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然 | 未去书会
“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主权-民族国家”是本书的高频关键词，让笔者觉得，理解“主权-民族国家”体系的发展，可能是理解今天世界政治格局的一个重要脉络。所以正好借着分享《发现东亚》的机会，捋一捋这些概念。
笔者从小就被教育：“中国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会自然地将今天的中国概念投射到历史中去，觉得过去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没什么差别，顶多是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和领土不同罢了。可事实是，“主权-民族国家”体系的出现大约只能追溯到300多年前，说五千年前就有“中国”，可能比较牵强。正如宋念申书中所说：
如果明朝的时候，你走在街上随便拉一个路人问：“你是哪国人？”，得到的回答很可能并非“我是中国人”，而是“我是大明国人！”
在“主权/民族国家”体系中，“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其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主权国家”出现得比“民族国家”稍早一些，公认前者的成型事件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的签订。这是欧洲中世纪宗教战争的一个重要节点。《条约》主要明确了王权从教权中独立出来，成为不可再分的的“主权”（Sovereignty），主权的实体之一就是领土，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欧洲各国这才“发明”了今天意义上的“国界”（Border）。
那在此之前就没有“国家”，也没有“国界”吗？——有，也没有！
在建立主权国家之前，中世纪欧洲实践着封建制下的帝国体系。与刻板印象有些不同，帝国并非完全是侵略式的军国主义，也不是列强的海外掠夺和殖民，其本质更像是围绕一个核心权力展开的“邦联”体制（邦联[confederation]与联邦[federation]相区别：欧盟是邦联，美国是联邦）：各个权力单位独立、自治，但都表示“臣服”或“效忠”核心权力，并据此产生一些平等或不平等的利益交换。因此，对于中世纪欧洲来说，国界是一个模糊且动态的概念，国王嫁个女儿、娶个儿媳，动辄就送一大片土地当嫁妆或彩礼，国界是随时变化的，在这个时期，地域性要强于国家性，也没有太多民族性可言。西方帝国制度的最典型代表就是军国主义的“罗马帝国”。古罗马主要依靠武力征服并大量奴役劳动力来维持其发展，但几十万罗马军队，想要真正“统治”几百万平方公里的欧洲版图，显然是不现实的。
这种广义的帝国制度并非欧洲专利，在亚洲也存在庞大的帝国制度。不用说，就是“中华帝国”。如果这个名字听来别扭，换种说法大家便了然——“天下”。
中国人常说“天下”，在不同的语境中，“天下”好像时而是自己的国家，时而又要大于自己的国家。比较好的一个说法来自施展：“天下”是围绕某一朝代（大部分时候是中原文化）建立的“中心-边疆-蛮荒”差序格局。除了使用武力征服外，差序格局也通过输出儒家礼制来建立地区的政治规范。这个格局以中原为中心，离中原越远，自然条件就越恶劣，离儒家文化也越来越远，政治地位也越来越低。倘若哪一地区愿意接受儒家礼制的规范，政治地位便可以提高，成为“附庸国”。在朝贡制度中，附庸国需要向天朝进贡，但天朝也要馈赠更加贵重的礼物，这听起来是要比罗马帝国温柔得多。不过，其本质仍然是帝国。
总而言之，欧洲主权国家体系形成以前，不论是亚欧大陆还是其他大洲的古文明（例如玛雅、印加）也都共用着帝国体系。
如果说主权国家体系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奠定了政治基础，那么“古典现代性”则为“民族国家”打下了思想伏笔。
古典现代性（Classic modernity）诞生于大家熟知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巅峰在法国，其最核心的思想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相信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有理性、能思考（今天被证明，其他动物也能思考）；理性能够去掉神秘主义面纱、解放人性（祛魅）；人人都有理性，因此理性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思想又确立了“自由、平等”的社会价值。加之当时法国的权力结构严重腐败，启蒙运动顺理成章地激发了革命激情，引爆了法国大革命。革命之后，拿破仑夺过共和政权，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开始扫荡欧洲，同时向欧洲各国输出启蒙思想。此时，以费希特为代表的德意志流派思想家，眼看着自己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被拿破仑鲸吞蚕食，呼吁建立“政治统一、文化共享、血缘同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之后被“铁血宰相”俾斯麦实现。于是，法、德即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典型。尽管当时的一些国家还保留帝国（Empire）的称呼，但本质已经是民族国家。
此中还须注意两点：一方面，即使在今天，民族国家体系也远非一个高度完成的政治形态。从20世纪初发生的“巴尔干半岛危机”（直接引发了“一战”）到离我们很近的南斯拉夫解体，都是民族国家体系的演进路径。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在没有特别注释的情况下，通常只指“单一民族国家”，比如法兰西民族的法国、德意志民族的德国。单一的民族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乃是上述事件的理论依据。这就可以理解西方语境下的“nationality”既是“民族”又是“国籍”；而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民族”显然是“国家”以下的概念。
那么问题来了：欧洲各国的交往从来都频繁不绝，他们怎么就敢说哪些人是同一个爹妈生的（血缘同一性）？你和他的文化就那么不同（文化同一性）？所以，民族的界定本来就有点模棱两可。其次，如果民族国家是每个单一的民族都建立独立的国家，那么，问题又来了：咱们国家不是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吗？每个民族都要建立自己的国家怎么理解？没错，这也是宋念申想要批判的观点之一。
中国作为边界相对明确的主权国家概念出现，大约是在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这也是目前可考的最早使用“中国”概念的国际文件。但必须明白，与俄国签订条约的康熙治下的“中国”，可不是一个主权/民族国家，而是天下格局中的多民族、多文化的权力核心，同时统领了满、汉、藏、蒙、疆。因此，中国能够在多元帝国的时期就融入到现代的国际契约体系中，就证明天下格局和西方现代性并不矛盾。这种多元格局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使得“到底要在民族繁多中华大地上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这个问题一度备受争议。
东亚最先接受“国民性”改造的国家是日本。深受费希特哲学影响的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了建立日本民族国家的理念；同时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他误把“线性历史逻辑”的类比当成了真理（黑格尔曾言：“德意志文明是成熟的成年人，欧洲文明是发展中的青壮年，亚洲文明是无知的幼年”之类的话，原文不太记得了），提出要脱离亚洲，不跟落后的中、朝为伍（但《脱亚论》是否是福泽谕吉所著仍有争议）。随着明治维新普及教育、发展科学、推动工业，日本很快成为亚洲强国。因此，清末维新时期的外派留学生中，赴日深造的人数最多。“民族”（nation）一词便是由西文进入日文，之后又进入中文的（Nation，拉丁语词根natio，动词nascere，意味“出生”，因此民族的本义也确实是带有血统性的，但后来扩大了语义）。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科学词汇，比如“权利”、“主义”、“艺术”等。“科学”这个词本身也来自日语。说来有趣，科学的英文Sciences的近代语义是“知识”。科学随着“兰学”进入日本后，日本译者抓取科学中有明确的学科界限的特点，便用中国科举制度中“分科治学”的概念，将Sciences翻译为“科学”。“科学”又被中国学者使用。而这种“分而学之”的概念，竟然又和Sciences最初的词根sci-（“分割、切割”）的意思吻合了。实在是非常奇妙。当然，这是题外话。
拉回到中国建立民族国家的话题。中国思想界自日本引入“民族主义”（Nationalism）概念之后又分为两派，一派以梁启超和章太炎的思想为代表，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没错，就是当年中学历史背诵过的），建立“汉民族”单一民族国家，颇具种族主义色彩；另一派则以顾颉刚思想为代表，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将各民族聚集在中华民族的概念下统一力量，是为今天中国之原型。
到此为止，就是“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在西方、亚洲、中国的发展路径的一瞥。当然，这是极其简化的一个路径，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书中找到串联起这些发展路径的历史事件。
笔者并不认为中国在政治思想中有强烈的西化倾向。虽然中国作为民族国家是今天世界政坛的共识，但“中心-边疆-蛮荒”的差序格局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只不过这种差序表征混合了线性历史逻辑而已。原本的“蛮荒”，可能只是没有受到儒家礼制规范的影响。但今天中国人的“边塞想象”，更贴近“没有高楼、没有科技、没有污染”。跟西方人一样：一面把边塞当成“落后地区”，一面又将其浪漫化，把边疆看成“净土”。可以说，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影响着我们的外交实践，但差序格局支配者我们的政治表征。
另一方面，引入现代性只是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阶段，不能以点带面。“现代化是不是西化？”这是一个问题；但”现代化能不能缺少西化“，这是另一个问题！我其实非常同意宋念申所说的“西方本身的现代化道路就非常多元，所以东方的现代化不必一定要走西化道路”的观点。同时要承认，东方价值具有独特性，但欧洲价值也有其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