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玲当时正在柬埔寨隔离中转，犹豫该何去何从。向前是孤注一掷前往美国，8千元飞纽约，在裁员大潮中找工作、保签证；向后是2万元飞中国，接受一个潜在的工作机会。
孙玲近乎“逆天改命”的故事一度刷爆全网：
她出生于湖南农村，12岁辍学，学过理发、干过农活，终于说服父母让她读完高中。她19岁高考失利，成为深圳流水线上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月薪2300元的一名女工。
靠着微薄的工资，她拼命攒下学费，上编程课，最终如愿获得了一份能坐在办公室里的工作。而后她自考深圳大学的本科，苦练英语，又用9个月攒了12万元前往美国留学。
孙玲就读的不是名校，但重视个人能力的美国科技行业接纳了她。孙玲毕业后如愿以偿成为了纽约的一名高薪软件工程师，年薪约合人民币80万元。
她没有杨超越式的机遇一夜成名，而是花了十年时间、尝试了一切可能，从高中学历的工厂流水线女工蜕变成纽约的高薪工程师，和象牙塔中走出的科技人才站到了同一个平台上。她的故事予无数人激励和希望。
然而，她的生活在今年被打碎了。
在新冠疫情蔓延的2020年，孙玲因父亲病逝回国，突如其来的旅行禁令让她无法返回美国，她被解雇了。失去了工作，她的签证宽限期只到七月底。
孙玲的遭遇引起了大量关注与共鸣，也是许多在美科技人才的缩影。硅谷超过七成的科技员工不是美国出生，支撑起科技行业的他们却正在被一步步驱逐：工作签证收紧，旅行禁令加重。很多人羞于开口讲述自己的困境，已经默默离开美国。
孙玲的微信签名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境：要心存善念，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在打一场硬仗。
当国际交通因为疫情而路路不通之时，孙玲却在中美两地之间飞了三遍。
孙玲春节回国一到机场就听说武汉封城了。此前很多人劝她不要回去，但她必须回国，父亲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可能是我陪父亲过的最后一个春节了”。
随着疫情进一步爆发，很快特朗普政府发布旅行禁令。身在中国的她争分夺秒飞回纽约机场，禁令已经生效，但她幸运地被海关放行。很多科技员工没有孙玲那样幸运，他们成为了第一批滞留海外无法返美的疫情受害者。
然而孙玲回到纽约一个月后，陆陆续续收到家人发来的信息，告诉她父亲的病情恶化越来越快，催她“快点回来”。
孙玲向公司申请了84天探病假期，公司那时就警告她：如果不能在假期结束前返回美国，你就会被解雇。申请流程还未走完，孙玲就毅然飞回了中国。
在她回到家的三天之后，父亲去世。村民们听说孙玲从美国回来，又有一场丧事要办，便纷纷给她打电话，让她去做检测、隔离。
孙玲在县城的宾馆里隔离了14天，甚至无法参加父亲的葬礼。由于父亲病逝，她的假期也变成了因私假期，缩短到只有30天。由于严格的旅行限制和限航政策，孙玲最终没能在丧父后及时赶回美国。
她被解雇了。
外籍员工是科技公司的重要支柱：2019年，谷歌获批了2678人的H1B签证，亚马逊获批3026人，Facebook获批1518人，微软获批1701人……201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硅谷71%的科技员工都不是美国出生。
然而工作签证一直是美国外籍员工身上的枷锁。在美国收紧一系列签证政策之前，实习签证OPT的累计失业天数不能超过150天，工作签证H1B失业后，必须在60天内找到新的工作，逾期就是非法滞留。
今年外籍科技员工更是胆战心惊：美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威胁收紧签证政策，终于停止向海外的工作签证申请人发放签证。一些曾经为了保留签证而在公司挂靠的外籍员工，发现续签都遭到了拒绝。
人们更加担心这只是前奏，OPT实习签证续签会不会也被收紧？今年新的H1B签证还能不能签发？
孙玲知道自己的状态不稳。电话面试之后她就患得患失。”只要是自己哪里说的不太好，意识到如果哪一方面有缺陷时，就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做不好，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个小电话都会打击到心态。”
孙玲在领英上发布了自己的遭遇、寻找工作机会。很多人帮她转发让更多的人看到，很多人联系她，表示即使不能为她做什么，也会给她鼓励的话语。
在美国出台政策，停止向海外申请人发放工作签证后，吴恩达等众多科技领袖抨击这类政策。很多人回忆当初都是拿着一张工作签证在美国工作，最终才有机会成为了企业家、CEO。
孙玲还是拿到了两个无薪实习的职位，这样的职位不能帮她续签OPT签证，只能帮她入境美国。在柬埔寨隔离期间，孙玲也通过了一家国内一线大厂的所有技术面，如果收到了录取，她犹豫是否应该就此掉头返回中国。
孙玲很想念纽约平静的日常生活：
“早起，然后去公司阅读两个小时，上一天班回去之后，晚上还可以去玩飞盘，周六的时候还可以跟朋友一起喝酒吃肉。虽然可能在美国没有这边没有中国的朋友多，但是很安逸美好。”
“平静有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孙玲说曾有人问她，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要付出所有去美国留学，就为了拿那个学历。“我说不是的，那个学历在国内也不会太被认可。”
对于孙玲来说，去美国的最终目的是“找到一份非常牛逼的工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找不到，她还是会经历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她所看重的，也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如果真的最后没有一个好的结果，真的没有一个好工作，只能是去做一些临时或者是为了生存的一些工作，我觉得我也是可以调整自己去做那些事情，去做那份工作。”
她渐渐找回了正常的状态，在柬埔寨隔离的十几天中，她每天起床之后就学习、健身，在酒店里面只有吃饭、学习、睡觉三件事，有时晚上做一些面试。
“办法总比问题多，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即使可能情况没那么好，没那么完美，只要能生活下去就好了，就是我的一个最低的要求了。“
在这场时代浪潮中，她可以甘于平凡，却不能甘于平凡地溃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