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中学初二（8）班学习生活琐忆

初一年级的学习生活在懵懵懂懂中转眼过去了，时间来到了1976年的秋季。按理说，初一年是第12班，初二年应该还是第12班，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开学才知道，原初一年8班被解散，由原初一年12班的“原班人马”整体“漂移”来填缺。初一年读完，全年段约有二个班级的同学辍学了。辍学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与家长和学生对于读书的重视程度有很大关系，当年还没有九年义务教育的概念。当然，仍然有几个原初一年8班的同学留在原班，他们几个人认为他们才是“原班人马”。时间久了，也忘了初一年同班同学有谁辍学，但是原初一8班的黄志远、黄礼义等同学，融入了我们原初一年12班，我至今印象很深，因为上学放学走的是同一条路。

初一年级时候，我们的教室设在千金庙校区，初二年级，我们的教室设在牡丹山校区。牡丹山校区在原金淘粮站仓库后面。我们南丰大队的学生对于牡丹山校区是很熟悉的。学龄前，就经常跟着大人操小路纵向穿过红旗中学牡丹山校区来往下圩街。因为红旗中学牡丹山校园没有围墙，周围群众可以自由进出，好象当年就不存在社会闲杂人员的概念。

上世纪七十年代，红旗中学牡丹山大操场在金淘公社最负盛名，不仅属于红旗中学，而且也属于金淘公社，是金淘公社群众性文体活动的重要场所。例如，国庆二十周年，金淘公社就在牡丹山大操场隆重举行万人庆祝大会。每到春节期间，牡丹山大操场就会举行各种活动，各种体育比赛，尤其是篮球比赛。有时候，还在牡丹山大操场召开宣判大会。

当然，最感兴趣的是，牡丹山大操场晚上经常公映电影。常常跟着大人们追剧，偶然也会被大人们放鸽子，回家时踽踽独行，赶路可以壮胆，所以走得比竞走还快。

初二年的教室，就在牡丹山大操场上面的第一排校舍。大操场中间有个司令台，司令台两边各有一排狭隘而陡峭的台阶。台阶是用没有规则的“乱石”砌成的，对于个子矮小的人来说，每次上下台阶都是一次历险的过程。从大操场到第一排教室的高度差估计有七八米高，相当于两层楼高。第一排分为东、西二座，都是平房，杉木屋架加黛瓦屋顶。东、西两座都是六间教室，两座之间相距几十米远，中间有一处男生小便所，南丰大队第二生产队的社员经常来挑生尿去做农家肥料。

初二1班到6班的教室是在西边这座房子里，班级的次序由西向东排列。初二7班到10班的教室则在东边这一座房子里。顺序也是由西向东依次排列。7班到10班教室门口有一块空地，作为班级的学农基地。秋季，开辟成为菜园。

初二年8班上学期的班主任仍然是初一年12班跟班升级的黄双成老师。黄老师只当我们班班主任，没有任课，据说也没有兼任其他年级的课程。

当时学校提倡：“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也要学农。”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7班至10班，硬是把教室前面的空地深挖，用锄头把硈土敲碎，然后种上芥菜，听班主任黄老师说，还要以班级为单位进行评比。黄老师说：“输人不输阵，输阵番薯脸。”所以大家铆足了干劲。在全班同学的共同努力下，芥菜获得大丰收。

牡丹山，地势高，十分缺水。牡丹山东边地势相对比较低，作为生活区，也只有一口深水井，水深似乎要见底。水井上搭着木架，中间挂着一个辘轳，绳子两头各系一个剖开的退役的篮球，篮球中间钉着一块横木，横木中间系上绳子，一上一下打水。住校老师生活用水都困难，提供农用浇菜不可能。于是，充分利用资源，牡丹山校区东边还有一窟沼气池，就利用沼气池的水。班主任就叫中心大队，金淘大队，南丰大队几个附近的同学每人带一只“粗桶”（粗桶就是木桶，农家用来贮存生尿的。用弯曲的木板做成，外面用竹篾编成箍筋，每只桶要箍上三四道箍筋，也叫篾箍）来，挑（当时经常是两个人抬）沼气池水浇芥菜，有一个叫黄书房的同学与我一样每次都被点名带“粗桶”。我是所有被点名带“粗桶”同学中路程最远的人，带了几次，吃了不少苦，心生怨气，就斗胆与班主任黄老师理论，说为什么不轮流带，我家校距离有三公里多，别的同学路途比我近反而不用带。黄老师不仅不体量我手提“粗桶”走三公里路的艰辛，反而大声呵斥，说：“你不带，他也不带，叫谁带……”声色俱厉，言犹在耳。不管怎么样，黄老师很威严，也很认真。从初二上学期结束至今，就没有再看见过他。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如何？有时很是想念。

语文老师是洪恒美老师，曾经在课堂上点评过我的作文，在她的夸奖和鼓励下，我重拾起对语文科学习的浓厚兴趣。说实话，当年红旗中学的师资水平参差不齐，在我的印象中，洪老师是科班出身的，教得比较好的。那时课堂上学习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清平乐.六盘山》等诗词，至今为止仍然能背诵。洪老师教《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声情并茂，她教学时候的言谈举止，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还有一次星期天上午，我在下圩街路边卖丝瓜，洪老师上街买菜，我要送她丝瓜，她不让送，加快速度大步走开的情景，经常在我的脑海中闪现。

初二上学期，学校原来安排一位美女老师教英语，但没过多久，美女老师去香港了。学校又派来一位叫张子望老师的年轻人来教英语，在课堂上，他一遍又一遍地带领全班同学阅读课文。Is  there  any的句式，我至今仍然记得。

初二上学期的数学老师是杨志道老师，教三角形，记得他教sin、cos、tan、cot等内容，我的数学成绩一贯比较差，所以内容记不大清楚。历史课是周天基老师教的，一听口音，就知道他是莆田人，莆仙方言口音很重，很难适应，经常听不懂，因此，我的历史科成绩也平平。当时凡是不及格的学科，期末成绩单都写红字。有一科不及格，同学们就戏称坐一块红交椅，有的同学坐好几块红交椅。我具体有没有坐过红交椅，现在也没有印象了。

到了初二下学期，林仲谋老师当我们班主任，兼任数学科老师，教学内容为一次函数，当时还每人发下一本对数表，但是从来没有用上。林仲谋老师做班主任工作很用心，也很细致。记得有一次，初二年的学生到中心大队的稻田里去捉虫卵，有的同学蜻蜓点水般在“田岸”边走马观花，甚至应付式地在田边观赏，我与一些同学，卷起裤筒，下到水田中间去捉虫卵，捉了一大把，由于专心投入，转眼间同学们都回家了，我们还不知道。这件小事情，还受到林仲谋老师的表扬，期末，还写在思想政治表现的“鉴定”里。

初二年8班，周加清当班长，陈思达当团书记。有一次，学校组织游行活动，从下圩街走到后坑埔才返回学校，同学们手持三角形彩旗，还不时喊口号，思达同学喊一句，我们跟一句。初二下学期，学雷锋活动，学校举行唱歌比赛，我们班也是思达同学指挥。从初中毕业到现在，就再也没有见过思达同学，有时十分想念，情之所钟，在于念旧。同学当中，廖赞奇同学，艺林人，感觉他是男生中最会读书的人，有一次考化学，有一题有关百分比浓度的，我自信列式与答案没有问题，他坐在邻近的位置，与他对一下，才发现是自己的答案错了。那次窃窃私语的场景依然清晰如昨天。

当年只有男同学之间有说话，男女同学之间没有说话，也没有交流。男女授受不亲。整个中学时代，有二位女同学四年当中一直都同班，就是没有说过一句话。那个时代的情况就这样子。

虽然读初中，但是都比较害羞，尤其女同学。《生理卫生》课，老师每节课只是照本宣科，读一遍过去，也不会讲。尽管如此，读到“生殖系统”这节课时，同学们有了朦朦胧胧的性意识了，有一些男生瞎起哄，惹得老师生气。老师说：“以前的生理卫生课本，还有外生殖器官图呢！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所有的女生都趴在桌上，很不自在地头也不敢抬起来，那种情景，只有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初中女生才会出现。“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描写的就是这种羞答答的情景，描写的就是属于她们的少女年华。少年时代，作为男生的我们有幸与她们一起成长，却一直无缘说上一句话。

多少往事，烟销云散；多少往事，历历在目。感谢所有教过我们初二年级的老师，感谢曾经关心和帮助过我们的老师们。面对老师，也许我们只有一辈子的感恩之心；面对老师，也许我们只有默默的祝福。

                    （写于2020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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