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似乎挺简单，可事实上干扰人们向王道授权以形成王权的因素不是一般的多。文明是对社会群体力量的有效控制，要实现这种控制就必须有统一的权力授权机制，否则社会根本就没有控制人群所需要的基本力量。权力授权机制通常是以行政管制和立法的方式建立的，偶尔会出现依靠军事力量强制控制人群的社会组织模式，不过由于后者的管理成本太高、处于强制措施下的人们缺乏劳动积极性，其控制下的社会往往入不敷出，生产不能抵偿消耗，他们要么在一定时间内转变社会管理方式，要么崩溃、灭亡。影响授权的因素也就是影响社会对人群的控制力度的因素，既然咱现在讨论的是社会群体的控制论，那么就有必要简单考察一下这些能干扰控制力度的相关因素。
这些因素大多是发自个体性欲望的难以克服的因素，前面说过，人的个体性天生不能相融，说白了，就是“仨鸡崽俩豆”的情况，也就是一份食物我吃了你就只能饿着了的情况。也许你会说这些都是物资匮乏造成的情形，只要有充足的物资供应就不会出现类似难题了，我们当然知道这个道理，但土地有限、资源有限、劳动力有限、生产力有限、出产的物资更有限，可人口却是能不断增多趋向无限的，再说贪婪是每人都有的本能，即便暂时不需要的物资也会尽量去占有，毕竟到了饥饿时有一口吃的和没一口吃的对个人来说是万分要紧的事情。基于安全考虑的贪心如果还有情可原的话，对一些便利品或是权力、地位、美色的贪恋就更无止境了。以我们当时社会的平均供给能力，集中供给皇室一家多数时候（刚经历过战乱摧残时例外）还没太大问题，再供养一批官僚财主就非常紧张了，要想充分满足所有人的物资需求根本是天方夜谭。
当物资缺乏度普遍很高的时候，人们会本能地追寻那些能给予他们稀缺物资供应的人，也就是追求财富，哪里有财富就向哪儿走，怎样能得到财富就怎样做，等于是对财富授权。财富的符号或者通用代表物就是金钱，对财富授权就是对金钱授权，就是把自己力量的支配权的一部分或全部交给财富、金钱，就是自愿让财富或金钱影响自己的意志和行为。然而无论财富或金钱，它们本身都是死物，根本不具备主动影响人的意志的性能，它们不是主体，也没有承接授权的能力。事实上，只有人支配钱的可能，没有钱支配人的道理，除非在那些金钱的背后，有人借金钱为线索，把自己的意志像操作提线木偶一样贯彻到追求财富的人身上，利用金钱和财富为中介，窃取人们的授权。人们表面上是为钱做事，实际上却是在为金钱背后的权力意志的主体做事，与王权的托管机制不同的是，王权是主体对主体的直接授权，双方都是主动的，相互间以各自的德行获取对方的信任，以王道为中介，以和平为目的，授权方可以根据自己的境况和被授权方的表现判断出自己的授权是否所托非人，而以金钱为中介的授权活动中，由于有金钱的阻隔，授权方只能盲目地跟随金钱的指挥棒动作，只要钱发到手，他们就不需要对实际上的掌权人有更多的信任了，同样不必关心对方的目的是什么。况且，一个人一般会很容易判断出自己的生活是处在和平状态中呢，还是处在战乱或饥荒中，但他恐怕很难准确判断出自己对金钱的追求是使自己更富足了呢，还是更匮乏了。和平和战乱的区别很明显，但富足和匮乏的相对性就比较大了，有时还需要和周围人的境况进行横向比较才能看得出来，而且如果朝廷对战乱的制止缺乏力度，使得战乱的规模越来越大，甚至完全失控，那么授权者就没理由继续授权也不可能继续授权了，可是就算对金钱的追求使授权者更加贫困了，他也只能继续加大授权的力度，更加拼命地去追求财富、金钱，因为这是他的本能行为，不是反思后的理智选择，也不是信任他人的结果。
别误会，俺上面说的财富和金钱背后的意志主体可不是指资本家，而是封建地主、财主和囤积贩卖者，虽然他们和资本家的经营方式及盈利原理基本一样，但资本家受到的市场、法律和政府方面的约束要大得多了。资本家可以看作是社会财富的托管者，他们受到国家法律和市场竞争机制的约束、受到政府和司法部门的监管，基本算是国家的独立管家。你们也经常听到有些资本家会说他们只是社会财富的代管者，搞慈善捐赠是他们的义务和责任，假如他们说的都是真心话，并且也确实全力付诸于行动了的话，那么他们在某个极其有限的方面已经接近王道了。仅仅只是接近，因为王道要求所有文明人意志的完全统一，象征着个体性的完全排除（即传说中的天下大同），而资本家的财富运营及市场竞争模式显然永远无法达到王道的至高要求，资本的运行本身必须以个体性的普遍存在为前提——自私、逐利。所以，资本主义的所谓“原罪”难以洗脱，贸易争端、投机经营、经济危机、债务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许所有的一切都不能阻止他们的进步，就像野生环境下动物们无休止的搏斗并没有让生命从天地间消失一样，个体性是自然的创造，它绝不会导向一个没有现象呈现的毁灭式的结局，自然就是现象和现实的一切，它只会不断创造出更多、更丰富的现象和现实。听起来很有前途是吧？俺再来告诉你，那些更多、更丰富的现象和现实中，不只有美好、善良、诞生以及享受，还会有丑陋、邪恶、死亡以及各种痛苦的折磨，别忘了自然是非人格的，它创造个体就像人制造玩具，它永远不会在意个体的喜怒哀乐、生死存亡，好在它也不会强行制订任何规矩，而是把一切都交给道之精神裁夺。我们虽然不讲究什么“原罪”，但我们知道，所有对个体性的依赖，最终都会导致彻底失控（也就是丧失文明）的结果，无论技术手段上的进步有多么巨大，失去文明庇护的个体即使拥有神仙般的力量，也无法在充斥着争斗的野蛮世界里独善其身。
虽然拿不出什么可靠的证据，但王道思想的残余威力也许多少影响到了你们的先辈革命者们，对资本主义前景的疑虑或许多少对他们选择马列主义道路有一定的助力。依我们的经验，向金钱和财富授权的结果，往往会使百姓沦落到被奴役或被变相奴役的悲惨境地。
与你们现代社会的市场环境不同，我们那时的生活一般都很简单，没有什么太多的便利品可用于相互交易，除了一些手工制品和粗陋的生产工具，就只剩下猎捕到的兽皮、肉类，还有一些麻、丝、柴草等土地产品了。由于没有工业化的生产技术和规模，只靠前述那些小的商品交易的话，根本就赚不到什么利润，在当时可供交易的大宗商品通常就只有当季产出的粮食和私人耕地了，大批的马匹等牲畜很少集中批量交易，除非是战时国家采购。粮食和土地，按理来说可以当作普通的交易品自行买卖，可这两样东西在那个时代却都是关乎性命的资源。
假设，一片土地上有甲乙两户人家，两家人平分了这片土地的可耕作部分，甲家会烧陶罐、乙家会打铁铲，作为邻居他们也经常交易彼此的手工产品。某一年，甲家由于疾病、意外等原因造成种地劳力不足，家里田地荒芜、粮食减产严重，手工生产的陶罐的售卖根本不够填补需要购买粮食的开销，眼看要揭不开锅的甲家人只好以自己的部分耕地作为代价向乙家人购买一些粮食。无论买粮支付的土地是抵押还是出售，甲家的土地都少了一部分，如果是抵押，一旦甲家第二年不能赎回土地，或者继续因流年不利而需要向乙家购粮，乙家便可以逐步兼并甲家的土地，直到成为当地地主。就算不是完全因运气不好，正常情况下，只要有一家由于婚丧嫁娶、多年幼孩子或懒惰而导致粮食不够吃，需大量购买口粮的时候，除非有殷实的积蓄，否则就只能用自家土地向邻近有余粮的人家赊借、购买，时间长了，便造成地主对耕地和粮食的垄断。
上面说的还只是正常的土地兼并过程，再加上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阴谋诡计、巧取豪夺，一旦地主通过粮食和土地的交易垄断了地方上的耕地资源及粮食供应，原本的务农百姓便只能作为佃户为地主种田了。离开家乡去开辟新的耕地本来也是一条出路，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的大部分时间和地方，这条路其实是不存在的。适宜居住的地方可耕地的开垦率往往已经非常高，限于耕作技术和地形、气候条件的限制，很多地方的荒地根本没有开垦的价值，背井离乡走到天涯海角可能都找不到一块落脚之地，只要还能活得下去，大多数都不会主动选择永远流浪，鉴于流浪人员缺乏德行方面的有效约束，朝廷也反对百姓外出流浪。
仅仅作为佃农一般不会有太大问题，尽管生活会相对清苦一点，但由于有需要向地主交租的压力，反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种田的积极性，提升粮食产量。真正的问题出现在地主的权力欲膨胀和对生活享受的不满足上。本来地主对雇农、佃户是没有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的。生杀予夺皆属朝廷掌握，除了皇帝和得到朝廷任命的官员或是像父母兄长这类直系血亲、长辈以及老师等肩负特殊责任的教职人员之外，普通人只能自卫，不能对他人的行为有任何的强行干预；除皇帝和有权执行死刑的特定衙门以外，任何企图置他人于死地的行为也都是为王法所不容的犯罪，理论上是必然要受到王权的制裁的。可是，当地主们垄断粮食供应以后，他们可以通过囤积、抬价等手段人为地制造饥饿，加大粮食的稀缺程度，利用人们本能中在饥饿时对食物的自发追求，吸引力度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的授权，而他们就躲在幕后操纵人们的生活和劳动，令人们只能按照他的要求活动，甚至买通地方官僚阻止王权的正常行使，直到组建起自己的武装力量，以暴力胁迫的方式成为一方的独裁君主。
用囤积居奇的方法抬高自己手中粮食价值的投机性做法是每个地主都能想到的利己手段，通常一开始不会做得太过分，否则官僚机制会提前对其进行打击，只有当地主聚集了足够多的财富，稳据一方资源，或是彻底买通了地方官僚、势力在局部形成气候的时候，才会放任穷人们饿死也不管，用私人武装打击反抗势力，以饥饿和死亡胁迫百姓服从于他们并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去对抗王权。这是赤裸裸的奴役，在这种环境下的个人很难有机会反抗，因为粮食作为生存必需的财富，就像一根无形的锁链缠绕在脖子上，人们只能根据地主的吩咐做事，然后从地主那里得到一点难以果腹的口粮。奴役下的人们生活没有希望，就会失去劳动的积极性，导致土地的出产量下降，变得不够维持地主本人的享受及其用来维护自己权力利益的武装部队的开销，出路只有一条：向周边地区掠夺资源。
显然，这是一条通向战乱的不归路，咱再来仔细看一下这条由个人对财富的贪婪铺成的堕落之路上，是否可能存在着某种光明的出口。首先，在交易中获取利润是第一步，如果不追求利润的话，所有的交易价值都是完全相等的也就不会出现财富的聚集和垄断了，但是在交易中取得对自己有利的收益是人的本能倾向，用你们的话说这是人的自私的本性，是无可厚非的，也是无法禁止的，我们那时能够取得丰厚利润的交易就只有土地和粮食的交易。第二步，囤货待涨，这是自然而然的，既然允许获利，就没理由不允许尽可能多地获利，而我们当时的交通条件非常差，没法利用地域差获利，粮食运输的成本也非常高，唯一的办法只能靠囤积来扩大利润空间。可粮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与你们熟悉的工业便利品不同，缺少工业产品的生活会相对麻烦很多，缺少粮食的生活则根本无法继续了，所以政治方面的官僚朝政集团是不会允许有人故意囤粮的，那会造成百姓的不满或者使百姓不再遵守法度，而是为了得到自己买不起的口粮去劫掠抢夺，但那跟地主们没什么关系，地主囤的都是自己的粮食，并且由自己豢养的家丁们看守，饥民一般是抢不到的。然而朝廷不会看着地方饥民出现暴乱却还有人在囤粮待价，国库充实的时候朝廷也许会按市价向地主购买粮食，可这只会令卖了好价钱的地主们用到手的银两兼并更多的土地、囤积更多的粮食，所以即便是买，朝廷也得想办法把付出的代价从地主手里收回来，否则早晚有一天国库会被抽空的，那时恐怕就只能用武力向地主借粮了。地主们当然也不是傻子，他们会通过包括行贿在内的种种手段来防止自己手中的利润被朝廷漂没，并用转移支付的方式加倍压榨穷苦百姓，同时把责任全部推到朝廷头上，诱导百姓们的不满和对抗情绪，以此削弱朝廷的威信，为最终与朝廷的公开对抗打下基础。
可见至少在我们那时的社会环境下，政治和商业的矛盾不可调和，虽然在封建后期随着大运河的建成和国家经济重心向水运条件便利的江南方向转移，国内贸易逐渐繁盛了起来，但在没有工业化生产的情况下，商贸的基础支撑点只能落在农业和粮食生产上，土地依然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粮食依然是最核心的盈利商品、制造饥饿依然是最能获取利润的商业手段、商人依然是国家政局稳定的头号威胁。说起来商人似乎对政治权力没什么兴趣，可是对财富的追求本身就是一种对自我意志的实现，意志即是权力，对财富的追求就是对权力的追求，尤其是当财富变成调动他人行动的中介物的时候，那财富便是不折不扣的权力的象征。只是在我们看来，这种权力的行使注定了是对王权的削弱、对王道的背离，财富的权力只能导向奴役和战乱。穷苦的百姓都不会喜欢战争或因战争而获利，尽管他们可能也不会害怕战争——如果战争已经无法让在王道失落的世界里生活的他们失去更多的话。但地主富商们却有可能害怕战争又喜欢战争，他们害怕战争使他们的财富面临着被掠夺和毁坏的危险，可他们又期待着战争造成的物资和人员损失会让他们得到高价售卖稀缺商品的机会或兼并一些受战争波及暂时无人耕作的土地。对利润的贪婪激起个体意志无限制地膨胀之后，他人皆是可有可无的物品，区别只在于能否为自己所用，还是会成为自己达到目的的障碍。能为自己所用的则奴役之，成为障碍的则借战乱清除之。
奴役的定义是“向他人贯彻自己的意志”，战乱就是“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群体贯彻他们的意志”，战争则是“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贯彻其意志”，无论贯彻意志的方式是直接的暴力胁迫还是变相的利益牵制，凡是以带有个体性和局限性特征的意志为中心寻求对另一个体或群体进行控制的行为都是奴役，都是非王道、非文明的社会组织方式。王道的存在基础是“统一的整体意志”，可以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可以有地位和身份等级的差别，但所有人在理论上必须能够为整体意志负责，而不是仅仅为个体自身负责，否则社会就不可能是为全力谋求和平而存在的，也就不是完全的文明社会。
早在西周初期我们就已经有了专门从事买卖的职业，商业活动于我们而言并不陌生，虽然我们没有发展出复杂的经济学理论，对商贸的本质我们还是有所了解的。我们知道商品交易在社会生活中的必要性及其对社会生产起到的促进作用，也清楚不加管束地任其发展可能导致怎样的恶劣后果，鉴于其跟王道政治理念的格格不入，我们将之列为九种主要社会职业的最后一位，也就是“九流之末”。除了有意在社会层面上压低商业的地位，在德行上也给从商者以更多的负面评价，还规定王权对商业活动的节制是理所应当的——其实这倒不是针对商业，王权是国家整体的权力意志，代表着社会的最大权力，其他如家族、师承、宗教等一切权力皆在王权管辖之下，以王权为大，大权优先行使。历朝历代“重农抑商”的政策几乎成了常态，这也是迫不得已，仅一官僚专制就常常令百姓苦不堪言了，若是地方土豪再和官僚们勾结起来欺压百姓的话，王权根本就无法行使了。理想中，王权的主体是百姓，也就是民权，集权之后成为皇权，即皇权等于王权等于民权，国家由此而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