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宣队轶事（十三）

        一场大火，把我烧成了彻底                        的“无产者”

      灾难自古有之，但近些年似乎更多了一些，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是通讯发达让人们知道的多了，还是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与索取过多，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每当在电视里看到灾民那褴褛的穿着与无助的神情，我心头总觉得酸酸的，总会想起自己也当过一回灾民的往事。

        一晃将近五十年过去，我也记不清到底是1971年还是1972年了，反正那年天气很热，很长时间没有下雨，农村干旱情况很严重。

        那时候的我，是据说总数有一千七百万人之众的下放“知识青年”之一。那一年，我正在下放那个县里的一个水利工地上当“民工”（比之现在的“农民工”还少了一个字，可能是不拿工资的原因吧），一面劳动一面搞搞文艺宣传工作。那个工程叫“江家坡渡槽”，是县里水利工程“青山水轮泵站”的配套工程，所谓渡槽，就是将水从一个山头引向对面山头的钢筋水泥“非封闭式水管”，而这个渡槽，全长一千二百多米，高四十多米，有七个大拱，远看如连续的彩虹一般，煞是壮观，是县里的大工程。民工们自带口粮、自带劳动工具，从县里的各个公社汇聚到一处，搭起工棚，垒起锅灶，日夜加班地干起繁重的体力活，没有工资、没有福利、没有假期，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紧张施工，工程已经完成，渡槽已开始试着过水，眼看十分紧急的旱情就会得到缓解。为了编写新的节目，领导派我们几个人去到几个工地采访，及早写出反映各处大干快上、积极工作以抵御旱情的好人好事(那时我们的节目是以反映好人好事为主的)。我和贵午两人一组，那天吃过午饭就顶着烈日出发了。

        一路上，我们看到稻田里没有多少水，有些山耪田（丘陵区靠近山边的田）因为没有水已经开始起坼（裂口），那大大小小、长长短短、歪歪斜斜、扭扭曲曲的口子，似乎在张着嘴呼唤着“水……，水……”，再看那田里的禾苗，也是有气无力的，真有点“野田禾稻半枯焦”的味道，经过几户农家门口的时候，那些平时见着生人就会“汪汪”大叫的看门狗也大都是匍匐着，将那长长的舌头伸在外面，居然连一条也没有叫唤。

        在工地，我和贵午是住在一间房里的，两人平时是无话不谈，可那天却好像都没什么可说的，一路上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讲几句，也许是天太热，懒得说话，也许是心里盼望着早点到达目的地，早点完成采访任务好赶回去。走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我们决定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忽然发现出来的方向有一股浓烟升起，凭经验，那应该是失火了。该不是我们的驻地吧？我心里一紧。但马上又自我否定了：不会那么凑巧吧！自己宽慰自己。是返回看看，还是继续往前走，去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俩人一合计，如果是驻地失火，反正回去救火也来不及了，还是继续走吧，走！我们又踏上了“征途”。

        ……

        第二天我们回到驻地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居住的工棚早已成了废墟，队友们说，我们的房间老是打不开，大家又要忙着帮旁边的供销社抢搬商品，就没有给我们“抢”东西。哦，这里要补充一句：我们搬到渡槽工地所住的地方不像在主坝指挥部一样，那地方离农民居住地比较远，来往人员比较杂，所以每个房间都上了锁，而我和贵午两人是自己用铁丝绞成的门扣，很牢，一下子不容易掰开。我那天出去的时候，上身穿的是一件当时很“流行”的白色汗背心，下身里面当然是一条短裤衩，外面则是工地给文宣队发的“队服”——一条灰色的长裤，脚下是一双拖鞋，背的是一个也是当时很流行的仿军用挎包，头上顶着一条毛巾，除了这些，我从此就一无所有了，于是，我就基本上成了彻底的无产者了。但我们还是想在废墟里找到点什么，因为那里面除了我们自己的东西外，还有文宣队的乐器呢！于是，我们就扒开废墟仔细地寻找，嘿，贵午的单簧管烧成了灰烬，只剩下几个按键，我的小号命运好一点，只是烧脱了焊，找个铜匠给焊焊还可以用。至于自己的东西，我最心疼的就是那个我向母亲要了好久，母亲才很不情愿给我的那个父亲用了好多年的真皮皮箱。

        用现在的话来说，政府是很关心我们“灾民”的，很快，救灾物资就分到了我们手中，我很清楚地记得：被褥一套，长短衣裤，衣服是官布（一种没有漂白的棉布）的，裤子是蓝色的，当我们穿上不怎么合身的白衣蓝裤的时候，不由得有点好笑起来——这不整个一个高二林（当时仅有的长篇小说《艳阳天》中的人物名）么？当然，救灾物资里还有脸盆、毛巾、肥皂盒等等日用生活必需品，领导与办事人员想得还真周到。据发给每个人的救灾物资合计价值七十多元人民币。我算了算帐，这七十多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后来我参加工作，开始时的学徒工资是每月一十九元五角（女生是一十九元八角，据说多的部分是卫生费），那就差不多有四个月的工资了，如果是现在，我的退休金虽在同学们里并不算多的，但四个月也有一两万元了，假若放在前些年的话，不就一下子成了“万元户”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