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幼韵，1905年出生于富豪家庭，大家庭温馨和谐且富有文化氛围，从小喜爱学习，聪慧过人。她是复旦大学最早一批的女学生，在求学中遇见了自己的第一位丈夫杨光泩。婚后不久便随行外交官丈夫出国，过着幸福的生活。
但是战乱是那个时代的标志，它总会毁掉幸福的生活。1942年，日军占领马尼拉，当时杨光泩任职的地方。日本方要求杨先生制定一个向华侨筹巨款的计划被拒绝，杨先生“被消失”。外交官们的消失让太太们日子变得艰难，她们矛盾升级争吵不断，而严夫人变成她们的调和官。她的女儿说“母亲是个润滑剂，大家都爱她。”
3年后严幼韵带着女儿们辗转到纽约，不久出任联合国礼宾官，干得出色漂亮，成为一名杰出的女外交官。抚育女儿们成长，看着她们组建家庭，晚年与顾维钧结伴。
经历了百年风雨的严幼韵思维依然清晰，精神奕奕，常年穿高跟鞋、用香水是她对生活的要求。如今四世同堂依然健在的严幼韵养身秘诀就是保持乐观的心态。
有次去医院回家出车祸，把她的牙撞坏，她说：“这还算幸运啦，只是把呀撞坏而已，并没有发生更糟糕的事故。”
到了2003年，被诊断出患有大肠癌。手术结束5天就回家该干嘛干嘛去。她觉得过去就过去了，从不为过去的事介怀。
纽约时报报导，她长寿的秘诀是“保持一颗愉快的赤子之心，不运动、不吃药、不为往事感伤。”
说来惭愧，也是在2009年郑念去世时才知道这么一位有故事又独立的人存在，而惊讶又念念不忘的是她的眼睛，漂亮的容颜历经风雨，眼袋幽沉负载着往事，唯有那双眼睛仍然明亮敏锐、犀利、坚定。
郑念1915年出生于北京，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职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有丈夫有女儿，家庭幸福。然而文革的来临，一切都变了样。
由于在英国留学和长期供职外商公司的经历被控为英国的间谍而入狱，六年被单独监禁，受到轮番审讯、拷打，精神上更是为不知消息的女儿担心而饱受折磨。这样的她，依然与别人过的不一样。
初入监狱的她即使从没见过如此简陋肮脏的房子，也耐心地一点点收拾着，使环境变得干净，自己也住得舒服点。墙上的蜘蛛是她唯一的伙伴，她提醒自己要一直保持乐观。在身体状况变得糟糕难以支撑时，担心自己因为神志不清而让造反派有机可乘还自己编了一套运动操，活动全身，每天2次。还通过背诵唐诗让自己头脑清晰。
为了让她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行，她收到严酷的审讯拷打。但她绝不承认任何强加给自己的罪行，讲道理、摆事实，勇于为自己辩护。即使被释放后，她仍坚持要求监禁方宣布自己无罪，同时在报纸上道歉、宣布平反。
当被允许离开时她选择去美国生活并迅速适应了国外的生活。尽管，“……当落日渐渐西沉，一种惆怅有若失及阵阵乡愁会袭上心头”，但她仍“次日清晨准时起床，乐观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赐给我的新一天”。
2009年，郑念病逝于美国，享年九十四岁，她把高贵融进了骨子，贯穿一生。
有幸算得上跟杨先生同为校友，多希望有朝一日能拜访一次先生。5月25日凌晨，杨绛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这纯洁的、看不见的灵魂离开了人世，就到那看不见的、神圣的、不朽的、有智慧的世界上去了。”那个怀念着“我们仨”的，“走到人生边上”的老人，今天，她“回家了”。整个新闻、微信圈，只要有文字的地方都在报道和悼念先生的去世。
杨先生的简评大家看见许多，了然于心。我们沉醉和佩服的是大家闺秀能迅速投入婚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让钱钟书静心专注写作，包容他的孩子气。
文革被绞了头发，便连夜编织一副“阴阳头”。文革中杨绛被安排扫厕所，钱钟书扫大院。他们每天不是劳动改造，就是写检查，一切正常的业务活动均被取消。先生认为，“收拾厕所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其一，可以躲避红卫兵的“造反”；其二，可以销毁“会生麻烦的字纸”；其三，可以“享到向所未识的自由”，摆脱“多礼”的习惯，看见不喜欢的人“干脆呆着脸理都不理”。他们仨，也算是文革后难得齐整的家人团聚。
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
丈夫去世后，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整理丈夫七万余页的笔记，自己也翻译外文，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笔宝贵的价值。她的文字平淡、从容而又意味无穷，被世人喜爱。
中国最后一位能被称得上“先生”的人走了，她曾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美貌是天生的，心境是后天的修养。美貌会凋零，内心美才会增添和保持价值。严幼韵、郑念、杨绛先生，还有许多那些民国时代的美人们，她们接受文化教育，接收新知识新理念，受到战争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虽然艰辛难以描述，但是她们用她们的乐观、平静的心态坚持下去，活得美丽而高贵，受到世人的推崇和尊敬。她们的精神理念也将传承下去。
毕淑敏说，不希图来世的天堂，只期待今生今世此时此刻，朝着愉悦和幸福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