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首发了一本有意思的电子书《四夷居中国》，就是指四方夷狄都居住在中国。作者是上海博物馆馆员张经纬老师。这本书在学术界的小圈子里，火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这本书切入中国历史的角度很奇特。它是从地理环境入手，把整个东亚大陆也就是中国，从史前史到文明史，也就是没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和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打通来叙述，来看这片土地上人类文明发展的脉络，构思很宏大啊。这本书读下来，有很多意外的收获。
过去我们通常以为，贸易是化解战争的一剂良药。明朝的时候，因为拒绝和北方的蒙古贸易，结果双方战火不断。因为北方游牧民族的生产系统特别脆弱，如果南方农耕民族不跟他们贸易，他们的基本粮食安全很难保证。一旦天灾来临，他们除了南下去抢，就没有别的活路了。
到了明朝的隆庆年间，在内阁大臣高拱、张居正等人的筹划下，明朝重开和蒙古的贸易，结果就结束了将近二百年的敌对状态。从此，双方就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了。道理很简单，如果能通过贸易获取生存物资，谁愿意打仗呢？战争成本太高了。
不过，这次读《四夷居中国》这本书，却看到一个相反的逻辑。贸易可能带来战争。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例子就是满清的崛起。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满清的前身是女真人，在明朝前期的时候，女真人基本谈不上什么成型的社会组织，生产也很落后，在蒙古人的压力下，甚至还要寻求中原王朝的庇护。可到了努尔哈赤的时候，他们怎么就突然凝聚成那么一大股摧枯拉朽的力量呢？
女真人的生产形态很复杂，既有渔猎，也有放牧，还有农耕。这种丰富性可不是什么好事，这说明他们的生活资源的来源，既很短缺，又不稳定。任何一种单一的生产方式都养活不了自己。为啥？中国东北，气候非常寒冷嘛，自然环境太严酷了。
明朝初年的时候，朝廷还真有向女真人推广农业技术的想法。但是后来发现不行，在东北，只要把握不好种植粮食的时机，很容易出现粮食欠收的问题。所以这个尝试就失败了。
那怎么办呢？家门口有这么一帮经济不稳定的人，也是个隐患啊。明成祖朱棣说这么的吧，开通贸易吧，你们不擅长种粮食，就干点能干的事，然后咱们互通有无，经济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这就是贸易思路。
于是1406年，就在现在的辽宁抚顺一带，设立了“开原马市”。名字叫马市，但是交易的可不仅是马，还有就是女真人的各种土特产。比如人参、木耳、兽皮等东西。明朝人给女真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就是“粮米盐酱”，除此之外呢，还能获得明朝比较先进的工具，比如什么铁锅，铁犁等。
你看，挺好吧？明朝在这个交换中，既获得了用来享受的奢侈品，还将自己多余的粮食、盐交换到关外。另外还一石二鸟，顺手解决了关外地区的稳定问题。但是万没想到，这个措施，也在几百年后给明朝自己埋下了毁灭的祸根。
首先是经济问题。马市一旦建立，女真人就真不从事农业了。与其累死累活种那点儿没保障的庄稼，还不如自己去采点蘑菇，弄点貂皮，和明朝人换粮食划算。这之后呢，女真人就偏离了农耕的轨道，专注于捕猎和采集，经济结构越来越畸形。
而另一个问题，就是马市的建立，也影响了女真人的政治结构。
女真的各个部落最开始，是在分散地居住在现在中国的东三省，甚至更北的地方。明朝人在辽宁抚顺设置了马市，用奢侈品换日用品的收益更高，分散的女真人，都集中居住到了马市贸易路线的周围，逐利而居，而不是原来的逐水草而居了，很正常嘛。
那你想，那么多不同的部落聚在一起，肯定会因为贸易而发生冲突啊，要不就是你今天卖得便宜了扰乱了市场，要不就是你又抢走了谁的客户，反正就是互相不服气，冲突不断激化，各个参加贸易的部落都在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互相攻伐。这就是武装的起点。
做生意做出了乱子，而且就发生在家门口，明朝政府也不能袖手旁观啊。怎么办？他们选择了一个最经济，当时看起来也是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扶持代理人，专门找女真人中那些忠顺的地方酋长，授予他们一定的权力，让这些酋长自己出兵来代替明朝管理女真部落。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一个比较听话的女真部落酋长，有了明朝朝廷的授权和扶持，军事力量强大了，那肯定能掌握整个女真民族在马市交易上的主动权。这样子一来，女真人的军事和经济权力，都集中到了少数酋长身上。当时女真部落，就出了一位非常有统治力的酋长，叫做王台，他手下有一员大将，叫做觉昌安，这个觉昌安的孙子你肯定熟悉，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
到这儿为止，炸弹已经做好了。就差一根引信了。明朝末期，这根引信来了，那就是“小冰期”。
我们都知道，明末农民起义就是因为小冰期导致的气候异常和旱灾，造成的粮食欠收，当时的旱灾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呢？李自成在1629年起义，而他的老家陕西，在1622年到1629年，八年大旱，没有下过一场雨，整个延安府甚至到了“人相食”的程度了。
关内没有粮食，关外的女真人能好到哪里去？气候肯定更恶劣啊。还记得我们之前说的么？因为马市的建立，女真人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得十分畸形，丧失了农业耕种，自给自足的能力，之前依靠贸易交换来获取粮食，现在关内也没有粮食了，毕竟人参又不能当饭吃。怎么办？去关内抢。
在1644年，当李自成带领饥肠辘辘的农民军抵达京师城外时，关外饥肠辘辘，同时又武装到牙齿的女真人也不约而同地到达了山海关。之后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
还有更深一层的逻辑值得注意。农耕民族的生产剩余是相对稳定的，一年能生存、能出售的粮食就那么多。但是贸易的增长曲线通常是快速的。女真人一旦发现卖人参、貂皮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那整个东北都会接到这个市场信号，大量的物资都在向马市集中。
而一旦卖不出去，人参这东西又不能保存，积压之后就是腐烂，损失就大了啊。1608年，努尔哈赤就干了一件事，叫“挟参索值”，就是拿着卖不出去的人参，带着5000人马来抚顺武装要钱。不给钱就要打仗，这也是女真和明朝武装对峙的开始。
所以你看，农耕经济和贸易经济并不是天然的好伙伴。这两种经济形态之间的平衡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贸易不仅带来和平，贸易也可能引发战争。历史互动的机理，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啊。这就是读《四夷居中国》这本书的妙趣所在。
阿里巴巴判断一起投资成功与否，主要不是看财务上的回报，而是在战略上与阿里主营业务产生什么样的协同，看阿里和被投资企业之间是否产生了“1+1>2”的化学反应。所以阿里巴巴的对外投资都是以战略投资来主导。谢鹰介绍，在阿里的对外投资中，一种是项目比较前瞻，这部分和业务部门不是强相关，可能项目还没有对口的业务部门，这类项目的决策以战略投资部为主。还有一种是更偏业务方向，就是典型的战略投资。决定是否投资一个项目的决策依据最重要的就是看“这家公司和阿里业务的结合点，双方能够给彼此提供什么、最后能达到什么样的共同目标。”
相比阿里，另外一个巨头腾讯的投资策略更加偏重于财务投资。谢鹰认为，这种不同源于两家公司的业务本质不同。在他看来，“腾讯是一家流量公司，它依靠流量就可以生存。所以对腾讯来说，并没有那么介意前端的业务本质是什么，它在意的是怎么去实现流量价值的最大化。”而阿里的本质是“做生意”，“做生意”是要有上下游、有产业链，所以阿里需要做更多的融合和协同。而“大家同时都有很多家要合作，人忙不多来，协同也很难，所以才要深入地合作，（用战略投资）选择更合适的伙伴去做一件事。”另外，从投资理念上看，谢鹰认为，腾讯的第一考虑是财务指标，对于腾讯的投资来说，内部讨论的第一个方向就是财务价值。但是，阿里的第一个问题永远是“业务状态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