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瞿依贤 一周之内,生物医药企业人才出现多例流动。
3月15日,康宁杰瑞生物制药宣布,前默克中国研发中心负责人Johannes Nippgen加入其公司担任首席医学官,负责创新产品管线全球临床开发和转化研究;
同一天,丽珠生物宣布委任毛力为总经理兼首席医学官,毛力曾担任美国马里兰大学肿瘤和诊断学系主任及学院副院长,创建了强生的全球肺癌研究中心,拥有35年以上的肿瘤学临床实践、基础研究及领导经验;
3月12日,腾盛博药宣布任命梁旭担任科学及医学事务副总裁,梁旭先后在安进、诺华、罗氏、艾伯维和吉利德等跨国公司担任销售代表,医学事务经理,市场总监,全国市场负责人等职。
从这些人才的职业背景看,几例人事变动有一个共同点:具有外企背景的生物医药人才向本土企业“迁徙”。
壮大生物技术产业、瞄准生命健康领域已经被写进“十四五”规划建议,2021年两会也明确要加快解决一批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设备、疫苗等领域“卡脖子”的问题。除了政策和资金,人才也是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点。
随着中国在2015年开始的药政改革——生物医药行业称之为“春天的到来”,一大批创新生物科技公司受到资本关注,随之而来,越来越多的生物医药人才涌入本土企业,他们以管理、研发、商业化等人才为主,品牌人才为辅。有的从大型跨国制药企业而来,有的从海外药政部门而来,有的从海外知名医疗中心而来。
人才加速流动
2015年8月18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药政改革自此拉开序幕,中国加入ICH(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MAH制度的试点与落地也都随之而来。
不止一位国内生物科技公司的掌门人、决策者向经济观察网表示,这代表着,创新药行业的春天来了,港交所、上交所科创板先后为未盈利生物药企打开大门。相应地,从事生物医药行业,特别是创新药行业的一众高学历、有海外学习和工作背景的人才,看到了国内的机遇,纷纷加盟。
2017年出任君实生物(688180.SH/01877.HK)CEO之前,李宁是跨国药企赛诺菲的副总裁兼亚洲区药政与医学政策主管,更早之前就职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历任审评员、资深审评员、GCP临床审评官、审评主管、分部主任等职。
李宁出身于医学世家,获得美国爱荷华大学医学院硕士、博士学位。谈及加入君实生物的原因,他说:“不管是在FDA,还是跨国药企,因为体系相对成熟,你做的很多事情实际上是按部就班的。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然后有这样真正做创新药的机会,对个人来说是一个机遇,能够把自己所学更完备地加以应用。”
李宁认为加入具有国际视野的本土创新药企,是一种“潮流”,“很多在国外的科学家、供职跨国药企的人都投入中国的创新药事业,我也是顺潮流而动”。
百济神州(06160.HK)中国区总经理兼公司总裁吴晓滨,也同样“顺流而动”。
吴晓滨是生物化学和药理学博士出身,在医药行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跨国药企拜耳做医药代表,一路历任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中国)总经理、惠氏制药中国及香港地区总裁兼总经理等职务,一路做到“宇宙第一药厂”辉瑞的在华掌门人,现在掌舵百济神州。
吴晓滨对经济观察网回忆,他1996年回国,那时中国的制药工业还非常落后。“20多年过去,中国的医和药都完全改变了,这其中外企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但是,药事关人民生命健康,中国14亿人口,我们不能永远靠进口。过去中国只能做仿制药,而且是低端的仿制药。怎么建立自己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到一定程度以后就成了非常迫切的问题。”
吴晓滨不想到退休的时候,完全没有参与中国创新药崛起的过程,2018年5月,他离开供职十多年的辉瑞,加入了百济神州,这是又一个令他“激动”的目标。
过去2年多的时间里,百济神州在香港上市、淋巴瘤创新药泽布替尼在美获批、定增融资、出售PD-1海外权益,一次次刷新中国制药企业的纪录。
像李宁、吴晓滨这样从头顶光环的外企“出走”的高管不在少数,仅在2020年,就有前吉利德科学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经理罗永庆加入腾盛博药,任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前赛诺菲全球研究主管刘勇军加入信达生物,任集团总裁;前默沙东中国肿瘤事业部负责人牟艳萍加入上海艾力斯医药,任首席执行官......
不只管理人才
生物医药高端人才向本土企业的迁徙,不仅体现在高层管理人才,还有研发、商业化等方面的人才。
比如,跟吴晓滨一同履新百济神州的还有,原强生中国区招聘总监王子剑,担任百济神州人力部门负责人;原西安杨森副总裁边欣,担任百济神州首席商务官。
恒瑞医药(600276.SH)、百济神州、君实生物、信达生物(01801.HK)、基石药业(02616.HK)等企业的研发实力,在国内的制药企业中属前列。
经济观察网梳理发现,多家创新药企的研发、商务、质量、市场准入、公共事务等业务负责人,都有外企工作背景。
公共事务部,在有些药企又称为传讯部。说法不一,但工作内容主要是联系企业和外界,日常需要和研发、商业化等各个部门打交道。
一位先后在top 10的跨国药企公共事务部工作十几年的人士,3年前加入一家本土的上市企业,近期又跳槽到一家初创生命健康企业。他说,在自己离开外企后,曾经在工作中有交集的公司各业务部门负责人,陆陆续续也跳槽到本土生物企业,“外企曾经是有光环,但是现在没那么耀眼了,国内生物药企机会这么多,如火如荼,肯定都会往本土企业来”。
中国科学院院士、“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副总师陈凯先曾表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医药行业处于第一个阶段——跟踪仿制阶段,基本依靠仿制药;到九十年代,则进入第二个阶段——模仿创新阶段,他希望中国的生物医药未来进入原始创新阶段,到2035年,新药研发进入世界第一梯队。
这需要人才支撑。
经济观察网在采访中发现,在政策、资金等利好因素的激励下,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端人才向本土药企流入的“大潮”之下,还夹杂着“小潮流”,即经过数年的发展,除了头部企业,还有一大批生物科技企业正在成长、壮大,人才流入头部企业之后,会再次流入更早期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