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门》导演收官作，讲述城管和地摊王的终场战事
2020年8月22日刊|总第2240期
“这是我告别20多年纪录片生涯的一个机会，喜欢我片子的朋友，我们就此别过，再见了，谢谢大家。”
8月20日晚，纪录片《城市梦》在京举办了一场超前观影活动，导演陈为军因故缺席，他在映前短片中真情流露，向到场观众这样作别。
陈为军是一个关注中国现实的纪录片导演，在二十多年的从业生涯中，拍出了《好死不如赖活着》《为什么贫穷？》《出路》《生门》等纪录片，视角瞄准教育、生育等中国人日常关心的话题，虽不算多产，却每每都能给观众带来不同体验。
即将上映的《城市梦》拍摄于2014年，彼时陈为军身体欠佳，原本以为无力完成创作，但经过4年的后期制作、两年的审查之后，终于迎来了作品上映。
从制作来说，《城市梦》的时间跨度较大，波折也不少。或许正因如此，它的定档也堪称火速。据该片的制片人戴年文介绍，《城市梦》上个月拿到龙标，两周前获得了公映许可证，便立即定档，将在8月28日院线上映。
作为提前看到本片的观众之一，我体会到了这部难产影片中的诸多不易与诚意。
有嚼劲的“斗法”
近年来，关于城管和地摊贩的冲突新闻屡见不鲜，城管在其中往往以“恶人”形象出现，而地摊贩则因处于弱势更易获得人们的同情。久而久之，人们对这两个群体形成了一定的固有印象：城管总是“暴力执法”的，地摊贩总是唯唯诺诺的。
但碎片化、情绪化的新闻显然不足以概括事件的全貌，我们无法从中得知冲突爆发前双方经历的博弈，也很少关注到那些合规执法的城管们，一语概之成为常态。
在这种舆论环境下，《城市梦》客观出发，对城管和地摊贩长期的追踪拍摄无疑具备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片对拍摄对象的选取颇有意思。地摊贩王天成一家是河南农村人，十几年前来到武汉，举步维艰之时受到了当地政府的帮助，以鲁磨路的一个电话亭为落脚点开始了地摊生涯。从最初的小打小闹，逐渐发展成集水果、杂货、衣物为一体的地摊中心，并凭借老爷子多年的“斗争经验”与城管软磨硬抗，成为这条街上名副其实的“地摊王”。
但是，时代在改变，武汉的城市规划正如火如荼，王天成作为地摊贩中的“领军人物”，自然就成为了当地城管局的重点关注目标，而王天成也势必要为了一家人的饭碗保护地摊，一场交锋已经在所难免……
这是人间的悲愁，却是纪录片的绝佳观察对象。王天成是地摊中的钉子户，有一定的群体代表性，而城管部门也已经与他打了十几年的交道，可谓知根知底。《城市梦》的拍摄团队兵分两路，一路人马跟拍王天成，另一路记录城管。
两相结合之下，不仅让这部纪录片有了故事片般的嚼劲，也顺势为观众揭开了城管与地摊“斗法”中的一角。
王天成一家的策略简单粗暴：横。他们利用了王天成70岁高龄和重病缠身的特点，对执法的城管轻则辱骂，重则施以巴掌，拒不配合城管局的任何工作。
城管们也充分考虑到了他们的实际情况，希望能为他们找到新生路，以此进行劝退。为了搞清王天成家的经济情况，从而匹配安置方案，他们出动了便衣进行收入调查。
这是影片中最具喜感的一段：便衣们找来了“北大青鸟”的广告伞，与王天成的水果摊相邻而坐，用P、L等字母作为记录代号，通过人流量估算水果摊的收入。
除此之外，王天成一家碰头商量对策的场景、城管们开会讨论措施的画面，都比较详实地反映了这场长达一年多的“斗法”全程，让人看得颇为过瘾。
谁是弱者
事实上，在本片中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弱者。又或者说，他们都是弱者。
王天成一家从表面来看绝对属于弱势群体，背井离乡来到武汉，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丁点立足之地，又要面临被剥夺的危险。
更何况，王天成年老多病，已经患上了心肌梗塞，妻子的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两个人一天光吃药就得花掉一百多块钱。儿子年轻时在工厂做工，被机器压断了一只手，除了摆摊似乎别无他法。家中的唯一光亮就是正在上初中的孙女，她自出生后从未回过农村老家，如果家里的摊位停了，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就是她的教育。
这就是王天成一家的“理”，为此，他们的弱势在斗法中变成了强势。
城管则是两头弱。一方面，城市要发展，政府有严格的进程规划，他们必须在要求时间内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另一方面，地摊贩不理解，他们需要时刻承受来自这些人的怒火。
“地摊贩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一位城管这样说道。
不过，如果仅仅停留于城管与地摊贩，那该片原来的片名《拔钉记》可能更贴切一些，但通过二者的冲突，《城市梦》实际上完成的是进城一家人的现实刻画。
老人与城市格格不入，本能求生被视为异类；儿子扛着家庭奔跑，一刻不敢停歇；孙女接受的是城市教育，从肉体到思想都已经回不到农村。
在他们的城市梦中，那个维系全家生计的地摊是最重要的支点，所以才会拼尽一切地保护它。城市在飞速发展，他们也愈加迷茫。
陈为军导演以往作品带给人们的痛感延续到了本片中，让人不自觉地跟随影片中的主人公思考。
王天成一家从农村来到城市，扎根的第一步很大程度得益于别人的同情，这也是他们上的第一堂课。因此，当安身立命的本钱遭遇威胁时，他们同样希望获得同情来求得生存。但城管给他们上的第二堂课是服从管理，才能真正扎根。就像那位局长所说，“我们要做的不是感动他们，让他们服从管理才是目的。”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纪录片有真实、客观的特点，但在以人为主角的情况下，能够保留多大的真实性我们无从判断。毕竟当摄像机对准地摊贩和城管的那一刻，双方的行为多少会掺杂一些表演。但它仍然是有价值的，起码给予了人们平时在新闻中看不到的充沛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