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带我看场电影吗？”
让盲人“看”一场电影。
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也是“心目影院”十几年间一直坚守的事情。
对于项目的创始人王伟力、郑晓洁来说，这所盲人影院诞生的理由，不仅是为视障人士提供一些娱乐活动与消遣。
如果可以，他们想借此，让盲人更好地融入社会。
2020年8月28日，西雅图，埃隆·马斯克在一场现场直播中展示了新一代的脑机接口设备。
万里之外的北京，一个男人因为这个消息激动了很久。
刘胜国刚过四十岁，这是中年人生活负担最重的年纪。他的生活，还比别人多了一重挑战，挑战来自女儿馨茗。
馨茗今年十三岁，短头发，比同龄人瘦很多。因为眼球发育不完全，馨茗从出生开始，就与黑暗相伴。刘胜国觉得，类似脑机接口等技术的发展，未来或许能让女儿重见光明。
“总得给自己点希望”，他说。
盲童的成长需要更多专业性的指导和介入，刘胜国和妻子一直在摸索，馨茗的语言能力与明眼人无异，但运动能力没跟上，迟迟不敢放开周围人的手或者其他辅助设备独立走路。“哪怕你领着一个手指头，她就走”，馨茗妈妈回忆道。
直到八岁那年，在青岛的海边，刘胜国给馨茗戴上耳机。音乐让她放松下来，独立迈出了第一步。
艺术总能抚慰人心。
“看电影”是馨茗最喜欢的娱乐活动。
从她居住的房山，到天安门的保利影院，需要先坐835路公交，再换乘特7路，单程耗时两个小时。
每周六，心目影院都在这里举办一场针对盲人的特殊放映活动。
作为中国第一家盲人电影院，心目影院已经为盲人放了十五年电影。
疫情期间，心目影院的线下放映暂停了几个月。在这个特殊时期，盲人们更加需要电影，那些现实中的焦虑和不安，需要通过电影缓解。
心目影院在企业微信拓展了新的放映渠道，通过直播讲述了18场电影。天南海北的盲人聚在一起，在电影中度过那些难熬的日子。
9月5日，心目影院迎来疫情后的首次线下放映，正好是第900场。放映影片是《八佰》，讲述人是王伟力，心目影院创始人之一。助盲是他和妻子郑晓洁坚持多年的事业。
王伟力与郑晓洁夫妇
与“心目影院”相关的很多时刻都让王伟力和郑晓洁夫妇印象深刻，而回忆的开端，是十几年前那个原本稀松平常的午后。
那是2004年夏天，王伟力买了《终结者》电影光盘，打算用这个片子试试家中杜比音响的效果。
恰好有个盲人朋友来家里做客。“你看过电影吗？”，王伟力问对方。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决定给对方讲个视障版的《终结者》。
“大片，施瓦辛格的，可好看了”，简单介绍了几句背景，王伟力按下播放键。电影是英文原音，王伟力一边读中文字幕，一边插空讲解电影画面。
“大伟（王伟力）跟他讲爆炸，配合着音箱里的音效，把他吓得一机灵，紧紧地抓着大伟老师的腿，都掐（淤）青了”，郑晓洁回忆起友人的反应。
电影结束后，朋友把王伟力抱起来，激动地转了好几圈。
“这是我这30几年最幸福的一天，原来电影这么好看！我终于明白平时老听见的那些声音是什么了”，友人如是说。
“要是给更多的盲人这样讲，你觉得可以吗？”，王伟力问。
“那你们家门槛要被踢破了”，友人答道。
王伟力
彼时，王伟力和郑晓洁在做一个盲童播音主持培训的项目。
盲人的就业选择非常有限，按摩师几乎是唯一的选项。郑晓洁认为，通过专业的培训，盲人也能从事很多其他工作，播音主持就是其中一个尝试方向。
但是，培训很快遇到了困难，许多盲童长期跟社会生活脱节，对很多事物没有概念：“带着他们去什刹海摸银锭桥，说这是大理石做的，他们会问大理石是什么”。
正当郑晓洁深感头疼时，那个盲人朋友看电影的经历启发了她。于是，郑晓洁把讲电影也纳入播音主持的培训课程。《肖申克的救赎》、《终结者》、《变脸》，一部部电影讲下来。变化开始在盲童们身上发生。
“听完电影，他就能跟你对话了。比如肖申克挖那个通道，你给他讲怎么挖的墙、怎么跑的，他就有立体感了”，郑晓洁说。
因为眼底病变，梁江波在16岁时彻底失去了光明。对他来说，看电影是一个持续跟社会保持接触的方式。
“日常生活中，我不可能总揪着家人朋友问这个人穿什么衣服、长什么样子、环境是什么样的、楼房有什么特点。但这些东西在电影里都有，看电影就等于看社会事件，看别人的人生”，梁江波如是说。
2005年春天，心目影院成立。
影院最初设在鼓楼大街的一个四合院，20平米的小屋，摆着液晶平板电视和DVD播放机，还有十几张椅子，院子中有几颗大树和几只行踪不定的流浪猫。秋天是最美的时节，蓝天白云，红墙灰瓦。
对很多盲人来说，心目影院不仅能看电影，更是一个重要的社交场所。由于行动不便，“看电影”就是他们少有的出门时刻。
王伟力在“心目影院”为盲人讲述电影
最开始，只有王伟力讲电影。随着心目影院渐渐被社会各方人士知晓，许多志愿者加入，成为讲述人。
王玉婵便是其中之一，而看电影是她保持了几十年的爱好。
2016年，已经退休的王玉婵在一次公益展会上碰见了王伟力和郑晓洁。后者正在为心目影院招募志愿者，王玉婵对这个项目早有耳闻，当场提出想做讲述志愿者。
给视障人士讲电影并不简单。它要求讲述人不仅要把故事讲明白，还要学着与倾听者“感同身受”。
就如同王伟力所说：
“盲人的心理视觉，80%以上是摸出来的。有很多东西他是靠综合信息来确定一个事物的，他没有什么形态。那这些综合的东西要怎么描述，才能让盲人听明白呢？那这个就极其考验讲述人的理解、表达能力和生活经验。”
王玉婵认为，电影的魅力在于好电影每一秒都不浪费。她喜欢琢磨电影中的细节，然后再把这些凝结了导演和演员心血的细节展示给盲人。
在电影《寻梦环游记》中，没有被家人祭奠的亡灵埃克托原本光着脚，影片末尾，跟家人解除误会后，埃克托穿上了鞋。
王玉婵觉得这个细节很重要，一定要讲出来，“在动画片里，给角色穿上鞋很麻烦，需要复杂的工序，导演这么做了，肯定有专门的用意”，王玉婵说。
对王玉婵来说，电影讲述也是分享情绪和获得共鸣的过程。
她在心目影院讲的第一部电影是《遗愿清单》，电影讲述了两个身患癌症的病人，在病房中结下友谊的故事。
当时的王玉婵刚刚得知好友罹患癌症，对于“遗憾”与“伤痛”感同身受。讲到最后，王玉婵哭了。她本以为这是一场“崩”了的讲述，意料之外的是，现场许多听众和她一起潸然泪下。
电影的表达和叙事、讲述人的情绪与经历，都被传递给了盲人观众。
王玉婵给视障人士讲电影
2020年是郑涛做心目影院讲述志愿者的第十年，他是星巴克的员工，因为公司和心目影院的公益项目合作而成为志愿者。
郑涛讲述的第一部电影是姜文的《寻枪》，为此，他准备了一个月，记不清“反复看了十几遍还是几十遍”，总之到最后，“每个镜头、每个细节几乎都印在脑子里”。
每月第三个周六，是郑涛的讲述时段。十年间，他只请过一次假，那天，孩子突然生病。
暴风雨雪的恶劣天气、头疼脑热的身体不适、工作上的突发状况，都不曾影响郑涛的讲述。
他说之前也没想过能坚持这么久，就是觉得盲人出行不易，坐着几个小时的公交专程来听电影，自己不能辜负对方。
多年相处下来，郑涛和盲人观众之间早已是朋友一样的关系，很多观众远远听到声音就知道是他。
唯一那次爽约过后的周日，正好是郑涛生日。常来看电影的盲人观众们给他打电话，在电话里唱了生日歌，“郑涛老师，你保重，我们都很想你”，盲人们说。
多年来，心目影院成了很多人的心灵归宿，也见证了不少人的成长。
高中毕业后，梁江波离开家乡到北京念书，学习盲人针灸推拿，这近乎是视障人士唯一的谋生途径。
这一年，梁江波还不到20岁，和同龄的明眼人一样，有些叛逆，不满足于既定道路，想寻找更多的人生可能性。
盲人按摩师
转折从认识郑晓洁开始。
2007年，梁江波开始跟着王伟力与郑晓洁学播音主持的课程，课程之余，每周六也在心目影院看电影。
梁江波最喜欢的电影是《奇迹男孩》。
影片中，一位有面部缺陷的小男孩在自学到5年级时，被家人送进学校念书。由于面部的伤疤，小男孩极其自卑，反倒是身边的人一直在告诉他：
“那些伤痕就像老人脸上的皱纹，没什么特别”。
梁江波很欣赏《奇迹男孩》中小男孩父母和孩子的沟通方式，“当有了一个残障的孩子，首先崩溃的就是父母。这种崩溃会影响到孩子，如果父母能够正确的去面对，残障这件事给孩子带来的影响也会小得多”。
每当被女儿问起“为什么我看不到”时，刘胜国都会很耐心地跟女儿解释，不是每个人都一样，人和人之间会有些差异。
刘胜国和妻子陪着馨茗尝试很多东西，英语、画画、各类乐器，郑晓洁告诉他，国外也有盲人当翻译、做律师的先例，盲人的人生并不只有按摩师一条路。
但盲人群体的整体现状还需要更多改善。
中国有1700万盲人，但日常生活中却鲜少见到盲人活动的身影。因为外部的不便利和自身的心理障碍，很多盲人处于长期跟社会脱节的状态。
梁江波也曾处于这样的心理障碍中，跟明眼人打交道一度让他感到焦虑，“我看不到你，但是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你的眼里”。
盲人的处境，有点像《楚门的世界》。相比于楚门，盲人们不仅被困在一个隔绝世界中，还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困境，对抗无力感是贯穿一生的命题。
大学毕业后，梁江波获得了一份盲文出版社的工作。几年下来，梁江波发现，“铁饭碗”并不适合他，他的理想是帮助更多盲人融入社会。
梁江波最终选择辞掉这份铁饭碗，成为心目影院的全职员工。
“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和普通人有差别，但是没有障碍”，梁江波说。
科技和互联网的发展，也在帮助盲人消除障碍。
读屏软件让盲人可以熟练使用手机和电脑，互联网折叠了世界，让北京的助盲活动也能惠及天南海北的盲人。
今年年初，受到疫情影响，心目影院暂停了线下放映活动。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盲人朋友询问王伟力和郑晓洁，何时才能继续听他们讲述电影。
对抗疫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为了不让盲人朋友重新回到“孤岛”，王伟力和郑晓洁把心目影院讲电影的活动转移到了线上。
两人尝试了很多款有线上直播功能的软件，最后选中企业微信。
“我们有个微信群，把讲电影的企业微信链接发到微信群，盲人一点就能看，这是最方便、最无障碍的方式”，郑晓洁解释道。
为了在线上听电影，一些年龄大、仍在使用非智能手机的盲人专门换了手机，从头学习使用微信。
腾讯影业也协同合作伙伴提供了许多影片层面的支持，让盲人能欣赏到更多优秀的电影作品。
来自全国各地的盲人聚集在企业微信的直播群里，看电影之余，大家也建立了新的社交渠道。很多对心目影院慕名已久却不在北京的盲人，终于加入了这个群体。
“网络是我们手臂的延伸，我们够不到的盲人，网络够得到”，郑晓洁如是说。
王伟力一直认为，改善盲人的生活现状，也是在帮助明眼人。
如果能让盲人便利地生活、充分地融入社会，这必然也是一个让明眼人感到舒适的社会环境。探索助盲助残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探索如何帮助老年的明眼人。
郑晓洁曾经在日本参观盲人养老院，她觉得，很多经验同样适用于普通养老院。
她的愿望是在国内也建一家盲人养老院，有科学完善的设施，有专业耐心的护理人员，更重要的是，有电影。
图源：网络、视觉中国、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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