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想给父亲写一篇文章，一篇纪念他的文章。
2003年6月19日，在那个非典型性肺炎肆虐中华大地的日子里，典型的肺癌夺走了父亲的生命，父亲生命旅程永远定格在65岁。当时，我在塞北某军校任教，塞北是非典的重灾区，为遏制非典势头，当地驻军原地封闭，禁止流动。因此，父亲去世前，我未能见他最后一面。
参加工作后，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把父母接到我身边住一阵，再陪他们去北京瞻仰一下天安门广场和毛主席纪念堂，这也是父亲这位老党员的一个心愿。可当我终于结婚成家，分了一套二居室的公寓，具备了接父母来住的条件时，父亲却走了，永远走了，没有留给我一个照顾他、孝敬他的机会。
子欲孝而亲不待，这大概是人生最大的遗憾吧，因为这种遗憾没有办法弥补!
大概是2008年6月，郑州晚报刊载了一名警察纪念父亲去世五周年的文章。巧合的是，文章的作者和我同名同姓，而且他的父亲也是在非典期间去世，他因为执行非典的隔离任务，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相同的姓名，相似的经历，突然给我一丝触动，给父亲写一篇纪念文章，或许可以略微弥补一下我内心的愧疚。之后，我几次提笔，但都因没有思路，加之工作繁忙，文字水平有限，终未成文。
前不久，有幸拜读了任正非先生写的《我的父亲母亲》，任总以娓娓道来的叙事方式，写出了伟大的父爱和母爱，文笔朴实，感人至深。
我想，有任总的文章作为范文，可以动笔了。
（二）
父亲一生坎坷，6岁丧父，坚强的奶奶终生未改嫁，艰难地拉扯着三个孩子生活。作为长子，父亲过早地品尝了生活的艰辛，挑起了养家的重担。
父亲8岁上学，13岁辍学回家下地干活，因为干活卖力、为人正直、能打会算，14岁就担任生产联队保管，16岁入党。24岁时，我们村成为独立的生产队，父亲担任了第一任生产队长，在这个位置上，父亲干了将近二十年。
在大集体时期，生产队长其实就是一个大家长，要带领全队劳动力下地干活、记工分，还要管全村柴米油盐等所有财物的分配，报酬仅仅是一年几百个工分。当生产队长是父亲的骄傲，讲起这段往事，他的情绪会有些激动，这是他一生最好的年华，他努力了、奋斗了、付出了，也收获了乡亲们的认可。
父亲当上生产队长之后，想了很多办法，提升队里的粮食产量，振兴集体经济。我们村耕地是“黄胶泥”土质，这种土质在干旱时板结成一块，硬度很大，难以耕作；下雨时非常泥泞，粘度很大，走上几步，脚上就会粘上一个大大的泥包，难以甩掉，非常不便。乡亲们世世代代被这种土质所累，吃了不少苦头。父亲上任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改善耕地的土质，他组织村民在冬季农闲时，翻越一个高高的山岗，到三公里外的小河里拉来河沙，撒到地里，改善土壤结构。几年的坚持，人力加畜力，终于使我们村二百多亩土地的土质得到很大改善，方便了村民耕作。乡亲们用一句朴实的话总结这种生产经验：“黄土遇见沙，就像小孩遇到妈！”“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在缺少化肥的年代，为了增加土地的肥力，父亲主动和大队的学校（胡刘学校，也是我的母校）协商，承包了学校厕所的大粪，条件是生产队负责学校厕所的维修，这一承包就是十多年，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持续到80年代改革开放分田到户。刚开始，乡亲们用传统的方法从学校挑粪，三里的乡间小道，开口的粪桶，挑到地里时，一桶粪溅洒得只剩下半桶，费时费力，效率很低。后来父亲组织队委会（一般由队长、会计、民兵排长三人组成）研究对策，发明了一种新方法，先从学校操场前面的小河里拉上沙土，堆放在操场旁边不碍事的地方，然后再浇上大粪，混合发酵。这样，液态的大粪变成了固态的土粪，不但方便运输，而且发酵后肥力增加，提高了产量，还因含有大量河沙改良了土壤，方便了耕作。
大约是在1965年，为了增加队里的集体经济收入，父亲决定引入经济作物，组织人骑车到100多公里外的湖北省拖回来麦冬苗（麦冬是一种中药材，四季长青，也是一些公园的观赏植物），经过两年试种，终于成功，从此，村里每年有了一笔额外的经济收入。到68年，父亲又发现临近的邓县种植烤烟能增加收入，就主动找了一个村庄合作，大胆引进烟苗，开始试种烤烟，引进了第二种经济作物。烤烟需要用煤，计划经济时代，买煤需要指标，父亲多次找大队、公社领导协调，终于协调到一些用煤指标，但是要到湖北老河口去拉，牛车，一来回要四五天。父亲引进烤烟，不但开启了我们村种植烤烟的历史，也开了内乡县种植烤烟的先河，直到今天，烤烟仍然是内乡县的一项重要的农业经济收入。
种植经济作物，增加了生产队的收入，队里有了钱，可以购买更多的先进生产设备，集体经济进入一种良性循环。1971年，我们村率先引进高压电，开启了用电的历史，邻近的很多村庄，直到80年代后期才用上电，晚了十多年。父亲还为村里购买了钢丝面机、电动磨面机（一种电动的石磨），周围十里八乡的人们都到我们村里磨面，既方便了乡亲们的生活，又增加了队里的收入，结束了乡亲们几千年来用人力畜力磨面的历史。后来，队里还陆续购置了更先进电动磨面机、打麦机（小麦的脱粒机）、“三便利”扩音设备；打了一眼机井，购置了离心式水泵，修建了水坝，使队里100多亩旱田变成了水浇地，结束了庄稼靠天收的历史。
提起“三便利”，我的印象很深，它由室外高音喇叭、室内机和天线构成，室外高音喇叭一般架在一颗高高的树上。这种机器有三种功能，一是当收音机可以收听广播节目；二是可以当扩音器用；三是从室内机可监听到室外村民的大声喊话，如谁家吵架了，谁妈喊他回去吃饭了，正因为这三种功能，外号叫“三便利”。当时的“三便利”一般只作为生产大队的办公设备，我们生产队由于经济实力强，也破格购买了一台。由于生产队没有专门的办公场所，所以这么个先进机器就安放在我家里，平时父亲用它通知村民上地干活、集中开会或是播放新闻。到了农闲季节，村里的业余剧团就聚到我家里，拉起二胡，唱起豫剧，通过高音喇叭，播放到全村，村民这时就会端着饭碗、或者拿着针线活，走到室外，三五成群地听起了免费的大戏；有时还能引得邻村的乡亲们也来旁听，这也是那个年代村民们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娱乐活动。
父亲很注重营造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好风气，这种风气一直保持和延续着。在我们村，无论谁家有盖房起屋、婚丧嫁娶的事情，不用主人去请，邻里都是主动去帮忙，不收任何报酬，主人家最多是管一顿饭。我记忆最深和参与最多的活动就是卸砖了。改革开放后，生活水平提高了，红砖取代土坯成为主要建筑材料。每当装满红砖的拖拉机进了村，无论早晚，司机只要按一下汽笛，周围的邻居都会放下手头的活计，放下手中的饭碗，三三两两过去帮忙，卸的卸，码的码，一车砖十多分钟就搞定了。这种淳朴互助的民风，邻村人既好奇又羡慕。
父亲任队长期间，队里的各项成绩在公社里总是数一数二，父亲也经常作为基层干部的先进典型在大队和公社作报告，村民的生活水平远远领先于周围村庄，被羡慕地称为“小香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邻村出现了饿死人的事件，但我们村一直能保证最基本的食物保障，没有出现饿坏和出门讨饭的现象。文革期间，村里一些长辈，因一些所谓的“历史问题”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甚至遭到批斗，父亲总是想尽办法化解矛盾，保护他们，使我们村在整个文革中没有出现过恶性事件。
父亲任生产队长期间，队里的生产上去了，但是他的身体却垮下了，30多岁时就得了肺结核，历经好几年才算勉强治好；一次，队里的钢丝面机坏了，父亲连续几天忙于修理，结果机器修好了，他却中风了，面部瘫痪，后来中风虽然治好，但是却留下后遗症，嘴角却一直有一点点斜。
父亲从保管、会计到队长，近三十年，一直管钱管物，但他一生清廉，公私分明，卸任时，我家仍然非常清贫，除了三间土房、三架木床、一张大方桌、一张小方桌、几把椅子、一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自行车之外，几乎没有其它像样的家具。
对于自己的队长工作经历，父亲曾对我们姐弟这样总结：想了、干了、拼了、值了。父亲任最基层的生产队长近二十年，成绩可圈可点，但最终职务没有一点提升。对此，父亲也给我说过一次:“我为人处事，刚有余，柔不足，若能刚柔相济，或许能更进一步，为乡亲们做更多的事。”
（三）
父亲的一生经历很多苦难，但他一直坚强、乐观！
父亲的童年，跟着寡母带着一弟一妹度日，吃了很多苦头，受了很多白眼。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童年的贫苦不但没有打垮父亲，反而造就了父亲坚强乐观的性格，他13岁便独立养家，14岁担任干部，16岁入党。在父亲眼里，没有过不去的坎。
为了早日治好肺结核，父亲想尽了各种办法。他经常到很远的小河里采集一种叫鱼腥草的草药，然后自己熬汤喝，效果居然比药店买的鱼腥草针剂还要好，还不用花钱；听说生吃蟾蜍有效，父亲没有犹豫，不顾蟾蜍浑身疙瘩，恐怖的长相，生吃了很多；肺结核病人需要长期打针，为了不麻烦村里的卫生员，父亲学会了给自己打针。很难想象，在家里没有镜子反照的情况下，父亲是怎么拿着注射器，朝着自己看不见的臀部扎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没有燃煤，柴火短缺。于是每年冬季农闲时，父亲都要组织一次去伏牛山深处打柴的活动。每次大概会有五六家参与，每家一个男人，一辆板车，带上被子、粮食和野炊用具，一个小型人力车队就出发了。从家到打柴的地方，单趟六七十公里，去时空车，需要走两天；打柴需要三天，每天约打15捆，一车要装四五十捆；回来重车，要走七八天，一来回共要十多天。进入马山口之后，就是盘山公路，遇到上坡，必须集中人力，五六人一起推一辆板车上去之后，再下来推另一辆。父亲说，上盘山公路，曲曲折折，走了一天，本以为走了很远，可到傍晚，站在高处往下一看，还能看到早上做饭留下的灶灰。高强度的劳动需要补充能量，但当时每顿只能喝一点野外煮出的稀汤寡水的玉米糁、吃一个玉米饼，嚼几片红薯干。寒冷的冬夜，每人一床棉被，露宿在板车下面，没有任何防护措施。那一段路，四年前我带全家去宝天曼旅游时驾车走过，当时路面已经硬化，铺上了沥青，但我仍然惊叹于那段盘山公路的惊险，不但坡陡弯急，而且很多路段是建在悬崖峭壁之上。六七十公里，虽然路面很平，但我驾车用了整整两个小时。我从军后参加过几次徒步拉练，大多是每人一个背包和一支枪，充足的营养，完善的保障，一天下来，就腰酸背痛；现在想想，父亲他们每人一辆沉重的板车，蜿蜒的盘山公路，低劣的伙食，寒冷的冬夜，是怎么熬过来的？
农闲时，父亲很爱下象棋，但又舍不得买。不过父亲很有办法，他找来一棵小树干，一把锯子，一把菜刀，手锯刀削，做出来三十多个棋子样的木块，用毛笔蘸上油漆，在上面写上“车、马、炮”等字样，晾干，就是棋子了；再找一个装化肥的蛇皮袋子，在上面画上棋盘，平时棋子就装在蛇皮袋子里。想下棋时，背上袋子，到约好的地方，把棋子往外一倒，蛇皮袋子往地上一摊，两人盘腿坐在地上，就开练了。受父亲的影响，我小时候经常背着那个全村独有的蛇皮袋子，到处找小伙伴下棋。父亲很爱动脑动手，大到架子车，小到我玩的弹弓，还有自动捉老鼠的笼子，都是自己动手制作，无师自通。因为要省钱，父亲做木工都是用家里的菜刀，不买斧子，为此不少受母亲的埋怨。
小时候，每次过中秋节，父亲都要买一斤月饼。那时计划经济，1斤月饼四个，8毛8，无论价钱还是馅的内容都是多年不变。中秋节的晚上，父亲总是把奶奶请到我家，五个孩子加上父母，一共8人，饼少人多，为了不让大家互相谦让，父亲把四个月饼从中间切开，刚好8块，每人半个，要求大家都必须吃下。软软的月饼，冰糖、花生、果仁馅，味道比窝窝头好多了，年幼的我不懂斯文，三两口就吃完了，然后看着父亲，一脸意犹未尽的样子。每逢这时，父亲虽然心里难过，但总是笑着对我说：“等将来日子好过了，每年都买很多月饼，一摞一摞，把桌子摆满，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我当时特信父亲的话，有时还会接上一句：“爹，我长大了，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挣好多好多钱，买好多好多月饼，让你们随便吃！”当时我傻傻的天真的样子经常把全家逗得大笑。
（四）
父亲一生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父亲自己上学时间不长，但学习成绩很好，读完高小后，又读了几个月初中，因自幼丧父，又是家中长子，只能放弃学业，下地种田养家。下学后，父亲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经常在煤油灯下读书，读完了四大名著和一些名人传记。
我们姐弟五人，依次是大姐、二姐、三姐、哥哥和我，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听多了父亲讲的名人励志故事，都很爱读书，学习成绩都比较好，当时村里学校的老教师大都教过我们姐弟，也都认识父亲，提起我们，经常会说，贵戌家的孩子学习都好呀。
父亲对我们姐弟非常严厉，小时候，我有点害怕父亲。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没有打过我，我做错事时，父亲总是一脸凝重，用严厉中带着期望的眼神看着我，看得我心里发慌。我害怕这种眼神。
小学四年级时，我把钢笔弄丢了。那时一支钢笔要八九毛钱，母亲攒十多个鸡蛋才能换来。没有钢笔是不行的，但由于害怕面对父亲，我憋了几天，终于做好了心理准备，给父亲坦白了。原本以为父亲要再用那种眼神看我，但意外的是，父亲听我说完之后，只是低头沉思片刻，什么也没有说，拔出他自己的钢笔递给我。那支钢笔跟随了父亲十多年，一直插在他上衣左上角的口袋里，他非常喜欢，我也很喜欢。接过的父亲的钢笔，我有些诧异，突然间觉得父亲不再可怕，继而有些激动，竟然跑到里屋找了一张纸，用那支钢笔写了一个决心书，大意是我从那天起要好好学习，报答父亲。写好后往父亲怀里一塞，扭头上学去了。纸条塞给父亲那一刻，我忍不住激动的心情，热泪盈眶。从那以后，我学习一下变得非常努力，接下来的期中考试，第一次考了全班第一名。从那后，在我家墙上，我的奖状越来越多。
90年秋，我到县城读高中，吃住都在学校，每学期要七八十块的学费，作为农村学生，除了自带小麦之外，每月还要十几块的生活费。当时三个姐姐都已出嫁，哥哥也外出学手艺，家里只剩下父母种庄稼度日，年过半百的父亲还经常生病吃药，我的学费和生活费便成了父母最大的负担。困难的家境未能阻挡父亲供我念书的决心，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娃，只要你能读进去，我就是扒房卖瓦、砸锅卖铁也要供你！”
为了按时给我准备学费和生活费，父亲费尽了周折，经常找乡亲们借钱周转，但无论怎么困难，从不让我知道。一次，为了不让我为难，把家里的1.8斤芝麻种子拿到街上，卖了几块钱，结果我按时拿到了生活费，父亲却为种芝麻犯了难。那些年，有一种红薯代号叫“553”，虽然产量不高，但含糖量高，吃着很甜，一次偶然机会父亲听说这种红薯在县城好卖，于是每年都种一些“553红薯”。到了冬春季节，父亲每月都要去县城一次，骑着自行车，拖着两筐红薯，三十里，上坡下坡，时骑时推，两个小时，才能到县城菜市场。每次一百多斤红薯，一毛钱一斤，能卖上十几元钱。卖完红薯，父亲来到学校，交给我一卷皱巴巴的零钱，就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
高二时，初冬的一天，寒流袭击，天气突然转冷，父亲担心我冷，第二天一大早就骑上自行车去县城为我送被子。那时，父亲正在承担村里派遣的修路任务，为了不耽误白天干活，起的特别早，结果在312国道遇到一辆大货车，黎明前的漆黑，大灯迎面一照，父亲什么也看不见了，一慌张连人带车倒在路边的小水沟里。当时天气已经很冷，父亲的棉衣被水浸湿，遇到寒风，结了冰，硬梆梆的。父亲没有顾及自己身上的寒冷，穿着结冰的棉衣又骑行七八公里到了我的学校，恰好学校旁边有一个烧粘土砖的窑厂，父亲蹲在窑门口，烤了很长时间，才算把棉衣烤干。上午第一节下课后，父亲把棉被给我，什么也没有说，就回去了。回去后父亲大病一场，高烧不止。为了让我安心读书，这一切都没有让我知道，直到寒假，我才从邻居口里听说。
刚上高中时，由于我精神状态没有调整好，学习压力太大，得了神经衰弱，经常头痛失眠，学习成绩也开始下降。这下可急坏了父亲，到处给我寻找药方，还想法给我增加营养。后来我发现每天喝一杯开水冲鸡蛋，不但能有效缓解头痛，还能增强气力。父亲知道后，二话没说，就定下规矩，不管家里再苦，要保证我每天一颗鸡蛋。从此后，母亲就想方设法搜集鸡蛋，父亲送到学校，每天一颗，算着我快要吃完后，赶紧再送过来。现在想吃鸡蛋，不是什么难事，但在当时的农村，保证每天一颗鸡蛋，却很不容易。从那时直到高中毕业，我的鸡蛋从未中断。
整个高中期间，父亲经常去学校看我，给我送鸡蛋、生活费、衣物和小麦，那段从家到县城的路，十五公里，好几个大坡，父亲走的次数比我还多。去的多了，老师和同学们便都认识了，每次父亲一到校园，总有热心的老师或同学到班里喊我：“海涛，你爹来了”。 每次从父亲手中接过钱、接过鸡蛋、接过衣服，看着父亲消瘦的身子，鬓角的白发，额头上的汗水，想着父亲的不易，我就有些激动，常常暗下决心，要好好学习，不能愧对父亲。可以说，父亲每来看我一次，就是对我的一次激励。
93年，我如愿考入军校，成为村里走出的第三位大学生。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下午，父亲让母亲炒了几个小菜，把邻居家的一位哥哥（村里的第二位大学生，正上大三在家过暑假）请到我家吃饭。当时，父亲因胃病已经戒酒多年，但那天特别高兴，破戒喝了几杯白酒，酒后的父亲打开话匣子，和我俩一直聊到深夜。
（五）
父亲的后半生，经常生病、吃药。
由于积劳成疾，肺结核、面部中风、胃溃疡、胃下垂等病魔不断地吞噬着父亲的健康。久病成医，父亲有病时，大多是自己开药方，经常让我上学时顺路买药，我清楚地记得几味治胃疼的药：四环素、胃蛋白、胃舒平、酵母片。父亲对自己的身体状态很清楚，很早就对我说：“别看我的胃经常疼，但没有啥大事，最后要我命的，还会是肺。”
父亲的预言很准。02年的暑假，我接到母亲的电话，说父亲的痰中带血。原来自02年年初，父亲就发现自己吐血了，但瞒着母亲，自己悄悄买些药吃了。接到电话，我预感不妙，马上带着爱人，从塞外赶回老家。赶到家时，哥哥姐姐已经带着父亲在县城的几家医院作了检查，但是说法不一，还没有定论。
为了确诊，我带着病历，陪着父亲到南阳市的几家大医院进行复诊。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陪父亲看病，上汽车的时候，望着父亲瘦瘦的背影，半白的头发，我突然觉得父亲老了，不禁一阵心酸，流出泪来，担心父亲看到，赶紧转过头去。后面的行程，上下车和上下楼时，我都赶上前去，搀着父亲胳膊，扶着他走，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搀扶父亲。那一天，父亲好像忘记了病情，显得很高兴，医生询问病情，他有些答非所问：“我没啥大病，就是肺炎，吃点药就好了，可是我这娃呀，他是军官，特别孝顺，非要带我来检查。”中午，一个南阳的好友请我吃饭，在一家中档饭店开了一个雅间，点了一桌好菜，父亲刚刚做过切片检查，没法享用，但心情还是很好，他说那是他第一次到大饭店吃饭，然后说自己的病不要紧，还夸我孝顺。
那一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父母含辛茹苦把我养大，育我成人，我从未说过一声感谢，我仅仅是陪父亲看了一次病，他却不停地夸我。父亲越夸，我心越酸，但又怕父亲看到，只能装出笑脸。
几天后，切片结果出来，肺癌中的鳞癌，恶性、晚期。对于久病成医的父亲，我们没有隐瞒，父亲得知病情后非常平静，什么也没有说。以前的农民，没有退休的说法，用父亲的话就是：小车不倒直是推！确诊后，父亲才被我们姐弟强制停止了田间劳作。
父亲的最后一年，是母亲和哥哥姐姐在家照顾的，为了方便治疗，大姐和哥都学会了打针，无论是肌肉注射，还是静脉注射。在晚期肺癌面前，什么治疗手段都显得有些苍白。03年6月12号，我接到哥哥电话，父亲觉得自己快不行了，想见我一面。当时，正值非典时期，我单位严禁人员流动，父亲知道后有些失落，但还是对哥哥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让他安心工作吧！”19日凌晨5点，又接到哥哥电话，父亲走了! 这一次，由于全国的非典疫情得到遏制，领导特批我回家料理父亲的后事。
葬礼的那天晚上，我跪在父亲的灵前，回想着往事，觉得亏欠父亲太多，此生再也无法偿还！那一夜，我在父亲灵前跪了三个多小时，期间很多亲友来拉我吃饭，都没有起来，直到最后，轮到我给父亲奠酒时，我两腿肌肉僵硬，已无法站起，被人搀了起来。
乡亲们大都参加了父亲的追悼会，听着我致父亲的悼词，回想着父亲带领全村人走过的那段艰苦岁月，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
父亲走了，没有一分存款，也没什么遗产，我从父亲的遗物中找到一枚印章作为纪念，一直带在身边。那枚印章刻于1977年3月31日，侧面还留着那个时代的特有印记：“苦战三年，建成大寨县”。
（六）
父亲生前，喜欢和我聊天；我也喜欢和父亲聊天。
上初中后，我逐渐喜欢上了和父亲聊天。参军后，见面机会少了，但是每次探亲休假，我都会抽出时间和父亲闲聊。随着我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聊天的内容也越来越宽泛，从我的工作生活琐事到国家大家，从历史名人到当代领袖。每次听到我的一些新观点时，父亲就会夸我进步了。父亲生前的最后一个春节，我趁寒假回家照顾父亲，呆了20天。没事的时候，把父亲扶到院子里坐着，晒着冬日暖暖的太阳，开始闲聊。那段时间，和父亲聊天最多，每次都很兴奋、很愉快。
父亲走后，我有些不适应，每当工作有了进步、变化之时，或是遇到挫折和烦恼之事，总想给父亲说说，又无法实现，这时就特想念父亲。一次哥们喝酒，酒过三巡，聊起了父母，我有些激动，不着边际地来了一句：“我真想给老爹打个电话，可是他那边没装电话，咋办？”几个哥们受我感染，就都倒满，又干了一杯。
写这篇文章时，我有意识地对比了我和父亲的人生经历，发现我身上有父亲的影子。回顾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虽然岗位平凡，但我总是全身心投入，主动开拓工作局面，从不敢有一丝怠慢。虽然毕业于指挥专业，但靠着一股钻劲，通过自学软件设计和作战仿真，成为单位的科研骨干。想当年，集中了三四个要好的兄弟，就向高端作战实验软件发出挑战，凭着“五加二，白加黑”的精神，只用一年半时间就研发成功并投入教学使用。当时一专业的软件公司花好几年都没有实现，公司的老总看了之后觉得不可思议，发出啧啧赞叹。这些经历，虽然时代不同，内容不同，但究其精神实质，不过是父亲当年吃苦耐劳、敢想敢干的性格在我身上得到传承罢了。父亲走后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物质遗产，但这应该是父亲留给我最好的精神遗产吧！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但我不管遇到什么困境，只要想起父亲，就会立即打起精神，直面人生。去年，我响应军改号召，退出现役，年逾不惑的我，本可以拍去身上的征尘，放慢节奏，品味生活的乐趣，但想起父亲的教诲，丝毫不敢懈怠，又踏上新的征程。
（七）
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一直认为，我和父亲交流很多，很懂父亲。但是真正动笔时，我才知道，除了记着父亲照顾我的一些琐事之外，对于父亲本人，尤其是父亲的前半生，我所知甚少，无法下笔。这时我才反思，虽然和父亲聊天很多，但大多是聊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很少聊父亲，父亲也很少提及他自己。
前一阵儿，九十六岁高龄的四奶奶与世长辞，我回了一趟老家，给尊敬的老人家送行。趁此机会，找家人和村中一些长辈聊了一些父亲的往事，特别是父亲任生产队长期间的一些事情，才算有一点思路，勉强可以动笔。
拙文一篇，了却我一桩心愿。
谨以此文，献给父亲！
老马识途2017年5月于郑州
作者简介：马海涛，1974年生，河南内乡人，网名老马识途。1993年入伍，历任排长、指导员、教员、作战实验室副主任等职。2016年退出现役，现任郑州胜龙防务高新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从事作战仿真、模拟训练、大数据等军事类软件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