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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摔狗案进入人们的视线后，身边很多不喜欢动物、不养狗的人都愤怒了，纷纷议论谴责摔狗者。后来，摔狗当事人含泪公开道歉：我不是故意的。
日剧《金牌女王》中，女主在监狱里演讲的时候说：“很多（犯）人都不为自己犯下的罪行忏悔，唯一悔恨的只是自己被逮住，为了让审判对自己有利，他们会演一些令人作呕的小把戏。这样的小把戏，被害人家属一眼就能看穿。”
“不给（钱）就冷死它”
“我女不喜欢，就杀了啊”
“明天给你发个剥皮的视频”……
看到被曝光的那些聊天记录，无论是不是养狗的人都感到愤怒。不知那位何女士在勒索、威胁恐吓、扬言要找人强暴狗主人的时候，她究竟是在屏幕背后享受折磨别人的快感，还是眼泪汪汪地在心里说“我不是故意的”，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
微博评论中对摔狗者的谴责声里，有一种声音：你们对她网络暴力、在她门口扔垃圾、摆花圈，就对了吗？
我不赞同送花圈、丢垃圾、诅咒其亲属等行为。然而何女士凭自己恶劣人品犯下的恶、引发的公愤，几滴眼泪就能抵消？
这一次，我要站网络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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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搜索“网络暴力”的定义：
网民在网络上的暴力行为，是社会暴力在网络上的延伸。借助网络的虚拟空间，用语言文字对人进行伤害和污蔑。
侵占财物、敲诈勒索、威胁恐吓狗主人、摔死狗毁坏他人财物，还有被扒出曾经诈骗学生钱财后跑路……这些是污蔑？如果她早些得到法律的惩处，网友是否还会如此愤怒？
东野圭吾的《彷徨之刃》一书中，主人公女儿被强暴、凌虐致死。犯下罪恶的三个年轻人因为是未成年人，法律无法判处死刑，于是他决定亲自复仇。最终，这位父亲并没有完成为女儿报仇的心愿，而是死在了警察的枪口之下。
2016年9月，德国柏林一个难民营里发生的惨剧堪称是现实版的《彷徨之刃》，一位6岁小女孩被一个27岁的难民强暴，事后女孩父亲得知消息后愤怒不已，持刀前往其住处寻仇时，被赶来的德国警察当场开枪打死。事后，犯罪难民仅仅被判刑20个月。
如果不是遭遇不公、悲愤难平，如果不是信仰崩塌，谁愿意背叛自己的灵魂、拿起屠刀化身成魔？
2016年4月的于欢案、11月的江歌案先后通过网络进入我们的视线，于欢案被刷上微博热搜的时候，点赞最多的热门评论之一是：如果我是于欢，我一定也会那么做。而江歌案被大家关注的时期，一篇名为《孩子，我宁愿你不善良》的文章也迅速刷爆了朋友圈。
“对不起有用还要警察做什么？”可面对那些警察也管不了、法律治不了的人的时候，受害者该怎么办？是幻想他们的良知、道德让其幡然醒悟、自我忏悔？还是自我安慰一句“贱人自有天收”、等待雨季来临时他被雷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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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无问西东》中有这样一句台词：这个世界缺的不是完美的人，而是从心底给出的真心，正义，无畏与同情。
对公平正义的向往，从古至今都根植在华人的血脉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华人的武侠文化。
“止戈为武，仁义为侠”。虽曾被法家批判“侠以武乱禁”，却更被后世所推崇：从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到李白的“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名”，从盛唐边塞诗派到“明清八义”，再到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和90年代影响了一代人的武侠剧……匡扶弱小、邪不胜正，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追求。
你我皆凡人。对现实中的普通人而言，我们没有权势去左右事件的结果，也没有武侠小说中的盖世神功去行侠仗义。于是，当心中的底线被触碰的时候，当始作俑者逃离法律的制裁的时候，我们能做的，仅仅只是通过网络发声表态而已。
法律多数时候只是道德的底线，所以那些活在道德底线和法律之间空隙的人，就可以既不受法律制裁、也不受内心道德谴责，心安理得地做尽损人利己的事了？法律照不到的缝隙拿什么去填补？
于是，在罪恶与光明之间的灰色地带，网络暴力成了最有效的补充。这场摔狗案引发的“网络暴力”讨伐背后，既反映出法制的不完善，也有投射出公众心中道德底线被触碰后，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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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里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我不想拿石头打她，也不想爆粗辱骂她。但是对她的含泪道歉，我无法同情。同情早已给了无辜摔死的狗狗和被精神折磨的狗主人，实在分不出多余的贡献给这几滴在舆论压力下流出的液体。
网络暴力就像一把刀，存在即合理。（刀）最大的区别在于如何使用：罪犯用来杀人，厨师用来切菜烹饪，医生用来做手术救人。
假如窦娥和我们一样生长在现代社会，假如她的冤情被网络曝光的话，她的结局是否还会是血染白绫、六月飞雪？如此看来，在基于事实的基础上，网络暴力倒不一定是件坏事，适当的网络暴力反而能填补法律和道德之间的缺失。然而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面对法律的空白、受害者受到的精神伤害，除了通过网络呐喊发声，我们无能为力。与其谴责那些将暴力延伸到现实的人道德败坏，倒不如说是其无力感的长久压抑和宣泄。
适当的网络暴力，是对那些法外逍遥之人最好的款待。但我们更渴望的，却是一个法制健全，永远无需动用网络暴力就可以严惩施暴者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