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有我这种想法的人确实不少，大家都有一些关系、路子，如果有合适的公司平台，想赚钱不难。
我当时有一个不合时宜的观念，主观地认为，我本属于文科男，理工科的知识储备不足，在心理上，对技术型的项目没有底气，不像在八达公司，有张经理这种理工大博士做后盾，我是真敢往前冲。
由于总是担心自己对技术特别是当时比较热门的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的理解力不够，所以一直不愿意主动向这一领域发展。
在八达公司和很多理工男有过合作的经历，他们中很多人，苦于没有资金、没有合适的平台、没有合适的市场经营和管理者，没有很好的合作者，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华。
其实这对我来讲就是机会，虽然我有过想法，在他们中挖掘资源后找个机会在中关村搞一个高科技公司，可由于担心自己对技术的理解力不足，因而一直没有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动往这个方向上努力，这应该是我在个人发展方向选择中的一个重大失误。
和小宫在一起，我跟在他身边紧锣密鼓地去操作这单大邱庄送上门的生意，应该说顺风顺水，大约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把该赚到的钱全部赚到手，全部过程如下：
第一步：大邱庄乡镇企业有个钢厂，缺乏原材料。后来经过努力，拟从前东德进口一批废旧钢轨作为原材料，他们自己可以解决外汇问题，但是拿不到“废钢”进口许可证，找不到合适的外贸代理公司；
第二步，小宫发现这个信息后，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在北京终于找到有废旧钢材代理条件的进出口公司，而且他们愿意主动积极地配合，向有关部门申报“废钢”的进口许可证；
第三步，组合对接，帮助大邱庄和进出口公司建立对外贸易代理关系，完成整个贸易的代理全部技术过程，获取最终的进口许可证；
第四步，由进出口公司和外商签订代理进口“废旧钢轨”贸易合同，通过中国银行，发出贸易信用证；
第五步，等候对方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这种生意非常容易操作，只要是把旧钢轨进口许可证按照大邱庄公司的要求拿下了，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小宫和我收取了这单贸易的全部“中介”费用，一把下来，将近150万元，除去各种“回扣”等，净利润将近60万元。
这单生意，就是利用了信息不对称，通过小宫和我在进出口公司的各种人脉关系，找到最适合的代理公司，然后说服代理公司一点一点完成这一过程，这单生意下来，各方都有利，公平合理，童叟无欺。
考虑当时的市场供需情况，如果没有我们在当中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大邱庄方面要想吃进这批前东德旧钢轨，绝不会这么顺利，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商业活动中，他们支付给我们的中间费用，算是物超所值。
我们的运气确实也太好了，在做完大邱庄这个业务咨询项目后不久，作为前中国首富村，就“东窗事发”出大事了，其致富带头人涉刑入狱。
其实我也遇见过玩进出口许可证“官倒”的“皮包公司”，其能量都是超乎寻常的。
记得有一次，南方某大石油冶炼公司两个老总亲自来北京，为他们公司的原油进口许可证做延期处理，跑了好长时间，就是办不下来。后来通过关系找到了在友谊宾馆附近一家有背景的“皮包公司”。
几万吨石油进口许可证的延期操作，手续齐全，“皮包公司”“老总”二话不说，顺手打了几个电话，然后自驾车亲自跑了一趟东单一带，大事基本搞定，随后也就是2、3天，这件事情就全办下来了，过后要价不高，几百万现金轻轻松松到手了。
我闻之此事，并不奇怪，我知道那个“皮包公司”虽然设在宾馆，也不是谁想进去就能进去，人家公司负责接待的都是现役武警，这阵势，都是货真价实的，背后没点真货，一般人也不敢这么张扬。
类似的“皮包公司”，据我所知，京城内确有一些，他们就是利用权钱结合，内外联合，利用国家政策、市场计划经济的双轨并行，冠冕堂皇为自己赚钱。
我们都清楚，和大邱庄的这种生意，有一无二，我们也是赚一笔就走，目的还是为了快速积累，不过由于这单生意来得太顺，我们俩人似乎准备都不足，对下一步的方向性选择，没有做出切合实际的调整，这是我们的失误。
在北京，有不少人都像我和小宫那样，利用信息不对称和在北京的各种人脉关系，很快为自己赚到这桶“金”，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比如：我认识一个大哥“老潘”，做了2笔和我们相似的这种生意，赚了一些钱，随后为一个南方大公司在北京地区做业务总代理，在北京六部口一带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门市，组织了一些北京地面上的小兄弟，在京开展业务，一段时间做得也是有声有色，后来他又把南方这家公司的代理权拓展到东三省，几年下来，完成积累和更广泛的人脉储存，最后转到房地产和多种经营，逐渐成就了他这一代人的家族积累。
老潘是1990年代很多北京人白手起家的一种模式，有一定代表性。
当今，在讯息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很多轻资产扁平化的公司，也采取“皮包公司”的方式，为社会提供多种有效服务，和1980、90年代的“皮包公司”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
我和小宫其实都不是做贸易的人，但当时我们的进展实在是太顺了，所以自信心有些爆棚，这种爆棚，为日后的“滑铁卢”，留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