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小记：过犹不及和前事总忘

郑昀@玩聚SR 090202

    历史总在重复，如你所知。

过犹不及 

    戊戌变法时，慈禧是准许变法的，杀伐决断不让须眉的她也完全明白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正是得到了慈禧的支持，光绪才得以牛气冲天，一百零三天维新就颁布了一百八十道新政上谕。

    袁世凯也是真心支持变法的。在赴小站练兵之前，便经常与康有为和梁启超称兄道弟把酒言改革。仿佛如今的IT聚会一样，据严复回忆：袁世凯每个周六都从小站赶来参加聚会，“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如若袁没有点真知灼见，如何能得到维新各方意见领袖的称赞和彻夜长谈呢，而且在变法最后危机关头康梁还要去请袁相助？

    但光绪被囚袁世凯告密六君子就义，何以至此？

    只能说“过犹不及”。

    其实中国历史上每次社会变革时，很少说有上下一心全民支持的，都是保守势力从与改革势力相持到稍稍后退一步，让改革派试试水。此时，只要改革派不知进退，全面出击，重重地伤害了方方面面的利益，一旦权贵阶层人人自危，改革很容易失败。尤其是到了某个临界点，稍有不慎，前功尽弃。光绪的180道新政上谕、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的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全力打击反对势力、商鞅变法成功之后的凄惨都有这方面原因。

    我倒不认为这代表社会变革的时机不成熟，我只是认为这是策略问题。

    至少可以保住日拱一卒不求速成，光绪如果清楚地认识到：慈禧太后绝对不会反对图强，也未必一定反对变法，但在她的内心中，不管怎么变法，都要保证满洲权贵的绝对统治地位，即使变法，也要慢慢来，政局不能乱，稳定压倒一切。袁世凯当然也主张变法自强，但他不主张伤害既得利益集团，须“步步经理”。据他所记述的9月20日向光绪皇请训时所奏：“如操之过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等赞襄主持，方可仰达圣意。至新近诸人，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

    所以三十年来大众看中国遍体布满脓疮，医疗、社保、铁路、电信、教育、贪腐、银行坏账、司法不独立等等一大堆问题，都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每一方背后都有只手遮天的势力，以至于朱镕基要公开说前面是地雷阵。但正因为是地雷阵，所以才应该逐点爆破，而不是把全部的火都点着，把所有的巨兽都从洞里驱赶出来。

    从二十年前的风波中，党的大佬们达成一个默契，再也不能把党内核心层之间的分歧公开化，稳定压倒一切。所以，这些年来，清理各个水泼不进针扎不进的山头势力也是逐个地、有节奏地做，股市全流通、银行股权改革、电信重组等等，都是慢慢来逐个做，保证不过多地招惹保守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稳步推进。这样，很好。慢，是慢了点儿。但至少不会犯光绪、王安石和商鞅的激进之错。

    二十年前的那场变动，也是所托非人，攻的人行事鲁莽，守的人心怀惶恐。尤其是最后时刻，赵温已到了广场，意向已经趋于明朗，却不料风云突变，保守派本着党性，生生将格局扭转。从而将中国的改革步伐延后了至少五年，制度改革步伐至少延缓了十年。每次念及此，都要暗暗骂道：蠢，一群自不量力的二愣子货带领着乌合之众，楞把一盘好棋给下死了。

前事总忘

    以下文字摘录自《千岛湖事件》：

    1994年，千岛湖案件发生。在罹难者家属陆续赶赴现场后，当地政府除禁止媒体采访外，还密切监视台湾家属，严禁台湾旅行业代表到现场勘察及摄影拍照。

    时任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的石齐平4月4日从上海赶到杭州，受到阻止，没法到达事发现场。

　 事后，海基会秘书长的焦仁和说：“那个时候，如果石齐平能到现场，出来说一句话，就不会造成台湾民众情绪这么大的反弹。”

    当时参与处理的浙江省民政厅方副厅长曾向万润龙表示，由于我们没有全面及时地报道，境外媒体尤其是港台媒体“先入为主”，连篇累牍地歪曲报道，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4月4日，上海《文汇报》驻浙江记者万润龙从事故现场回到杭州，马上将新闻封锁造成严重恶果的情况写成内参———《千岛湖“3·31事件”搞新闻封锁适得其反》。

　 内参详述了事件发生后浙江省所做的大量善后工作，但是，因为有关部门搞新闻封锁，而封锁的只是我们自己，却堵不住海外的声音，导致海外媒体发表了很多不利于我们国家的主观报道，事件真实的情况无法通过正当的传媒渠道及时地昭告世人，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政治损失和极为恶劣的影响。内参建议，中央尽快采取措施，公布千岛湖惨案真相。

　　“这是当年惟一的全国好内参一等奖。”万润龙回忆，江总书记当时在内参上进行了批示。新闻封锁这才得以取消，事实真相终于得到披露。

　　当时一位参与处理事件的正厅级干部对新闻封锁评判说，世界上最糟糕的足球队员是将足球踢向自己的球门，让对方得分。

    据万润龙回忆，“千岛湖事件”后，当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国内突发事件对外报道工作的通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由“两办”这样的权威机关，就突发事件报道问题联合发出专门通知。

    传播学专家张君昌认为，这类天灾人祸和突发事件无须掩饰，及时准确报道，有效引导，反而有利于事件的处理。反之，结果是我们自身处境尴尬、被动无奈。

　 2007年1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开始施行。其中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迟报、谎报、瞒报、漏报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造成后果的，根据情节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这么多年过去了，倒不能说一点长进没有，汶川地震倒是考虑到是天灾，所以无须掩饰及时准确地报道了，其他人祸则还是老一套。这次上海公安局除夕的事儿，网监的反应就非常之快，不到一天功夫，IDC机房已经打电话要求玩聚SR删热文了，不过效果和删奥巴马就职演讲片段一样，过犹不及，本来一点儿事儿没有，结果居然搞成掩耳盗铃欲盖弥彰了。

    每个地方政府都有因家丑不可外扬而新闻封锁的原始冲动，立法也无济于事，民间大骂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看重的不是家丑外扬给普罗大众，而是官僚阶层的上级，他们只需向上负责，所以他们无须掩饰，无须担心大众的嘲笑。

   

    上面只是读史的一些感受，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