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摄影爱好者，端起相机，刚刚没多久，看看吧，这就出大片儿了（见上图），真是了不起。
那雄浑的山脉，湛蓝的天空，茫茫的草地，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一步一步地走向读者。
与作者视域和情感的交融，作为一名看客，老铁真是挺享受的！
在都市里，特别是在北京的雾霾天里，眼前有这样的景致出现，真是奢侈，哪怕只是一张图片，也让人整个眼前特别透亮！
约二十年前，当作者还是派出所所长的时候，我就与他相识，那个机缘还挺特别，是因为我企业所注册经营地址的管片儿的警长等人太不像话了，老是为自己和亲戚的需求，到企业来拿、卡、要。好多日子了，几乎每隔个十天、半个月就来一趟，酷似收保护费的一帮恶棍。
那是刚到到企业当头头儿几个月，新官上任三把火，实在是难忍，于是，就直接到派出所去找领导说理。
同事们对于我的举动，都很担心、怵得慌，纷纷劝我算了吧。因为之前的几任都特别怕警察，每当出现类似问题，比如被这些所谓牛人欺负了，一般就都忍气吞声了事。听说他们有一次告了状之后，反倒让人糟蹋得更不爽。所以员工们也就都被传染了似的，也就都认了命，心里虽然恨恨的，把这些家伙们描述成为穿着警服的“匪帮”，但对他们的不大不小的恶行，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噤若寒蝉。
本人是警官阵营里出来的，我有自己切身体验，觉得正经八百的警方人士都是敢担当的爷们儿，绝不会染指这些蝇营狗苟的名堂。而且，我也不认可“匪帮”的称谓，说到底，我更不想逆来顺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一边儿找人协调，一边儿索性直接到派出所去反映情况。
接待我的，正好是他。
那天，人家所长在值班室里，友善地接待了我，倒水沏茶，和颜悦色地让我说说怎么回事。记得刚刚听到我有根有据的事情之来龙去脉时，他有点儿惊讶，却并没有太动声色，耐心地听完，把警官名字和事情时间、地点等细节一一记载在一个黑皮本子上，然后，用眼睛看着我，温和地劝慰了我几句，答应我，再了核实解一下具体细节，日后一定给我一个满意答复，并嘱咐我不要太着急上火，让我先走了。
那天中午，走出了派出所大门的一霎那，预感到自己为这事还得来几趟，不由得暗自叫苦，原因是我认为他太年轻，也就三十、四十岁的样子，长个一张娃娃脸，说话低声细语、笑眯眯的，不像是一个狠角色——那种能够有足够的威力镇住他的恶劣的部下的老大。
所以，这事结局如何，也真是不好说！不过，后来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有误。
接下来的时光，好像把这个事儿和这个人一块儿给忘了，因为那个特别麻烦的家伙再也没有来企业捣乱，所以我渐渐地就撂下了。
日后，我第二次跟他打交道，是找他解决内部的一件棘手的事。这后一件事的情节，至今都清清楚楚地记忆在我脑海里。
公司外派在京南的一个下属公司的经理，在自己的摊位，公开参与聚众赌博，被派出所当场拘走了。犯事的员工在没收手机之前，把电话打过来了，请求我这个老总帮助。其实他的日常表现不太像个可靠的人，当时我正在考虑撤换他。身边人有的听说这件事并知道我与派出所熟悉，于是就建议我想办法疏通一下，以便法外开恩释放这个人。
我对赌博，尤其是大额度的赌博，深恶痛绝，认为这是祸害家庭和给自己带来巨大不利影响的坏事，当时内心里非但不愿意找关系放人，甚至觉得还应该借力发力，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教训和制止这个丑恶现象滋生。
但是，中国的事情，人情大于天。
纵然知情人并不多，但几乎所有知情人都希望我出手“营救”。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有时很奇怪，冷血的是他们，热起来的也很快！
情不得已，最终我还是给这位领导打了个电话。
电话那一端，人家耐心地听着我的主诉，然后解答我了的几个具体问题和要求，说此案已经上交了，人刚刚送走了，不在派出所里，现在关在区分局的拘留所里了。
这个事，没有得到期望中的结果，那个犯事的经理，结果还是被拘留了几天，而后才被释放出来。估计他和他的酒肉牌局朋友们直到今天还在记恨这个事，认为我不帮忙！其原因也是同一桩，觉得我很讨厌打牌大出大进的赌钱，按逻辑我就不可能做任何营救努力。
这种猪八戒照镜子的事确实让我很不爽，但直到今天我回忆起来这个事，主要是后悔我真的不该打那个电话，那个为恶人坏事刻意辩护游说的感觉太龌龊，有点儿像吃了一只苍蝇，别提多么恶心！
时间的印记中，好像与他交往中，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么两件事。
一晃就过去了将近二十年，听说他后来调任临近区升了官儿，做上了总队长。后来又听说他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做起了平头老百姓。再后来，就听说他退休之后背起了相机，成为了一名“摄友”。
我在摄影函授学院的投票评优活动中，看到了他的参赛大作《时间的印记》（如前图），我真是有所感慨，并且立即想起了我们俩交往的事。
时间，到底留下印记了没有？
我觉得有！
师大铁陀写于2019.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