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鲁：中日争端之际重提东方图书馆遭日军焚毁之事件

东方图书馆原貌

中日争端之际重提东方图书馆遭日军焚毁之事件

周鲁

近年来，中日两国发生了钓鱼岛领土主权之争，我在关注此事的同时，对于有关中日关系的一些文化问题有了特别的留意。

上世纪日本侵华的种种罪行，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其中若以种族虐杀而言，则“南京大屠杀”为最严重之事件；若以文化破坏而言，则焚毁东方图书馆为最严重之事件。然而，国人对于前一事件有极大之关注，对后一事件之关注则远远不及前者。

张元济先生像

张元济先生为《东方图书馆概况》一书所撰之“缘起”云：

“光绪戊戌政变，余被谪南旋，侨寓沪渎，主南阳公学译书院，得识夏君粹方于商务印书馆，继以院费短绌，无可展布，即舍去。夏君招余入馆任编译，余与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夏君诺之。时归安陆氏百百宋楼藏书谋鬻于人，一日夏君以其钞目示余，且言欲市其书，资编译诸君考证，兼以植公司图书馆之基，余甚韪之，公司此时资金才数十万元，夏君慨然许以八万。事虽未成，亦可见其愿力之雄伟矣。自是会稽徐氏溶经铸史斋、长州蒋氏秦汉十印斋、太仓顾氏搜闻斋，藏书先后散出，余均收得。辟涵芬楼以藏之。未几宗室盛氏意园、丰顺丁氏持静斋、江阴缪氏艺风堂，藏书亦散，余又各得数十百种。虽未可谓集大成，而图书馆之规模略具矣。

十余年来，搜求未辍，每至京师，必捆载而归。估人持书叩门求售。苟未有者留之，即方志一门，已有二千一百余种，虽多遗缺，要为钜观。日本欧美名家撰述，暨岁出新书，积年数去，数亦非少。同人踵夏君之志，岁轮赢金若干，购地设馆。今且观成，命名东方图书馆。因检取中外典籍，堪供参考者，凡二十余万册，储之馆中，以供众览。今海内学者，方倡多设图书馆补助教育之说，沪上通商巨邑，天下行旅皆出其途，黄舍林立，四方学子负笈而至者，无虑千万其有需于图书馆者甚亟，是难权舆，未始不可为土壤细流之助，后之人追念艰难，益有以光大之，故人有知，庶几稍慰于九泉之下乎！”

王云五先生为《东方图书馆概况》一书所撰之序言云：

“同人近察国内文化进步之迟滞，远瞩世界潮流之日新，认为有增设公开图书馆之必要。以商务印书馆故有之涵芬楼，二十余年来经张君菊生肆志搜罗，所储书籍达数十万册，不当自秘，乃决议别建书楼，移此藏之，以原备编辑参考之书籍并供社会公众阅览，取名东方图书馆，聊示与西方并驾，发扬我国固有精神之意。”

何炳松先生《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一文云：

“当本馆于前清光绪三十年购地于上海闸北宝山路建筑新厂落成之日，本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即着手筹设图书馆，搜罗国内诸名家散出藏书，以供编译参考之用，此即名著中外之涵芬楼之滥觞。此后二十余年间搜求未辍，即方志一门已得二千余种。日本、欧洲名家撰述，暨岁出新书，积年藏弃，数亦非尠。本馆鉴于国内文化进步之迟滞，世界潮流之日新，认为有设立公开图书馆之必要，乃于民国十三年拨余利十三万余两在总厂对面宝山路西特建五层钢骨水泥大厦一座，移涵芬楼旧藏图书实之，名曰东方图书馆，同时聘王云五为馆长，总理馆务。此为东方图书馆由涵芬楼蜕化而出之情形也。

据本馆统计，至民国二十年终止，实藏普通中文书二十六万八千余册。外国文书东西文书合计八万余册，凡古今中外各科学术上必需参考书籍无不大致粗备。图表照片五千余种，……

本馆所藏善本书，可分旧四部各书，方志及中外杂志报章三大类，尤足珍贵。……以上四部各版本书合计总数得三七四五种，都三五零八三册。……

本馆善本室除藏有上述涵芬楼旧四部各书外，并藏有全国各省府厅州县志整套，较国内任何图书馆所藏为备。……以上凡二十二省，得方志二六四一种，二五六八二册；中有元本二种，明本一百三十九种。此中除省志齐全外，全国府厅州县志应有二零八一种，本馆已收一七五三种，实以达全部之百分之八十四。收罗赅备，蔚成巨观，国内殆无伦匹。

此外，本馆并藏有西洋古籍多卷，中外杂志报章亦极完备。……以上普通善本各书除图表照片外，总数已达四六三零八三册之多。就吾人所知，吾国各公众图书馆藏书之富，在当时殆以东方图书馆为首。”

按：上引三文之作者，张元济先生时任商务印书馆之董事长，王云五先生时任商务印书馆之总经理兼东方图书馆之馆长，何炳松先生时任商务印书馆之编译所所长兼东方图书馆之副馆长。由三位先生之所述，今人可略知东方图书馆创办者之用心与馆藏图书之概况。今人也应当知道，在西历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总厂与东方图书馆先后被日军焚毁，这是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一起严重暴行。当时记录这一事件的主要文献，一为商务印书馆善后办事处所编印的《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毁记》，一为何炳松先生所撰的《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另外，在西历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三”事变当中，上海的公私藏书再一次遭受厄运。

东方图书馆被毁图

何炳松先生《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一文又云：

“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晚十一时后，日本陆战队突然侵犯闸北，我十九路军为自卫计起而力抗。日军志不得逞，遂于二十九日晨四时二十分开始用飞机多架由黄浦江中航空母舰上起飞，向闸北空际盘旋示威。至十时许接连向本馆总厂掷下炸弹六枚。第一弹中印刷部，第二弹中栈房，当即爆裂发火。救火车因在战区无法施救，只得任其延烧。火起后日机复继续掷弹，于是全厂皆火，浓烟弥漫天空。……是日下午三时许全厂尽毁，唯火势至五时许犹未全熄。

不意本馆总厂被毁后之四日，复有东方图书馆及编译所被焚之事。……

当本馆总厂被毁之日，东方图书馆及编译所即已有有人传言因火焰冲过马路，亦遭殃及。殆二月八日晨八时许东方图书馆及编译所又复起火。顿时火势燎原，纸灰飞扬。直至傍晚，此巍峨璀璨之五层大厦方焚毁一空。东方图书馆三十年来继续搜罗所得之巨量中外图书，极大部分之旧四部各善本书，积累多年之全部中外杂志报章，全套各省府厅州县志，以及编译所所藏各项参考书籍及文稿，至是尽化为劫灰。”

郑振铎先生《〈劫中得书记〉序》一文云：

“‘一•二八’淞沪之役，失书数十箱，皆近人著作。‘八•一三’大战爆发，则储于东区之书，胥付一炬，所藏去其半。于时，日听隆隆炮声，地震山崩，心肺为裂。机枪拍拍，若燃爆竹万万串于空瓮中，无瞬息停。午夜伫立小庭，辄睹光鞭掠空而过，炸裂声随即轰发，震耳为聋。昼时，天空营营若巨蝇者，盘旋顶上，此去彼来。每一弹下掷，窗户尽簌簌摇撼，移时方已。对语声为所喑哑不相闻。东北角终日夜火光熊熊。烬余焦纸，遍天空飞舞若墨蝶。数十百片随风堕庭前，拾之，犹微温，隐隐有字迹。此皆先民之文献也。余所藏竟亦同此蝶化矣。然处此凄厉之修罗场，直不知人间何世，亦未省何时更将有何变故突生。”

张人凤先生（张元济先生之孙）《“一•二八”事变中的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一文云：

“那一天，上海刮东北风，纸灰飘到张元济先生的家中，他在悲愤中对夫人说：‘工厂机器设备都可重修，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收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是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这也可算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五十多万册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它仍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可避免这场浩劫。’一批跟着张先生做古籍整理、校勘工作的年轻编辑，到张家慰问，张元济见到他们，大家抱头痛哭。”

按：由上引何炳松、郑振铎与张人凤三位先生之言，今人可知日本侵略者对于中国文化事业之巨大破坏与当时国人对于书籍被毁之极度痛心。

谭嗣同先生《仁学》一书云：

“万国公法，两国开战之时，于学堂、学会、书院、藏书楼、博物院、天文台、医院等，皆视同局外，为炮弹枪子所不至，且应妥为保护。”

梅光迪先生《斥伪教育》一文云：

“今则列国环峙，为多数个别文化与对等文化时代。故国家竞争，兼含有文化竞争，灭其国家者，必灭其文化。此乃近代式最残暴之天经地义，来自欧西，吾东方人未之前闻者也。倭日近数十年，受欧化洗礼，非但忘其中国文化本源，不甘为中国文化之附庸，且似负东亚与世界文化使命自诩。其矜浮顽悍，尤甚于欧战前之德皇威廉与其左右武人也。”

按：由上引谭嗣同与梅光迪二位先生之言，今人可知日本侵略者在行为上的毫无顾忌与用心上的极度险恶。据传，当时日军将领盐泽幸一曾有狂言：“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我虽然未找到这段话的原始出处，但由侵华日军之所为，必可知梅光迪先生所言之不虚。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一书载张元济先生之言云：

“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份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

郑振铎先生《〈劫中得书记〉序》一文又云：

“……然私念大劫之后，文献凌替，我辈苟不留意访求，将必有越俎代谋者。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因复稍稍过市。……于戊寅夏秋之交，余实亦得隽品不鲜。……综计不下三十种。于奇穷极窘中有此收获，亦殊自喜。然其间艰苦，绝非纨袴子弟、达官富贾辈，斤斤于全书完阙，及版本整洁与否者，所能梦见。及今追维，如嚼橄榄，犹有余味。每于静夜展书快读，每书几若皆能自诉其被收得之故事者，盖足偿苦辛有余焉。今岁合肥李氏书，沈氏粹芬阁书散出。余限于力，仅得《元人诗集》（潘是仁刊本），《古诗类苑》，《经济类编》，《午梦堂集》，《农政全书》与万历板《皇明英烈传》等二十余种。初，有明会通馆活字本诸臣奏议者，由传新书店售予平贾，得九百金。而平贾载之北去，得利几三数倍。以是南来者益众，日搜括市上。遇好书，必攫以去。诸肆宿藏，为之一空。沪滨好书而有力者，若潘明训、谢光甫诸氏皆于今岁相继下世。余好书者也，而无力。有力者皆不知好书。以是精刊善本日以北。辗转流海外。诚今古图书一大厄也。 每一念及，寸心如焚。祸等秦火，惨过沦散。安得好事且有力者出而挽救劫运于万一乎？昔黄黎洲保护藏书于兵火之中，道虽穷而书则富。叶林宗遇乱，藏书尽失。后居虞山，益购书，倍多于前。今时非彼时，而将来建国之业必倍需文献之供应。故余不自量，遇书必救，大类愚公移山，且将举鼎绝膑。而夏秋之际，处境日艰。同于屈子孤吟，众醉独醒。且类曾参杀人，三人成虎。忧谗畏讥，不可终日。心烦意乱，孤愤莫诉。计惟洁身而退，咬菜根，读《离骚》耳。……至冬初，所得凡八九百种。而余金亦尽。不遑顾及今后之生计何若也。……夫保存国家征献，民族文化，其苦辛固未足埒攻坚陷阵，舍生卫国之男儿，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诚亦艰苦备尝矣。惟得之维艰，乃好之益切。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

按：上引张元济、郑振铎二位先生之自述，极具代表性之意义，今人由此可知，侵华日军虽然焚烧掠夺了大量的中国典籍，但并未能摧毁中国人保存民族文化的坚强意志。张元济、王云五与何炳松等多位出版界同仁，与郑振铎这样的一批学者兼藏书家们，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依然在竭力维护着中国的文化事业，保存着中国的图书典籍。在张元济先生看来，保存古书的目的在于“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在郑振铎先生看来，“史在他邦，文归海外”，是“百世莫涤”的“奇耻大辱”；精刊善本的流失，实为“今古图书一大厄也”，故“每一念及，寸心如焚”。同时在郑振铎先生看来，前线将士是在保卫领土，而他自己是在保存文化，同样是在为国家民族效劳。

在张元济、王云五、何炳松与郑振铎诸位先生竭力保存民族文化的同时，嗜利的贾人们在向海外贩卖着中国的珍稀旧籍，激进的文人们在谩骂着民族的传统文化，由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从原始的蒙昧状态开始文明演进的历程，其中必有诸多不能令今人称意者，然若因此而毁坏流失一切物质形态之古代典籍，或推翻打倒所有观念形态之传统学术，则一个民族必然要回到最野蛮的状态重新开始演进，同时很可能在精神和身体上遭受其他民族的奴役。如果明白了这一浅显的道理，今天的人们就更能认识到日本侵略者的用心险恶与激进派文人的思想幼稚，当然，也更能体会到张元济、王云五、何炳松与郑振铎四位先生在当年的所思所为。

《孟子•离娄章句上》云：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按：孟子之言，虽发于二千余年之前，依然值得今人深思。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有着长时间和大规模的文化侵略，其中包括了文化掠夺、文化殖民与文化破坏，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侵华日军焚毁上海东方图书馆，仅仅是其中的一起事件。然而，很多国人对于中华民族固有之文化，则是“自侮”、“自毁”与“自伐”。自激进派文人打倒“旧文化”，鼓吹“新文化”以来，国人自毁之古代典籍，恐不少于异族侵略者之焚烧掠夺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所谓“文人学士”们，对观念形态中国学术之破坏，恐远远超过了异族侵略者之所为，此正如柳诒徵先生《与青年论读史》一文所云：“昔日私塾学僮，矢口能道者，今之大学硕师，曾未熟读，妄言噫说，以今人之浅见，测往圣之胸襟，虽曰无伤日月，然实贻误后生。”就旧籍之保护而言，今日各大公共机构在这方面的费用，比之各级官员腐败之巨款，恐不及九牛之一毛。何民族文化之厄运，一至于此哉？若张、王、何、郑四先生知之，必痛哭于地下矣！

我在《中日争端之际读沟口雄三所著中国思想史著作有感》和《中日争端之际读钱穆抗战回忆有感》两文当中，曾经反复地强调了思想文化上“知己知彼”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我们在现代国际格局下立国的一个基础。要做到思想文化上的“知己”，作为物质形态的古代典籍之保存，与作为观念形态的传统学术之传承，都是必不可少的。我在中日争端之际重提西历一九三二年上海东方图书馆遭侵华日军焚毁之事件，其用意就在于强调这一观点。

西历二〇一四年七月作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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