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江忠源殉难后，楚勇副统帅刘长佑自然而然地成为最高统帅，统领楚勇继续征剿太平军。
1854年5月，刘长佑将江忠源灵柩送回新宁后，奉湖南巡抚骆秉章之命，6月赴东安接管江忠淑所部二千楚勇，配合湘军围剿东安太平军。太平军定南王胡有禄、平南王朱鸿英向全州、新宁方向突围，刘长佑率楚勇追击，生擒胡有禄，并与朱鸿英在新宁激战，解了新宁之围。刚刚解了新宁之围，刘长佑又接到骆秉章军檄，命他围剿郴州太平军何禄，刘长佑、江忠义领楚勇三千，参加了郴州会战，击毙了头目何禄。
1856年1月刘长佑任补用知府，镇压文东天地会起义军余部于湖南临武后，又率江忠信、刘坤一、萧启江等军5000楚勇由湖南入江西，援救曾国藩，先后攻占萍乡、袁州、临江等太平军据点，升道员。
当时在南方战场，刘长佑的楚勇、曾国藩的湘军、李续宾的湘勇鼎足而三，成为清朝廷阻击太平军的最重要的力量，又以刘长佑的楚勇最为得力。刘长佑收复克州之后，守住了湘军门户，保证了湘军大后方的安全，使曾国藩没有了后顾之忧，被曾国藩称为“戡乱之才”。
02.
1857年3月，楚勇在江西太平墟战场由于萧启江等人的轻敌大意，遭到太平军沉重打击，全军溃败，刘长佑受重伤，被刘坤一冒死救出，后赖江忠义率练勇救援，才挽回颓势，并在接下来和翼王石达开的交战中七战七捷，收复了临江、建昌等地，把石达开赶向了福建。咸丰八年，刘长佑因病回新宁休假，刘坤一率楚勇继续在福建江西战场同石达开交战，经历了大小拉锯战七个战役，得以保住江西。
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率部从江西南安进入湖南，攻克郴、桂，直迫永州。刘长佑、刘坤一率赴援，解永州围。刘长佑、刘坤一利用楚勇在家乡作战熟悉地形的优势，大搞麻雀游击战，或在要隘设伏，或断太平军后，或击其尾部，在新宁、武冈等地大败太平军，生擒太平军猛将黄金亮。这时，石达开率三万多人马包围了宝庆城，刘长佑亲率楚勇驰援，江忠义、刘坤一、江忠浚、刘思询等也从各地赶来会战，对太平军形成合围，6月，石达开撤出宝庆进入广西，宝庆解围。8月，石达开在全州修休整后，挥师进逼桂林，骆秉章应广西巡抚曹澍之请，又派刘长佑、萧启江赴桂林，刘长佑抢先攻占灵川要隘，石达开只得放弃桂林赴南宁。刘长佑升迁布政使，后又在广西扑灭了两广天地会建立的政权，升广西巡抚。
03.
刘长佑接手广西政务之后，认为以广西当时的局势，拯民生当先清吏治。在广西任上，他整饬吏治，妥善处理土司问题，意官员的选拔、考核，选材不拘一格，反对以出身资历衡量人，致力于整顿赋税，发展经济，特别在维护国防，抵御侵略方面，和冯子材等通力合作，对土匪势力，进行打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长佑对英法侵略者的野心很警惕，提出了很多应对策略，主张越境剿匪的军队常驻越南，这实际上也起到了抵制法军企图侵略中国的作用，致使法国侵略者的图谋一直未能得逞。刘长佑认为在越南驻军“以防为剿，并可以剿为抚”，而撤军，法国就会乘机侵占北圻，他还提出讨伐日本以制止法侵略越南，主张先发制人。
刘长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中法战争，然而在法国入侵越南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法国欲以越南为跳板侵入中国的图谋，积极主张援越抗法，并练兵备边，创立水师，其抗法举措，表现出了他的经世爱国情怀，表达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忠心和责任。
不久，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与鲁西北农民起义军张锡珠、宋景诗部作战。同治五年(1866)在海河一带试垦稻田，并整顿长芦盐法。同治六年(1867)，沧州盐民张六起义，数千人攻袭固安、霸州，危及京城，刘长佑因疏于防范而被降级留任。同治十年(1871)再度被朝廷起用，历任广东、广西巡抚、任云贵总督达8年之久，光绪八年(1882年)，刘长佑因病开缺回籍，1887年在湖南新宁老家病逝，终年69岁。
刘长佑是湘军著名将领，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忠勇善战，因战功受清廷重用，在用兵打仗方面，他剿抚兼施，柔中带刚，用兵周密谨慎，力求稳妥。他对军队训练严格，与将士同甘共苦。在绿营衰落之时，首创练军，促进近代军事改革。任职西南时，积极抵御法国侵略，维护国家边疆安全。
与此同时，刘长佑为人谦卑，敦厚低调，不争功，不倨傲，因忠厚而受到朝廷重用。但因不善钻营，不谙官场经营之道，以致获罪罢官。在地方治理上，刘长佑亲民务实，清正廉洁，他关心百姓疾苦，减免课税，积极治理灾荒，努力减轻百姓负担。在整顿吏治中，以身作则，廉洁勤政，重视人才选拔。重视封建道德，积极发展封建教育，努力恢复当地封建秩序。其地方治理政策以守成为主，并不热心洋务。总而言之，刘长佑的思想性格有优有劣，他勇于任事，但缺乏变通;忠厚温和，但机敏不足。这种思想性格特征反映了一定的时代特征，在湘军乃至晚清大多数官僚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刘长佑自任广西巡抚后，因政务繁忙，他开始考虑将楚勇统帅这副重担交给刘坤一。他向朝廷上奏：“刘坤一才略十倍臣，请饬统领全军。”同治元年，刘长佑任两广总督，将所部楚军交刘坤一统领，留防广西，刘坤一称我为楚勇的统帅。
刘坤一任广西布政使后，按照自己的设想，将楚军进行了整编，形成了以新宁人为主，杂有贵州、四川、广西等地人的新楚军。三年后他升任江西巡抚，仍率楚勇转战江西、福建、广东追击太平军余部，最后与左宗棠将太平军残部包围在广东嘉应，不久，左宗棠、席宝田聚歼太平军大捷，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偕王谭体元被俘，至此，南方太平军已经全部肃清，只有河北的太平军余部在赖文光的率领下，作为“捻军”继续同清廷作战。
1865年秋刘坤一因全歼太平军南方余部有功，受到朝廷赏赐，名声大增。在江西任上，刘坤一主政的一大措施，就是精兵减负，太平军大乱平定以后，裁军即成为了紧缩支出、平衡赤字的重要手段，何况他深知敌国灭弓箭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为了不被朝廷猜忌拥兵自重，随即请奏朝廷裁撤了新宁楚军，至此，新宁楚军不复存在，只有两百余名楚军旧部跟随刘长佑赴直隶参加平捻作战。
04.
1879年，刘坤一奉命调任两江总督，这个二十多年前的穷酸秀才，青云直上跻身封疆大吏，尤其是他显赫的晚年仕途生涯，直接影响晚清政局:清廷的朝政大计、帝后两党的暗斗明争、皇位的建储废立，都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后还俨然而为诸侯长，领袖东南督抚，倡导互保，倡举新政，议采西法，引起了其后的官制改革和立宪风潮。
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及清末新政等重大事件中，在朝廷内部的帝后党争、新旧角逐及其对外关系等重要问题上，刘于其中不无起着重要制衡的作用。在他第三次任江督之前，虽已居高位并历任了几届督抚，但其位置还远不及曾国藩、左宗棠，也略逊于曾国荃、彭玉麟、刘长佑等，清廷对其虽已重用，却并非青睐。
正因如此，刘坤一对政局亦无特殊的作用与影响。随着湘军头面人物的相继离世，其名望便开始显赫起来，作为湘军领袖遂与淮军头目李鸿章相抗。甲午战起，他力主抗战，在翁同和等人的极力推荐下，出任钦差大臣，以节制关内外诸军。
他认真布置战守，反对赔款割地，提出了“持久”、“苦战”的建议，还支持了台湾军民官绅的反割台斗争。甲午战后，李鸿章失势，刘坤一成为湘淮两系中位望之最高者。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关头，其政治态度倾向于帝党，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变法求强，但却反对康、梁维新派的倡议院、行立宪之说，他认为光绪的变法步伐太快，过于“躁进”。但在政变之后，他又不顾忌讳力保光绪而上了《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被帝党集团认为是唯一持“正论”的督抚。在己亥建储事件中，他又再次出而干预清廷的废立，上《奏国事乞退疏》，后党迫于刘的位望和实力，戊戌、己亥两次废置光绪帝的举动都只好被搁置起来。在庚子事变中，刘坤一俨然而为诸侯长，领袖东南督抚与各国列强议订了《东南互保章程》，其时赞同“互保”之举及列身于“互保” 之麾下者，竟囊括了东南、甚至西南各省所有的督抚大员，连慈禧的亲信荣禄也站在刘的一边，最后慈禧被迫承认刘坤一等“互保”之举是“老成谋国之道”。
刘坤一之于倡导新政，是其一生中的最后一件大事，亦是直接关系到晚清消亡的一件大事。此时清廷对其已是言听计从，从预约变法，到成立督办政务处，再到制定新政大纲，以及行政用人诸事，都基本是刘坤一与张之洞等人在运筹帷幄和遥制之中。
到1905年之前的新政变法，实行的都基本是《江楚会奏三折》的内容。新政的实施又直接引起此后的官制改革和预备立宪，但由于顽固的清王朝未能适应时代的潮流，终成为挡路巨石而被推翻。尽管刘坤一所倡导的新政，仍有着很多的局限性，但新政的实行毕竟推进了二十世纪初年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得以形成，并引发了其后轰轰烈烈的立宪风潮和革命运动的到来。（文：转载 新宁红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