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那个在方圆几里颇具威望的小奶奶还活着。
每到逢年过节，她家的客厅就成了如假包换的女子沙龙：清一色的七大姑八大姨女眷，无一例外地聊着关于女人的问题，而所有问题指涉的只有一种人——待字闺中的女儿、孙女、外甥女……
议题其实只有一个：把这些姑娘们嫁到香港去。
那个时候，在我老家那样一个连衣服的流行款式也常比大陆上慢一拍的海岛城市里，对于婚嫁这样的家族大事件，依然有着诸多“羁绊”：
一是千万不能低配了，母亲辈的意思几乎都是，我没嫁好，你可得嫁好了，我嫁好了，你就更得嫁好。二是不能太夸张了，省得引起邻里议论，谁家的姑娘如果嫁了个大胡子高鼻子的老外，那兴许还会引来一阵阵看西洋镜似的那种好奇，或者成为闲来无事时“嚼舌根”的话题，这是万万不可的。
因此，有些人就选择了在想象力允许和社会平均可接受范围内“胆子再大一点”，而这一大就常常大到了香港。也许，因为封闭得太久，却又那么急切地渴望生活里泛起一点波澜，正好，随着香港电影电视和通俗歌曲等流行文化的输入，一个香车宝马、洋气而又自由的香港形象飘扬过海地来，刚好又因为同根同源而不那么遥不可及，因此把姑娘嫁到香港去，笃定是件羡煞众人，光耀门楣的好事儿。
那个年代，还没有像样的跨境婚姻专营中介，向熟人借光就成了一条捷径。对于我家族里的那些亲戚们来说，万幸的是有小奶奶在！小奶奶温柔谦和，又古道热肠，在方圆几里是个人见人夸的好人。她就有一个嫁到了香港去的女儿，对小奶奶是出了名的孝顺。
似乎，一切都再好不过了。
每当小奶奶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小姑姑回娘家过年时，各色亲眷们，不论住的远近，只要一听到消息，就会立马放下家中手头的一切事务，生怕错过了似的，一大早就拉着成年、未成年的大小姑娘们，提溜着大包小包急急地赶来，奔赴这一年一度望眼欲穿的盛会。
孩子们在乎的，是香港糖果，他们里里外外地围着小姑姑兴高采烈地转。
大人们则一门心思地盯着那些让人眼馋的物什：香港黄金首饰。
似乎亲戚们的需求和购买力年年看涨，小姑姑每次带来的细软之物总是不够分。每回刚一开包，就仿佛是喂鸡的人在地上撒了一把米，立刻有一大群饿极了的鸡围上来啄。
团团围住她的亲眷们两眼放光，纷纷拉开了先下手为强的阵势，“嗖”地一下一把抓过来一个戒指或项链什么的，左看右看，嘴里啧啧称赞着“啊呀，成色真不错啊”“果真是好东西啊”！然后，便是一个个讪笑着讨好：“妹妹，这个你可得卖给我，谢谢你给我带来哈”“这个我买了，有你真是大家的福气！”当然，下手慢的，就不免有些悻悻然，不过，他们也总不忘跟风夸夸小姑姑，好让人家下回给自己带点儿。
艳羡和巴结，渐渐转化成了“人有我为什么不能有”的不甘心和种种狡黠的欲望，并最终激发了亲戚们把自家闺女嫁到香港去的斗志。
看那沙龙里，女亲戚们一个个都提着大包小包，满脸堆笑地，让小奶奶一定要收下，然后便是小心翼翼地打探口风：这回，令爱有没有在香港那边帮忙物色到好一点的人哪？如果发现有点苗头，所有人就会立马竖起耳朵，生怕因为漏听任何一个细节，和金龟婿失之交臂。
时不时，她们还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开始一场美色宣传竞赛和诋毁抹黑大战。自家的闺女多么多么温柔贤惠、貌美如花和聪敏乖巧。而谁家的姑娘不错是不错，就是脸上麻子多了些。谁家的闺女呀，笨，书怎么读也读不好。谁家的侄女呢，常常和男孩子一起出去。谁家的外甥女岁数有些大了，就怕生孩子不容易……一个个说得唾沫横飞，争得面红耳赤，吵得无休无止。
小奶奶有着极强的分寸拿捏水平，每每这种时候，她总能很耐心地看完所有人的表演，然后在她觉得差不多的时候，不紧不慢地抛下一句：“都不错，给你们留意着呢”，作为本场沙龙的结尾。
就这样“战斗”了一年又一年，还是没有一个姑娘嫁到香港去。这些女眷们直到小奶奶死后，才隐隐地感觉到了别人对自己的敷衍，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戏弄。
后来，估计是算了算送礼花出去的钱，也很难再找到小奶奶那样的“好人”婚介，于是就一个个失了锐气，在心疼和不甘中，纷纷作别那个黄粱梦，不再为那个一点影儿都没有的香港金龟婿劳民伤财。
时隔多年，那个女子沙龙早已随着小奶奶的离世而成为陈年旧事，但是因为少年时代的耳闻目睹，这些人，这些嘴脸，这一幕幕，让我始终对所谓无欲无私、千金难买的亲情存疑。
遥远一些的，就不强求了。比如小奶奶，本来就和那些祈求香港姻缘的人没有太亲近的血缘关系，她的敷衍和不作为，顶多是商人重利轻情的问题。而这些人之间，资源的稀缺性导致的竞争让人冷酷，让人不惜以真面目示人，也是不难理解的事情。
真正让人脊背发凉的，是来自至亲的算计。
做着自己的黄粱梦，借着爱护的名义，打着“为你着想”的旗帜，硬生生地插足和裁决一个独立个体的人生际遇，这让很多人在劫难逃。
在连国内旅游都是奢侈品的年代，这些沙龙女眷们，关于香港的全部知识，几乎都来自于电影电视和那个过年时荣归故里的小姑姑。面对如此大的不确定性，她们甚至没有一个人，愿意再多一点地去了解一下香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自己的女儿、孙女、外甥女们是不是真的想要嫁到那里去。也没有人真的关心过，对于这些花样年华的姑娘们而言，跨到海那边的这一步，换来的将会是什么样际遇和祸福？
那些姑娘们，大点儿的二十刚出头，其中两个已经有了心上人，因此大都摆出了一副爱理不理、漫不经心的样子。小的才十五六，眼神怯生生的，脸上还挂着一副副懵懵懂懂的表情，在大人们轮番谄媚和相互倾轧时，手里一个劲儿地把刚吃完的糖纸折了又拆，拆了又折，相互间还小声议论着那种糖果更好吃些。
但也有那么一两个，经不住家里大人们香港长、香港短的反复念叨，居然还真有那么点欣欣然，花枝招展地来，努力地温柔乖巧，装出一幅甜美可人的样子。每当想起这一幕幕，我脑子里就会跳出物、商品、交易等等冷冰冰的词来。
外面的勾心斗角和现实算计，让人们不得不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也许是累了，也许是没有料到，对于父母那样至亲的人，总是怀着一种近乎盲目的、无条件的信任。这种信任，常常以丢失警惕性和让渡自己的各种选择权作为代价。这常常意味着风险。
小姑姑，也就是小奶奶那个成功嫁到了香港的女儿，其实是一个“看不见的人”，这让我每次想起她的时候，脑子里就会闪现出叔本华说过的那种“人生荒凉的底色”。
似乎，这些亲戚们的眼光和思绪，每次都能毫无偏差地越过她的样貌和悲喜，径直抵达美味的糖果，金灿灿的黄金首饰，她每年给娘家寄回来的钱，以及出嫁到香港给家人带来的风光。
然而，在这表层的风光之下，却是一个远嫁的女子满满的酸楚和不易。
有一回，女眷们再一次夸夸其谈的时候，我不经意间看到了小姑姑不声不响地离开了那个充满了交易味道的沙龙，独自走到厨房为母亲及亲戚们准备晚饭。
我那时还小，小到她毫无戒备。
只听她一边切着菜，一边一阵阵小声啜泣着，还自顾自地叹着些烦心的事儿：婆婆不好伺候，大陆外来妹受人歧视，每天坐着小船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上班，节衣缩食紧巴巴过日子，老板还要剥削……
小奶奶的离世骤然惊醒了那些亲眷们的黄粱梦，这故事有了一个不算坏的结局。
那些沙龙的姑娘们后来大都嫁了当地人，找得差不多都是自己中意的人，过上了平凡却登对的生活。
有的嫁了个公务员，父母说起女婿的时候总不忘捎上“吃皇粮”这样的字眼，那股得意劲儿都挤在了说笑时眼角的皱纹里。
有的嫁得很曲折，传说男方家里负担重，可是女方家里怎么也拆不散这一对执着的恋人，就只好随了姑娘的意，小夫妻日子过得挺清苦。
有的嫁了个个体户，在“十亿人民八亿商，还有两亿待开张”的年代里，夫唱妇随远赴新西兰开了一家小餐馆，去了比香港还远、长辈们的婚嫁想象力尚未到达的地方。
还有一个，因为始终没有碰上对的人，就一直单身，直到现在。但她心地刚硬而又物质丰裕，在四面楚歌、一片唱衰剩女之声里，单枪匹马营造出了中年单身女的风光无限。（文/邵信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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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为畅销书翻译 微信公众号：铁树上的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