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广告牌：来嚼一颗水果硬糖

今年的奥斯卡依旧在一片纷扰非议中落下帷幕，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工业“硅谷”，好莱坞游刃有余地游走于商业与意识形态之间，从去年爆冷夺魁的《月光男孩》开始，其乡愿的秉性便愈发彰显，在女权大行其道，Me Too 运动甚嚣尘上之时，一举将《伯德小姐》、《三块广告牌》、《华盛顿邮报》等女性题材影片送入提名榜单。综观今年的奥斯卡入围名单，同性恋议题、种族歧视、女权问题，甚至兼顾了黑人和拉美裔导演，在遭受了“太白”的批评之后，奥斯卡毫不意外地沦为讨好各方利益的政治大秀。

《三块广告牌》作为呼声最高的夺奖热门，受到众多影评人和影迷的青睐。有影迷评论道，“这是一部非常神奇的电影，你如果觉得它好，它真的是好到极点；你如果说它烂，它也真的仿佛一无是处。”作为一部叙事克制、情节推动平缓的反类型电影，它的高明之处，或者说，它的难点就在于对分寸的精准把握。

影片讲述的是一位母亲立起三块质疑警局不作为的广告牌，企图为惨遭奸杀的女儿讨回公道的故事。乍一听这种题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系列个人对抗体制的经典影史形象。故事主人公的遭遇极其容易拍成一部煽动情绪的民粹电影，而一旦在母题把握和分寸控制上稍有差池，影片就会趋于流俗，委身二流。可以说，选择表达这样的主题本身，就像在拆解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

为了避免叙事陷入老套的、情感泛滥的论调，编剧在人物塑造上可谓煞费苦心。伟光正的“母亲”形象被彻底置换为一个脾气暴躁，f**k不断，毛病等身的大老粗，这种设计巧妙地中和了故事的悲剧底色，使得影片显得十分观影友好，免去了观众自带纸巾、花脸脱妆的困扰。情节设置上也没有了观众预期的威权阻挠或阴谋破坏，这也使得故事中代表平民的母亲和代表政府的警局不再是紧张对立的二元关系。相反，对政府失望，甚至充满敌意的母亲一度对警察恶语相向，甚至纵火烧毁了警察局。作为被质疑不作为的主人公——威洛比局长，则被设定为身患癌症，行将就木，却勤勉敬业的公职人员。面对米尔德雷德的声讨和挑衅，他表现得极其宽容大度，甚至在死前帮她支付了后续的广告费用。人物设定一反受害者柔弱、无辜、单纯，执政者阴险、暴戾、虚伪的刻板形象，甚至让人觉得母亲“神经质”、“无理取闹”、“惹是生非”。这种不顺应预期的反向设定，避免了观众情绪的过度带入，割断了与母亲天然的共情视角，与故事中的主人公产生距离感。

当你要叙述一个注定是悲剧的故事时，煽情显得轻而易举，然而任何无视生存现实的煽情最终都会变成王小波口中“虚伪的崇高”。把故事中的恶无限放大，形成闭环，就成了无比压抑的《狗镇》；把个人的道义和勇气发挥到极致，就成了《聚焦》和《华盛顿邮报》（以下简称“邮报”）。在这里撇开一笔，谈谈今年入围的这部无比政治正确，却因此被认为无聊的《邮报》。《邮报》从题材到情节设置都像极了第8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聚焦》，当然，前者很好地迎合了如今如火如荼的女权运动，但以媒体作为“民粹”代表，抵抗威权政治，谱写古典浪漫主义英雄史诗已成老生常谈。我们期待主人公临危之际罔顾个人生死作出“关键抉择”，我们期待个人战胜体制正义复归圣坛，就像我们期待压哨三分球带来的快感一般，它是一剂万能伟哥，任何时候服用都会觉得爽，但也因为它的简单有效，永远无法真正提升你的力比多。事实上，往这台万能机器上套上任何主题滤镜都能成立：宗教、移民、女权、战争、种族......纵使梅姨、阿甘的演技再精湛，也只是完成了各自角色的功能设定，人物扁平化，主题没有丝毫旁逸斜出，贯通到底，给人的感觉更像是踩点上交了一份差强人意的作业。

由是反观《广告牌》，可以看出它的野心着实不小。它在不断的反套路中，把往往被高度浓缩成符号的戏剧元素重新放大还原到现实层面。人物、情节、关系建构都不再为了服务于主题而被赋予单一功能。每个人物都塑造得十分丰满立体，每一个人都承受不堪的过往或面临着生活困境的挑战，警局的低效也并非简单的“官僚主义”可轻易概括。正如厄普代克所说，“任何观点比起真实事物的质地都要粗糙些。”《广告牌》显然不满足于把问题简化为一套自洽的逻辑，为毫无出口的人生预设一个不存在的“兔子洞”。

在整个叙事中，有几个关键的节点可能将故事导向所谓的“戏剧高潮”，或者说是人性的深渊：当米尔德雷德竖起广告牌，指名道姓地声讨警局局长威洛比时；当迪克森警长报复广告公司老板时；当米尔德雷德火烧警局却差点烧死迪克森警长时。包括局长威洛比的遗孀与米尔德雷德的关系、米尔德雷德与前夫女友的关系、迪克森与米尔德雷德两人从紧张敌对到并肩作战等等。

我们会发现，推动整个故事发展的动力不是天然的戏剧关系或角色的逻辑势能，每个人物在面对冲突节点时都作出了与角色属性相悖的抉择，而这种抉择恰恰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造成这种“典型的非典型化”的正是“人性”。威洛比对米尔德雷德的声讨虽然觉得气愤，却出于“人之常情”，十分同情理解，甚至在临死前为她支付后续广告费；广告公司老板被警长迪克森打成重伤，却又在疗养期间巧合地与被烧伤的迪克森住在同一病房，出于“人之常情”，他选择搁置仇恨，为无法动弹的迪克森倒果汁；影片结尾米尔德雷德向迪克森警长坦白是自己纵火导致对方差点丧命，迪克森只是微微一笑：“除了你还有谁会去烧警察局。”

至此，我们发现，满嘴脏话怼天怼地誓要与警察干到底的母亲，讨厌黑人，拥有暴力倾向经常虐囚的迪克森以及拉杂粗鲁的配角们原来是要在这个十八线的偏僻小镇上演一出呼唤爱的剧目。局长、警长、受害者、商人......抛开这些社会身份，编剧把他们还原成了普通的“人”，把一颗苦涩至极的药丸变成了一颗水果硬糖，虽然坚硬难嚼，可一旦细细咀嚼，便能尝出其甘甜的内核。

影片结尾，警方终究没有抓到奸杀米尔德雷德女儿的凶手，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毕竟生活大多数时候总是让人失望的。要紧的，是迪克森告诉米尔德雷德不要放弃希望；是他们在打算动用私刑，处决另一起强奸案的凶手时，米尔德雷德问迪克森，“你确定我们要杀了他吗？”“不确定”。

当世界一次次面临失控的风险，当人生仿佛毫无出口没有希望时，是“人性”让一切重归秩序，不是法律、不是制度、不是文明世界所谓的道德或教养。影片中一再出现的一句台词是“仇恨只会酝酿仇恨。”既然如此，米尔德雷德为什么依然继续竖起那三块广告牌呢？

“为什么不呢？广告费都是他付的。”

当威洛比局长死后，那三块广告牌已然不再是请愿书，而是“人性的底线”。无论警方或是过路者，每一个看到广告牌的人都必须警醒自己，首先是人，其次才是警察，是商人，是医生，是老师，是社会人。

当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虽然影片中米尔德雷德勇敢地与社会的痼疾相抗，她自身却也携带着社会的痼疾。家暴的婚姻经历让她学会了以暴制暴，满口脏话的她同时也是一个失败的母亲，不擅处理亲子关系，对于反感的人和事，她本能地选择暴力抵抗：扎伤牙医的手，脚踢叛逆的学生，骂前夫的女友是骚货，一激愤就烧毁警局，差点闹出人命。可以说，米尔德里德的人物设定一点一点地消耗着我们对人物所预设的同情和耐心。然而别忘了，她的“作”是在行政失效，律法缺席的大前提下的唯一生存选择。

我们无法苛责单亲家庭孩子的暴力倾向，自然也便无法苛责制度缺失下的暴民行为，他们是时代症候，却并非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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