨。到后来活儿越做越熟，母亲也从什么都不会的小白成了厂里常被表扬的标兵。
母亲是在福建的第三年有了弟弟，临产前一个月才从厂里批了假回家呆产。2006年农历正月初八，母亲接生的时候，我站在窗外，亲眼看见她痛的死去活来，期间她还晕了好几次，脸色苍白如纸，额头大汗淋漓，却仍就咬牙在坚持。
其实母亲之前有选择剖腹产的机会，但不知她从哪儿听说顺产的孩子要比剖腹产的孩子更健康更聪明，就死活坚持要顺产。
弟弟出生后，母亲在家坐完月子就又火急火燎地带着他回了福建继续工作。母亲对于工作总有一种常人不能理解的认真和执着。后来我曾问母亲，她换过的那么多工作中最喜欢哪个？母亲当时摸摸我的头儿，眼神里有着一丝失落和坚定，说：“我喜欢当老师，但我最后还是没能成为老师，所以无所谓喜欢不喜欢，后面那些工作做了可能也就喜欢上了吧。”
2008年，世界经融危机，国内也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不少地方受到波及，福建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当时不少企业纷纷预被裁员，母亲所在的电子厂也是其中之一。厂内流言四起，工人们都心慌意乱地担心被裁掉的倒霉蛋会是自己，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工厂内乱糟糟的一团，只有少部分人还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不为所动。母亲也是那极少数人之一，不参与讨论不制造恐慌。最后工厂的上级领导出面，告知了工人们裁员的事情被终止，大家才知道虚惊一场。我问母亲，怕不怕自己失业？她告诉我说：“怕自然是怕的，但还没有发生的事，谁能说得准，如果真被裁员了，光担心、讨论能改变吗？还不如老老实实做自己的工作。”
母亲不常回家，在福建工作的那些日子，她和父亲除了过年会回来十几天左右，基本上都在福建，电话也是一个星期一次，所以那时我对他们的记忆并不深。
后来外婆病重，母亲来来回回了好几次，人也变得憔悴起来。最后外婆去世的那段日子里，母亲愈发沉默，连笑也没有一个。又过了没多久，外公也没有任何征兆的突然去世，更是给了母亲一个致命打击，母亲承包了葬礼期间的所有事，几乎事事都亲历亲为，那段时日母亲老是自言自语，神神叨叨叨的。
母亲出嫁的这些年，带着我和弟弟或者单独和父亲也回过娘家好几次。但几次对于十二年的时间是不够的，母亲因为自己对当初的事儿心里有些怨恨，再加上路途遥远，错过了不少与外公、外婆相处的时间，而觉得内疚、自责。
2011年，最后母亲以照顾我和弟弟为由留在了家，还就近在当地的鞋厂找了份贴胶的工作。不过那段时间，母亲大概是无法面对自己内心的伤痛，上着三班倒的工作，住在了厂里的员工宿舍里头。
母亲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来抚平自己内心的伤痛，在那家鞋厂呆了一年多，最后因为自己的身体撑不住才跳槽到它隔壁家的工厂。
母亲那段时间工作忙作息不规律，一日三餐也是匆匆忙忙，囫囵吞枣甚至有时连饭也吃不上，从而导致了胃痛胃胀各种毛病，严重时能把人疼得死去活来。最后母亲去医院一检查，才知是胃病。
母亲换了地方工作，自然在家的时间就多了起来。不过那时她话也不多，对我和弟弟的管教也颇为严厉。有时母亲会来检查我们的作业，刚开始她看不懂作业本上的那些内容，就看我们的字迹是否合格。后来母亲就自己慢慢的去了解我们学习的内容，企图更好的辅导我们的功课。
母亲在外公外婆去世后更加注重感情，和舅舅、姑妈们联系的也更勤了。2012年到2013年期间，小舅他们要重新盖房子，放弃之前山顶的旧板砖房，但手里头没有什么钱儿。母亲和父亲一商量，就将自己仅剩的一些存款大部分给了小舅他们盖房子，虽然他们那时的生活也不好。即使名义上是借，但事后直到小舅他们生活好起来父亲母亲也没提过钱的事。
母亲虽然脾性温和，但对人退让也是有尺度的。母亲在鞋厂里工作时，因为长相清秀，身体瘦小，看起来像任人宰割的小绵羊。那时总有一个身形高大的女人爱拿着三五个鞋底一边敲母亲的头，还一边面带不屑地当众指责母亲的鞋底贴得不好。对于这种三不五时的挑衅加刁难行为，母亲不爱计较就一直退让。大概是母亲的不搭不理给了她更大的底气，在某一天上班的时间，那个女人不仅拿鞋底敲母亲的头，还试图揪母亲的头发。那一刻，母亲不再退让，直接“凶狠”地扑向那个女人，和她扭打在一起。自此以后，那个女人不再敢刻意的找母亲的麻烦。
母亲胆小、不禁吓，是我偶然一次发现的。2014年，我刚上高中那会儿，班主任是个年纪和母亲差不多的，有着拉碴浓密的黑胡子的大叔。那天母亲一个人来学校看我，顺带给我送点吃的。课间我跟她提了一句“要买本大字典用”，谁知她竟真的去学校外的商店给我找了一本。她来给我送的时候，我正在上音乐课，看见她在门外露了露头，我急忙向上课的老师请了个假出来找她。但我却在门外没瞧见她，正着急，就见她从班主任办公室出来。母亲告诉我东西她放老师办公室了，我只好和她一块去办公室拿。当时班主任一看见我进来就问“你怎么出来了？不是在上课吗？”大概是当时班主任一脸严肃，再加上那一大碴胡子和洪亮的嗓门给母亲留下不小的阴影。我放月假回家时，母亲还心有余悸地跟我说：“你们班主任怎么那么凶，那天吓死我了。”
2014年上下，父亲失业从福建回来，只能找些零碎的活儿做，那段时间家里的生活再次跌到谷底。虽然母亲在鞋厂上班，工作稳定，可基本工资只有一千多，完全不足以支持家里庞大的生活开销以及我和弟弟的学费。母亲为了生活再次跳槽到之前的那家鞋厂，每天忙碌得几乎不见人影，胃病也发作了好几次。直到父亲去往零陵的稀土厂工作，保住了家里稳定的经济来源，母亲才再次为了身体更换工作。
母亲生活节俭，但向来是对于自己的。我上高中那段时间一个月回一次家，弟弟也是跟着奶奶一块吃饭的，所以母亲大部分时间是自己一个人吃饭。我不知道那时母亲只要我不在家的时候就基本不会上街买菜，在家吃饭不是自己家种的青菜就是一个月买一板鸡蛋过日。翻开家里的衣柜，可以发现母亲的衣服不多，大部分都是十几年前的旧衣服。母亲一年给自己买不上一件衣服，却从来不会少了我和弟弟的吃穿。每回问她，母亲也总是笑着说自己的衣服够多了，不用再买。
母亲身体一直不好，在鞋厂里高热高温的环境下贴胶压底久了，面部的皮肤时常通红。母亲有风湿和关节炎，一到冬天或者下雨的时候，后背就会一直发凉，怎么捂也不会热。医生曾说母亲不宜过度劳累，奶奶也曾劝过母亲把工作辞了，但母亲从未松过一回口，始终坚持自己工作。母亲说：“人这一生哪儿能一直靠别人，自己没有工作的话，说话都感觉挺不直腰杆，更何况你们还要上学！”
母亲有自己的想法和考量，但从不会将这些强加于我。2017年六七月份，高考结束那会儿，我考砸了，分数不高。周围不少人都选择了复读，母亲当时也有想要我复读的想法，可询问过我的意见后还是做罢了。后来，我填志愿选学校时，选的大部分都是离家很远的西北区域的学校，父亲死活不同意。还是母亲找我谈了谈，了解了我的想法后，劝服了父亲让我自己决定这些事儿。
母亲总是用坚强来掩饰自己的脆弱，父亲告诉我，我刚上高中那会儿，第一次一个月回一次家，临行前母亲嘴硬的没说一句话，可后来我去学校的第一天晚上，她却自己一个人在被窝里哭到了半夜。更别提后来我上大学，母亲表面上尊重我的想法，没表现出一丝离愁别绪，却在我走后的几天，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儿。
2018年4、5月份，母亲在公司体检，被查出子宫肌瘤，医生建议去医院复查鉴定肿瘤是否良性。那时我在外地上大学，母亲没有向我说过半句，每次视频时她也像个没事人一样说说笑笑。后面奶奶在电话里无意中透露了一句，我才知道这件事。
母亲始终不愿意去医院检查，可能是之前外公外婆都是因病去世的，给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电话里我给母亲重复来重复去的讲了不少，差点跟她急眼，她才同意去医院检查。再后来报告显示母亲的肌瘤是良性的，但由于是多发性的必须进行手术。母亲和我说过后，坚持要等我假期回来才肯再去医院。
母亲乐观、冷静，性子也倔。住院期间，我急得跟个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生怕出事儿，母亲却活蹦乱跳、每天乐此不疲地跟我说我小时候的糗事，逗我开心。后来母亲主治医生让她去做彩超等一系列检查，确定治疗方案。结果出来，主治医生坚持说肿瘤太小不肯给母亲进行手术切除。而母亲因为检查腹腔时仪器扫过子宫附近，医生说了句肿瘤挺大的，就跟主治医生争得面红耳赤。
最后，主治医生以她三十几年的经验担保还是没拗过母亲，只能开单子让她再检查一回。也幸而母亲倔强的坚持，才使得她的病情明朗，得以手术切除了肌瘤的危害。
母亲喜欢喝歌，不是那种流行音乐，而是电影《刘三姐》里那种对生活写实的山歌。可能因为母亲是广西人，对于这种事情的天赋也是与生俱来的。从一开始的一窍不通，再到后来感情流露的信手拈来，她只用了一个星期不到。母亲沉迷于唱山歌，闲暇时总爱这么做，她还特意和人一块建了个微信群，用以交流唱山歌的经验和感受。母亲说，她每次唱山歌时都能感觉到心态上的放松，好像自己都年轻了一样。
母亲的大半生没有什么过多的波澜起伏，对于社会，她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小人物；但对于我而言，她却是伟大的，是她给予了我温情，给了我奋斗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