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与徐树铮关系的硬伤：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北洋大时代道德篇（四十二）：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有才无德，如家无主而奴用事矣。

民国四年，癸丑之役的硝烟早已散尽，北洋军阀算是坐稳了江山，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却遇到了一件棘手之事。此时筹安会已经成立，一直以“从龙之士”自居的杨度，征求东南半壁最大的实力派冯国璋的同意，然而“冯首鼠两端，袁密令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杀冯”。郑汝成看得透彻，自己这个上海镇守使，在“长江三督”面前不过是寄人篱下，于是“以电示冯”。冯国璋的反袁之意亦更加坚定，通电促袁退位不遗余力，以报暗杀之仇。这也与袁迫使“摄政王”载沣退位，以报罢斥之仇如出一辙，不过是“泄私人隐秘之憾”。冯国璋从袁项城那里偷学了不少手段，另一位老伙计段祺瑞却更倾向于“师袁”。

对于这位“北洋三杰”中名号最响的“北洋之虎”来说，段祺瑞较“貌宽厚而内多欲”的冯国璋格局亦更大，然而“过信徐树铮以自累，则无间仇友皆议其非”。段祺瑞与徐树铮的关系确实存在硬伤，那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徐树铮可以说是袁项城的粉丝，这位才华横溢的旧式策士，“学袁惟恐不肖”，不过“才望地位，本远逊于袁”，从而“画虎成狗”。因为徐树铮制造督军团，组建安福系，掌控庙堂声音，逼反吴佩孚引起直皖战争，皆使皖系军阀蒙上恶名，段祺瑞作为掌门人，自然首当其冲，但是徐树铮仍然“己树威风，众怒难犯，抵死不悟”。书生本色的徐树铮，忘了尽信书不如无书。

对于徐树铮来说，虽然满腹经纶，“究未脱正续经世文编之范围”。早年上书时任山东巡抚的袁项城，“侈言兵事，虎虎有生气”，其后被时任山东督练公所总办的段祺瑞收入麾下，并送其赴日留学。宣统三年，段祺瑞以第一镇北洋军统制督师湖北孝感，学毕归国的徐树铮充行营参谋，运筹帷幄，力荐段祺瑞领衔北洋军人通电“请愿”，“开段氏十年功名之基”，徐树铮也被“隆隆大用”。不过正如吴虬所言：“弗以军人以自囿，更从德行淬砺修养，如彼其专，未尝不可大有造于国家。”但是段祺瑞荣登阁臣之首，徐树铮也跟着水涨船高跻身北洋中枢，却不知辨别敌友，风头过盛四处树敌，“自恃得段信任，又复发纵指使”。

最终，段徐两人关系的硬伤，也在于徐树铮“以己意代段意，驱遣群藩，至所谓北洋袍泽侧目而视”。要知道徐树铮早年是连北洋军阀“老头子”袁项城都敢顶撞的硬茬儿，对于同样的硬茬吴佩孚也没有拎得清矛盾所在，误以为吴佩孚一人挟愤修怨，不料吴佩孚请出孙洪伊捉刀檄文直指徐树铮，“海内汹汹，皆集矢于徐”。结果直皖战争爆发，“段之英名，被毁其半矣”。在民国九年之前，段祺瑞的意志，多见于实际的庙堂决策，徐树铮可以“代表其泰半”，而欲知徐树铮之成败史，“观段之专纪，几可从略”，所以说两人之间的成就与羁绊，不过是蚍蜉岁月中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参考资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菜根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