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曾有言，哲学恰如密纳发的猫头鹰，总在黄昏时起飞。
非但哲学，历史学同样如此。后人习惯以后见之明去苛求前人，总是奇怪那么多失败者明明面对正确的策略，为什么不去执行？其实深入历史你才能发现，原来很多事情并非典籍中“史臣曰”的那么简单。
纠结：“出头鸟”的宿命
隋朝末年，隋炀帝对内不顾民力、大兴土木，对外擅启战端、穷兵黩武，不顾第一次东征高丽的失败和民怨沸腾的国内形势，发动了对高丽的第二次战争。不堪重负的民众纷纷铤而走险、树起义旗，反隋烽火遍及各地。此时，隋礼部尚书，开国大将杨素之子杨玄感授命在黎阳一带督运粮草。看到义民蜂起、局势动荡，素有野心的杨玄感就地发动叛乱，率领八千船民起兵造反。
此时，杨玄感好友，同为功臣之后的李密前来投奔，为杨玄感献上了战略史上颇为著名的“上中下”三策。根据隋炀帝远在辽东前线，短期难以返回的现实，李密认为应火速直驱幽州，断其归路，届时“高丽抗其前，我乘其后，不旬月赍粮竭，举麾召之，众可尽取，然后传檄而南，天下定矣”，为上策；如不能，则依汉高祖刘邦故事，西入长安，“据函、崤，东制诸夏，是隋亡襟带，我势万全”，为中策；上策中策都不取，则就近攻打东都洛阳，占领河南之地，但隋军“理当固守。引兵攻战，必延岁月，胜负殊未可知”，为下策。
当此之际，隋炀帝和隋朝政府对于四起的“民变”并未太过在意。但杨玄感作为开国功臣杨素的后代而举兵叛乱，却代表统治集团自身发生分裂，这是隋炀帝无论如何不能容忍，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因此，已成为众矢之的的杨玄感对未来战略作何选择，直接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笔者相信，此时的杨玄感内心是焦灼的。
上策？长驱直入幽燕，实施“斩首行动”？且不说杨玄感借以起兵的八千船民，以及裹挟的难民武装远非隋炀帝亲征高丽的精锐部队的对手，单从河南黎阳长驱北上数千里，谁能保证路上不被各地官军阻击，或者发生士卒叛逃的情况？恐怕杨玄感还没有出河南地界，就已经被奉旨镇压的各地官军剿平了。一千多年后，晚清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重演了这样一幕。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派遣两万北伐军北渡黄河，企图一举攻占北京。这两万将士都是从广西起义以来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精锐之师，开始还连克安徽、河南、河北、山西多地，但由于劳师远征、孤军深入、粮饷不继，再加上沿途清军的层层阻击，最终覆灭于天津静海。一千年前的杨玄感，条件不会比太平军更好，依此计，结局必定凶多吉少。
中策？鼓行而西、据有关中，再东出逐鹿、兼并天下？关中，素有“崤函之固、山河之险”的地理优势，加上物产丰富、人口稠密，尚未受到隋末农民起义烽火的破坏，绝对是坚持长期战争的理想根据地所在。一俟割据形成，便可东出函谷以平河东、河北、河南，南下汉中以定巴蜀、荆扬、岭表，则天下大势，尽在掌握。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秦汉、隋唐、元明清三个大一统时期，有两个就是凭借关中地区而成功建立和开启的。以关中为基础平定天下，在中国战争史上，有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关中模式”。然而，对于造反伊始的杨玄感，要将汉高祖“收用巴蜀、还定三秦”的战略为己所用，却有相当的难度。虽然隋炀帝即位后，兴建洛阳、江都，修造大运河，国家政治和经济中心逐渐东移，但关中作为西魏、北周、隋朝的发祥地，是当之无愧的国家根本所在。长安是帝国首都，更是隋朝政府倾力打造的军事重镇。以杨玄感手中的八千船民，要攻下长安，进而东向号令天下，的确是强人所难。此外，杨玄感部下，皆是河南民众，且初历战阵，组织纪律性较差。他们愿不愿意背井离乡、远赴关中，也是未知之数。
对于杨玄感来说，可能的方向唯有下策——就地进攻洛阳。与相对平静的关中形势不同，此时的河南、山东和江淮已是危如累卵，民众反抗情绪已经处在大爆发的前夜。而洛阳又是是帝国东部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攻占洛阳，可以让杨玄感拥有更大的号召力，吸引更多民众来投，以“滚雪球”的方式迅速壮大。而洛阳周边的兴洛仓、回洛仓、黎阳仓等大粮仓，还堆积了难以计数的粮食（据仅兴洛仓储粮就达2400万石之多）。攻占洛阳及其周边地带，对于杨玄感补充供给、扩充兵源，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杨玄感将“下策”定为“上策”，义无反顾发动对洛阳的进攻也在情理之中了。
但是，杨玄感高估了自身实力，面对洛阳坚城久攻不下，随着各地隋军四面合围，战局很快急转直下。此时杨玄感才想起李密的“中策”，企图掉头西进，进攻长安。但为时已晚，杨玄感军在关中门口的弘农宫前强攻三日而不克，浪费了宝贵的时间，终于被追兵追上，落得个兵败被杀的下场。
看来“下策”毕竟是“下策”，作为中国古代著名战略家，李密对隋末形势的分析还是相当准确的。杨玄感后来的下场，早已在他的“下策”分析中被言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李密如果在主政者的位置上，就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李密的下场，对比他给杨玄感的上中下三策，更具讽刺意味。
亲历：“建言者”的悖论
杨玄感败亡后，李密被俘而侥幸逃出。后来又四处流亡奔波，最终投靠了瓦岗军。一入瓦岗军，李密就如鱼游入海、鹰击长空，雄才大略得到了充分施展。他先根据瓦岗军人数众多但粮食有限的实际，向瓦岗军首领翟让提出了进军荥阳，“休兵馆谷”的建议，随后以智谋大败隋朝大将张须坨、刘长恭、裴仁基，还拿下了兴洛仓、回洛仓、黎阳仓等大粮仓并开仓放粮，一时间“老弱负襁，道路不绝”，很快就“属至数十万”，成为全国最大的反隋武装。而此时的隋朝政府，在各地农民武装的打击和梁师都、刘武周、薛举等原隋朝将领的割据下，已是四分五裂、朝不保夕。
然而此时，李密实际上已经面临自己曾经的“座主”杨玄感曾经面临的局面：虽然人数众多，但多是裹挟百姓、流民武装，实际战斗力较差；虽然占有几大粮仓，后勤补给暂不成问题，但缺少根据地，缺乏战略迂回空间；虽然连克强敌、士气正旺，但洛阳坚城犹在、隋军主力尚存，王世充、宇文化及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更重要的是，作为“外来者”，李密除了在首领翟让首肯下成立的“蒲山公营”，在瓦岗军中并没有多少根基。大将单雄信、徐世勣等人对他若即若离、三心二意。特别是在李密为争权而杀害瓦岗军首领翟让之后，更是声望大减、愈加孤立。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利用好有利条件，制定下一步进取战略，成为李密必须慎重考虑的首要问题。
此时，降将柴孝和扮演了李密当年的角色，为他献上西入关中、占据长安的计策。然而面对自己曾经十分推崇的“中策”，此时的李密已经转变了主意：“君之所图，仆亦思之久矣，诚为上策。”
瞧瞧，曾经的“中策”今天已经成了“上策”。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
“但昏主尚在，从兵犹众，我之所部，并山东人，既见未下洛阳，何肯相随西入！
李密清醒认识到了瓦岗军盛况之下严峻形势——多是河南、山东等地的流民武装，与正规军的组织纪律性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能不能对主帅之命令行禁止，还有着相当大的变数，这和杨玄感当初的顾虑如出一辙。不光是杨玄感和李密，在隋末乱局中，因兵士故土难离情绪而造成战略转向的例证还有很多。面对天下板荡、烽火四起的形势，隋炀帝远离关中、河南，在繁华的江都醉生梦死。而禁军官兵多是关中人，意欲回乡，终于和隋炀帝爆发了尖锐矛盾。最终在宇文化及的带领下，发动政变，杀死炀帝，随后全军北返。这就是李密面前血淋淋的教训。退一步讲，就算李密全军都能义无反顾进取关中，也难保不会重蹈杨玄感顿兵坚城、追兵四集的覆辙。因此，对此时的李密和瓦岗军来说，只有攻下坚城洛阳，使多是山东河南兵员的瓦岗军将士有了稳固后方，才能放心大胆的执行西进关中之策。
“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雌雄。若然者，殆将败矣。”
这句话点出了李密埋藏最深的心头大患。虽然瓦岗军攻城略地、胜仗频频，但单雄信、徐世勣、邴元真等草莽将领也逐渐尾大不掉，不服管束。若按照柴孝和之策，由瓦岗诸将镇守各地险关要隘，李密自领一军西入关中，则诸将相攻、封其后路的前景不是不可能出现。届时，李密前有坚壁、后有叛将、中无仓粟，只能堕入杨玄感同样的下场。
因此，李密选择了就近攻打洛阳的决策。然而这一选，就注定了李密的败亡。王世充和越王杨侗并力坚守洛阳，洛阳一时难以得手。虽然瓦岗军依旧打了不少胜仗，但由于没有根据地，损失越来越大。而此时，十几万从江都辗转而来的宇文化及军队已经迫近洛阳，越王杨侗担心乱兵对洛阳造成威胁，采取了招降李密，利用瓦岗军对抗宇文化及的策略。身为造反首领，又是大隋功臣之后，正愁缺乏合法性的李密当即接受了招安，以“太尉”的身份对宇文化及发起了进攻。最终，宇文化及被打败，逃至河北被窦建德所杀。但李密的瓦岗军也元气大伤，不复往日之盛。此时，与杨侗同守洛阳的大将王世充担心招安后的李密权力超过自己，悍然发动政变，控制了越王杨侗，向刚刚战胜宇文化及，已是强弩之末的李密发动进攻，最终在邙山将瓦岗军击败。
可叹坐拥仓粟、带甲十万的李密，被只有两三万精兵的王世充击败，从此竟土崩瓦解、一蹶不振。而李密此后的遭遇，也应验了他在柴孝和建议进军关中时不得已的解释。李密受挫后，意图与手下诸将汇合，然而单雄信等瓦岗将领“勒兵自据”，拒不出援，后又与邴元真“以城降于世充”，让李密束手无策。
无奈之下，李密意图后撤至黎阳仓，与大将徐世勣合兵一处，并获得粮草补充。但由于猜忌徐世勣曾为翟让部将，李密杀翟让时徐曾有不满，最终放弃了这一企图，带着两万残兵西入关中，向同宗李渊投降。
可叹一代枭雄李密，建言杨玄感入关中而不得，被部将建言入关中又不得，最终却是以降将的屈辱身份进入了关中。此后，唐高祖李渊对曾经拨弄风云，如今大势已去的李密仍然十分忌惮，终以叛乱之名将其除掉。直到此时，关中，才从李密曾经梦寐以求的“生地”，终于变成了他梦断殒命的“死地”，千载之后，仍然让人唏嘘谓叹。
天择：“关陇集团”代理人
对于李密的失败，李世民曾有评论，认为他“顾恋仓粟，未遑远略。”
这一论断不无道理。在隋末官府暴虐、百姓饥馑、灾荒遍地的时代大势下，谁掌握了粮食，谁就拥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兵源和进取天下、问鼎中原的资本。然而堆积如山的粮食、如潮而来的民众确实让李密丧失了判断力，也让他在进行战略决策时畏首畏尾、投鼠忌器，失去了统摄全局的冷静和孤注一掷的胆气，放弃了进军关中的正确决策，最终导致了失败。但笔者认为，这句话还是说得过于轻巧。李世民以胜利者的身份来评价失败者，多少有点事后诸葛亮的轻松和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自负。纵观李渊父子袭占关中、定鼎天下的全过程，可知他们有着杨玄感、李密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从地理距离来说，李渊镇守的太原距长安远小于远在洛阳的李密，谋取长安和关中的难度也小于李密。同时，受北部突厥和刘武周割据势力的威胁，太原地区面积狭小、朝不保夕，李渊集团进入关中、摆脱威胁、谋求发展的要求也比李密更加迫切，决心也更加坚定。趁李密瓦岗军和王世充、宇文化及在河南缠斗，无暇西顾之机，李渊才得以顺利实现入关计划。
此外，与李密要靠自身才学只身闯荡乱世不同，李渊、李世民父子为西魏、北周“八柱国”之后，地位尊崇、能量巨大。李渊无论是继续做大隋忠臣，为炀帝镇守北疆，亦或根据形势，举兵造反，改朝换代，都有着李密无可比拟的资源优势和调度能力。虽然从兵力来说，李渊起事之初，只有三万人马。但他们是以李渊守备太原、防备突厥的精锐为基干力量的正规军，且李渊属下，除了有虎子李世民、李建成，还有如裴寂、刘文静、长孙顺德这样精明强干、归附已久的嫡系骨干、股肱重臣，军队战斗力自然不可小觑。但即使这样，在霍邑遭遇隋将宋老生之初受挫后，李渊部下官兵中还是滋生了“还救根本，更图后举”的情绪。若非李世民苦谏不止、痛哭流涕，李渊很可能带领部下返回太原，致使统一大业功亏一篑。高度组织化纪律化的李渊集团尚且如此，何谈李密和杨玄感受军心裹挟之累呢？
果然，击败骁将宋老生之后，李渊集团进军关中的道路几乎畅通无阻。同时，李渊关陇军事贵族（陈寅恪语，以西魏“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为骨干，在西魏、北周、隋和唐前期占统治地位的军事贵族集团）的身份为他平定关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高祖从弟神通起兵卾县，柴氏妇（李渊女儿）举兵于司竹”，于是“三秦士庶至者日以千数，高祖礼之……”到十月，“至长乐宫，（李渊）有众二十万。”从太原起兵到此还不到四个月，李渊就一鼓作气攻下了长安，并立代王杨侑为天子，自己则“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进封唐王，总理万机”，完成了占据长安、底定关中的大业。
由是观之，正是得益于关陇军事贵族重要成员的身份，及与关中地方豪强士族深厚的人脉关系，李渊才能迅速获得关中士民从上到下的一致拥戴，进而名正言顺的取代隋朝对关中的统治——毕竟对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来说，杨氏当权，尽可以支持他篡位北周、席卷江南、一统天下；杨氏暴虐，惹得天下板荡、民怨四起，也尽可以另外支持本属同一集团的李渊取代其位，将北周灭北齐、隋朝灭陈朝的戏码再演一遍。一句话，是杨隋主政还是李唐当权，对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而言，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反观李密，虽有“蒲山郡公”的身份，但与“八柱国”之后、隋炀帝表兄弟李渊相比，还是有天壤之别的。因之李密即使雄才大略、机变百出，也只能在瓦岗军等民众造反武装中呼风唤雨、上下沉浮，在事实上成为以李渊为代表的关陇军事贵族改朝换代、消灭异己的马前卒。
尾声：“关中模式”的绝响
李渊集团在关中统治的稳固，预示了唐王朝又一次大一统时代的到来。虽然北有刘武周、西有薛举，东有王世充、窦建德，南有杜伏威、萧銑等割据势力，但都挡不住李唐王朝的统一脚步——自秦汉以来，“关中模式”又一次在统一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由此可见，“关中模式”在先秦中古时代是统一进程的不二法门。但是能认识到这个结论并不重要。在隋末割据势力中，杨玄感、李密、窦建德、李渊等集团中都有人强烈建议实施这一战略。然而历史的发展却证明，只有最能代表关陇军事贵族利益，最大限度利用关中人力物力资源者，方能扎扎实实运用这一战略完成统一。
此时，不是人来选择战略，而是战略在选择人。
为什么？无他，盖因在先秦中古时代，关中地区因其悠久的农业、四塞的环境、丰富的物产、稠密的人口，长期成为华夏民族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因此割据于此的政权，往往相比对手有着居高临下的巨大势能。稍加运用，就能让对手，特别是偏安江南的割据政权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进而完成统一。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岁月流逝，由于战争破坏、人口激增、环境恶化，自中唐以后，经济中心不断东移，长安和关中的固有地位持续下降，甚至多次被乱兵（泾原之乱）和异族（吐蕃）占领。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对这个十三朝古都进行了更为彻底的破坏，而后权臣朱温把持朝政，又将都城东迁到了洛阳。至此，长安作为帝国首都的历史永远结束了。与此同时，“关中模式”的统一历史也同时宣告结束。虽然宋太祖赵匡胤和明太祖朱元璋都曾动过以长安为都的念头，但均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无论是两宋的局部统一还是元明清三朝的大一统，关中地区和古都长安再也没能发挥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甚至还出现了反例，明末李自成起义，占据了湖北、河南大片土地，有了进取天下、改朝换代的资本，便效法汉唐，制定了西入关中、席卷天下的战略方针。结果却忽视了明末大规模民变就是因为久旱缺粮爆发于陕西的事实，导致立足关中的起义军根基不稳、粮饷不继，短暂攻占北京之后又迅速被清兵赶出北京、山西和陕西，李自成本人最终被杀于湖北九宫山，至此，“关中模式”在统一进程中的最后一次尝试最终还是归于失败。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何为大势，怎样运用大势，却是个常说常新的问题，值得史家们长久探讨。（作者 田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