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双抢，缅怀父亲

前些日子我在微信里读到朋友分享的一篇文章《再见吧，双抢》，让我回忆起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两年“双抢”经历。

1968年至1969年，正值“文革”中，我们一家随父母下放在十六团四营二十三连，属农业区。那年我14岁，休学在家。1967年我小学毕业，因父亲在文革运动中遭到残酷的政治迫害，被当时的造反派组织定性为叛徒走资派，学校也因此不让我升初中。父亲被管制劳动，在连队放牛，母亲在连队的食堂种菜，连队的6条耕牛归父亲饲养，父亲把牛栏打扫的很干净，牛养的特壮实。母亲勤劳，擅长种菜，一亩地的菜园一年四季长满绿油油得蔬菜，一个冬瓜大的有五十多斤。姐姐和两个哥哥下放农村，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在读书。我在连队从事农活，当时一个整劳动一天10分工，七角钱。我虽年纪小，因干活肯卖力，也跟当时女劳动力一样评定为8分工，一天能有5角6分钱的报酬。每年的双抢，时至7月，烈日炎炎，我们天没亮就要起床，天黑才收工，顶着烈日割稻，插秧，抢收抢种，真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最难忘的事是69年的双抢，当我收割最后一把稻时，不知是喜悦还是疲劳，我手中的镰刀口突然朝上，把自己左手的无名指连肉带指甲割开了两瓣，血流了一地，一个多月伤口才愈合，手指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痛，那时我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渴望上学读书。

到了1970年，得知原校长又回到学校工作，我与同样休学在家的同学潘晓园，拿着他父亲为我俩打的一份报告找到校领导钱校长，至今我还能清楚的记得报告中有这样两句话：“我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们要求回学校读书，接受再教育”，就这样我继续了初中到高中的学业，当我重新背上书包那一刻，父亲母亲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

记忆中的双抢让我特别缅怀父亲，我的父亲余本菊，老家安徽黄山太平樵山，樵山是一个美丽的山村、革命老区。盛产中国名茶太平猴魁和贡果香榧，家乡那几百年上千年一颗颗的枝繁叶茂果实累累的香榧树，仿佛在向后人讲述着祖祖辈辈的故事，父亲的童年少年和青年在这里度过，在樵山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皖南事变后，这里白色恐怖，父亲所在的地下党组织在我爷爷余平甫帮助下（爷爷当时是樵山村的甲长）掩护了100多名新四军战士从樵山安全转移，新四军历史档案中对这一段有详细记载，父亲是泾旌太中心县委委员，领导和参加了樵山保卫战，樵山保卫战打了整整83天，保卫了樵山革命根据地，如今一座高大的革命烈士纪念碑高高的矗立在樵山山顶，纪念碑上刻有英烈的名字，纪念83天樵山保卫战，青山埋忠骨，精神育后人。父亲从战火中走过来，身负重伤，属乙等一级残疾军人，解放后曾在泾县担任过县委书记，新中国建设初期，父亲带领一批农垦人，开垦荒山，种植茶园，建设一个新农场宣郎广农场，父亲1957年双手采茶的照片刊登在当年人民画报上，1959年父亲曾作为安徽省劳模参加国庆10周年观礼，登上天安门观礼，这是父亲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在人民大会堂里，父亲接过了周恩来总理签名、国务院颁发给农场先进单位奖状，这是国家给予的最高荣誉。父亲还多次参加了在海南召开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六十年代初期农场的种植业、养殖业已有很大的发展，茶叶出口，粮食自给，三年的自然灾害期间农场没饿死一人，为国家贡献大量的粮食。

1971年3月全家又随着父母下放在泾县太园乡桃园大队第六生产队，父亲经历了战争艰苦岁月，建国初期的艰辛创业，三年自然灾害的艰苦奋斗，身体状况一直很差，64年父亲患上了慢性肝炎，那个年代缺医少药，父亲一直带病坚持工作，对党的事业，革命工作尽职尽力，是一个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文革期间父亲遭受到批斗、游街，殴打、跪瓦渣，劳动管制、强迫写检查等一些非人的折磨、精神上的打击、政治上的迫害，终因积劳成疾，因患肝癌医治无效于1974年8月28日，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终年53岁。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遗产，只留下2句话，一句给母亲，带好八个孩子，今后生活眼睛往下看；一句给我们八个兄弟姐妹的，兄弟姐妹要团结，要互相帮助。父亲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家训、家风。父亲的挽联是这样写的，踏遍皖南群山忠心耿耿，尽心尽力干革命；响应党的号召能上能下，全心全意为人民。党和人民给了我父亲很高的评价，父亲的墓碑是当时泾县革命委员会立的。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44个年头了，但父亲崇高的品格和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

两年的“双抢”，人生中特殊的一段经历，锻炼了我的隐忍、坚强，88年7月至93年5月，我曾在泾县黄村乡政府担任过乡长助理工作，因有二年农村劳动的经历，有父亲崇高的革命精神为动力，让自己较好胜任这份工作，先后分管过乡镇企业，兼任过乡计划生育办主任，工作中有热情、能吃苦，为黄村乡经济建设和计划生育工作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苦难是会受益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