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县有朋到欧美考察军制的时候，正值普法战争爆发。原先一直落后的普鲁士战胜法国，迫使法国割地赔款。俾斯麦和德国皇帝特意选择在法国的凡尔赛宫举行了德意志帝国的建国仪式。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军队组织方式，给山县有朋留下深刻印象。他认为，为了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就必须建立中央政府统管下的帝国军队。
1873年3月，在考察德国的军事制度的日本岩仓使节团，也被德国的重视军事教育所震惊，“国中之男子堪执兵器者，悉受兵卒之教练，至少服一年常备军役，全国接受军人之磨练。”在克虏伯公司，他们看到德国的军事工业的强大，致力于学习德国的军事经验。
之后，为培养军事人才，日本先后建立了陆军士官学校，后来又设立了海军兵学校。在军事装备上，政府重点扶持了军事工业，成立了东京和大阪两大炮兵工厂和筑地、横须贺两大海军工厂。采用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平炉，提高了炼钢的速度和质量。在引进英、德、法、荷等国先进武器的基础上，直接引进技术，使大炮的质量也得到了提高。到1880年代初，日本的兵工厂就能生产出自己制造的村田连发枪和各种口径的大炮。1875年，日本自己制造出第一艘大型军舰“清辉号”，不久立刻转向生产更渐进的铁骨铁甲舰。到1890年，海军已经拥有25艘军舰和10艘鱼雷艇，总计51000吨。
在英国的伯明翰和曼彻斯特，使节团看到是黑烟满天、到处都是工厂。大久保利通彻底觉悟到，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独立建国，富国强兵自不待言，而要富国强兵，务必要从殖产兴业上下手。
在岩仓使节团回国以后，殖产兴业就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大久保政权决定以西方为样板，依靠国家政权全力推进日本工业化的步伐，并且雷厉风行地加以实施。1874年5、6月，大久保正式向政府提出《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书》，在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建议书中，他这样写道：“大凡国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系于财产之多寡。物产之多寡，虽依赖于人民致力于工业与否，但寻其根源，又无不依赖于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力。”
内务省成立以后，先后创办了千住呢绒厂、广岛纺纱厂、爱知纺纱厂一些列近代化工厂。
内务省还在劝农和采用农业新技术方面做了大量实际的工作。政府开设了三田育种场、内藤新宿农业试验场，召开博览会、共进会，派出巡回教师普及先进农业技术，在19世纪70年代，各地豪农和地主自发组织起农谈会，开始普及良种和先进的农业技术。1881年，由政府出面，组织全国120位老农召开了全国农谈会，在当时的日本，船金传次平、中村直三、奈良专一这些老农，都是全国闻名的人物。此时日本的农业也得到一个“老农时代”的美称，日本政府依靠本国的老农，选育普及了米、麦、果树、蔬菜等优良品种。
当年耗费明治政府收入的２％的岩仓使节团，在之后的岁月里，将日本带上了快速发展之路。
1905年，日俄战争告一段落。日本的胜利，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成为了激荡中国近代社会立宪思潮的导火索。《大公报》在日俄战争结束后载文称：“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一时间，立宪似乎发展成为一股全国性的思潮。
天朝上下竟然天真地将立宪视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法宝。 1905年7月16日，爱新觉罗政府一纸令下，正式宣布派遣官员出访日本和欧美等国家，进行实地考察政治政体方面状况。
出国考察宪政最初计划兵分两路，一路由载泽、戴鸿慈和绍英等带领，考察俄、美、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家，另一部分由徐世昌和端方等率领去考察英、德、法、比利时等国家。 这个考察团的官员层次与规模，与1873年的日本岩仓使节团相仿，那么天朝官员是如何考察呢？
1905年9月24日，五位出洋考察宪政的大臣在亲友、大臣、社会各界人士的簇拥下，兴致勃勃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登车出发。
这时“忽闻轰炸之声发于前车，人声喧闹，不知所为”。 原来是革命党人吴樾趁着混乱当口，悄悄地上火车引爆自制的炸弹。五大臣中，绍英伤势较重，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而戴鸿慈和端方躲过一劫。
1905年12月7日，爱新觉罗政府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二人接替受伤未愈的载泽、绍英后，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活动再次启动。
这次出国考察，宪政为首要之目标，因此，每到一国，对于议院的参观和议会制度的考察必在计划之中，也引发五大臣许多思考。这些实行宪政的国家中，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为了国家利益做出的沟通以及君主和议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让五大臣们耳目一新。
在考察宪政之余，这些官员们也对日本和欧美社会的物质和文化事业产生浓厚兴趣。在这为时半年的国外行程中，他们分别参观了一些外国的社会部门和机构，既有政府机关、邮局、铸币局这样的行政管理和服务部门，又有基督教青年会、商会这类宗教和社会团体，还有像美术院、博物馆、学校等文教机构，比较广泛地近距离观察、了解日本和欧美社会的不同侧面。
不过对于宪政的思考，显然不是大臣们的优选。考察大臣们更愿意在德国剧院观看戏剧时，对于德国人编排戏剧发表感触，认为德国等国家非常注重戏剧对于民众的教化作用，因此“不惜投大资本、竭心思耳目”，遂联想到中国的戏剧改良在社会中遇到的重重阻力，不禁感慨道，“又安怪彼之日新而月异，而我乃瞠乎其后耶！”
当然考察宪政的大臣们对参观余暇的休闲更为偏爱：“每至都会繁盛之区，必有优游休息之地，稍得闲暇，即往游观，辄忘车马之劳，足益见闻之陋。”相形之下，中国这样的“数千年文明旧域，迄今乃不若人”，难免让这些大臣产生相形见绌之感。因此待他们回国后，便立刻奏请爱新觉罗政府“饬各省督抚量为兴办，亦先就省会繁盛处所，广开风气，则庶几民智日开，民生日遂，共优游于文囿艺林之下，而得化民成俗之方，其无形之治功，实非浅鲜”。
然而，谁也没想到是动物园成了他们的“民智日开”的杰作：北京新建的万牲园成为这次考察的标志之一，考察宪政的大臣们不惜重金从国外购买回一批动物，促成了中国最早的动物园的雏形。
据《大公报》载，从国外运抵天津塘沽的动物包括一头大象、两头狮子、三只老虎、两匹斑马、两头花豹、两头野牛、四只熊、一只羚羊、四只袋鼠、四只鸵鸟、六只仙鹤、八只鹿、十四只天鹅、三十八只猴等，林林总总装了五十九个笼子。可谓壮观。
1906年夏秋之际，经过近半年的海外考察，两批出洋大臣先后回到中国。因为出洋大臣考察太辛苦了，所以他们在梁启超和杨度等人在东京事先写好的有关实行宪政的文章的基础上，草拟了一份“考察宪政报告”，向爱新觉罗政府复命，正式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
自然，尽管“立宪”的呼声回响在神州大地，但最终还是“立宪”还是因为不符合中国国情而不了了之。
何谓一叶知秋，也许不言自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