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欠他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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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欠褚遂良一个公道,无论是为官还是为艺。

褚遂良出身名门望族,家学渊源深厚。父亲禇亮由隋入唐,是李世民文学馆十八学士之一,充当国事顾问,主管文学。褚遂良在父亲的引导下,学识与日俱进,很快就得到了李世民的赏识,做了铠曹参军。据《唐会要》记载,弘文馆的日常事务,实际由褚遂良管理,人们也习惯称他作“馆主”。

褚遂良在书法上的造诣更为突出,不仅自己勤学苦练,还拜两位绝世高手虞世南和欧阳询做老师,更上溯王羲之的书风。早在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下诏在隋末战乱时的战场上修慈云寺,当时虞世南和欧阳询还在盛年,李世民却把书碑的事交给褚遂良,可见他对褚遂良书法和文章的认可。随后他又奉旨校鉴全国送上来的王羲之作品,“一无舛误”,成为中国鉴定史第一人,并编写了《右军书目》,为后世研究王羲之书法作出了重大贡献。是纪念长孙皇后的《伊阙佛龛碑》和纪念名相房玄龄的《房玄龄碑》等重大纪念碑文的书碑者,还被李世民指定写下名重天下的《雁塔圣教序》,被后世尊为“唐代书法的广大教化主。”

这些都体现了褚遂良的能力,他更为称重的还是他的责任感,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把职责看得比生活更重要。

他言正义辞地拒绝李世民看起居注

贞观十二年(638年),虞世南逝世,正当太宗感慨“虞世南死后再无与我谈论书法的人了”时,魏徵向唐太宗推荐了褚遂良,称他“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李世民其实早就知道褚遂良,加之魏徵的推荐,就让他先当自己的起居郎,一是方便讨论书法,二是考验一下他的为人,看他是不是也像自己的父亲那样惯于见风使舵。魏徵则对褚遂良的能力和人品早就下过很大功夫,他推荐褚遂良的想法是希望他能像虞世南一样,既与太宗共研书法,又可利用自己的学识多方劝谏太宗,为国效力。褚遂良没有让太宗和魏徵失望。

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我国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最初分为记言的“左史”和记事的“右史”。在小学课本上就有一篇《秉笔直书》的文章,专门讲史官的,司马迁一家也是世代史官。“起居郎”一职大约设立于两汉时期,也有人说是北魏孝文帝设的,他的角色与以前的史官相类,天天陪在皇帝身边,记录下皇帝生活、工作中的言行,工作职责要求是“直书时事,无讳国恶”,就是要秉笔直书无所隐瞒。褚遂良之前的起居郎是谁我们不得而知,他的工作标准和原则我们也不可考,但褚遂良是严守这一历史操守的好史官。据《大唐新语·卷三》记载,褚遂良担任起居郎不久。有一日,太宗就问他:“卿知起居注,记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唐太宗就拿话试探褚遂良想看一下他记录的“起居注”,褚遂良的回答相当严肃:“今之起居注,古之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检戒,庶乎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我记录的与古代左、右史记录的一样,都是君王的一言一行,无论善举恶行都要记录在案,作为前车之鉴,以约束后世君主。皇帝是不可以亲自看的。太宗接着又问:“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意思是,如果我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好的,爱卿也一定会记录吗?褚遂良的回答也很干脆:“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这是我的职责,当然要记。唐太宗是英明之君,一番言辞完成了对褚遂良的考察。从此后不只当他是书法上的知己,更当成政治上的密友,临死前还拉着李治的手进行托孤。贞观十五年褚遂良和魏徵共同努力劝谏李世民暂停封禅,也算对魏徵的赏识的回报,说明魏徵没有看错人。

以国事为重说服李世民立李治为太子

李世民自己是通过“玄武门之变”上位的,在他的心目中,立太子就是要选出一个强者和勇者,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按照他的思路,对皇子的培养也自然与众不同。早在大儿子李承乾7岁时,就被他立为太子,不仅派出孔颖达、于志宁、张玄素等当代硕儒精心教导他,还给他提供各种机会锻炼他处理政务和监国的能力,起初李承乾的表现的确让人满意,但越来越逆反,终于让李世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将其废掉。而二子李泰也在为争储做各种准备,假意屈尊下士,招揽人才;带领门人编写《括地志》,深得太宗喜爱,也在朝中造成良好声望。太宗也确有立他为太子的心意,又是褚遂良的据理立争,才让太宗最后改立李治为太子。据《旧唐书·褚遂良传》记载,唐太宗在废李承乾太子不久,有一次主动找褚遂良议重立太子事,太宗说:“昨青雀自投我怀云:‘臣今日始得与陛下为子,更生之日也。臣唯有一子,臣百年之后,当为陛下杀之,传国晋王。’父子之道,故当天性,我见其如此,甚怜之。”遂良进曰:“陛下失言。伏愿审思,无令错误也。安有陛下百年之后,魏王执权为天下之主,而能杀其爱子,传国于晋王者乎?陛下昔立承乾为太子,而复宠爱魏王,礼数或有逾于承乾者,良由嫡庶不分,所以至此。殷鉴不远,足为龟镜。陛下今日既立魏王,伏愿陛下别安置晋王,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想立李泰的意思比较明显,但褚遂良却用前朝的历史告诫太宗这样做并不妥。唐太宗听后,第二天就立了晋王李治为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熟悉历史的太宗早有立李治为太子之意,只是想再试探一下大臣的口风。但无论如何,褚遂良能够把责任挺在前台,敢在立储的问题上公开对皇帝表明态度,指出错误,胆量确实可嘉。

至死不同意李治立武则天为后

649年,太宗驾崩前,召褚遂良和长孙无忌顾命,要你们像霍光和诸葛亮那样匡扶幼主,“必须尽辅佐,永保宗社”,反过头来又对高宗李治说:“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太宗想多了也管多了,他们毕竟是你李世民的左膀右臂,不是李治的。李治一开始对褚遂良也不错,封他为河南县公,再升为河南郡公。表面看是非常尊重他,其实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方式与褚遂良进行了权力的斗争,第二年就借故把他贬为同州刺史。虽说后来又召回并升任吏部尚书,监修国史,再升为尚书右仆射,知政事,执掌朝政大权,达到了政治生涯的最顶峰。但君臣不同心的事实,加之褚遂良耿直的性格,注定了后来悲剧的上演。

悲剧的重点是在永徽六年(655年)的皇后废立之争上。褚遂良在这件事上可谓用心良苦,他不让太尉长孙无忌去劝高宗,说长孙太尉是国舅,如果事情不顺利,就会让皇上背上一个向舅舅发怒的名声,这不好!也不让李勣劝,说李司空是国家的重臣,一旦事情难办,就会让皇上背上一个治罪大臣的坏名声,这样也不好。决定一人担当,殿上对高宗提出的责问一一对答,并把代表身份的笏放在地上说:“臣今不敢曲从,上违先帝之命,特愿再三思审。愚臣上忤圣颜,罪合万死,但愿不负先朝厚恩,何顾性命。还陛下此笏,乞归田里。”解下头巾当殿叩头,血流满面。

他的所作所为终于没能阻止高宗废王皇后而立武则天为后。他也被一贬再贬,最后在被贬途中忧郁而死。

武后临死前下诏平反,死后百年画像入凌烟阁

褚遂良的错不在人品,不在私心,只因他始终把职责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武后虽是女流,却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君,因此才有无字碑的存在。在位期间对忠臣和奸臣见的多了,也就对褚遂良从内心深处原谅了。公元705年,一代女皇武则天,已经病入膏肓。由于,自己即将撒手人寰,她特意立下一道遗诏,其中就有这样一句话:“要给曾经含冤受累的褚遂良、韩瑗等人平反!”

在褚遂良去世百年之后,唐朝的第九位皇帝唐德宗李适又一次整修凌烟阁,褚遂良与其他26人出现在了凌烟阁的画像中。这个一生都在为大唐盛世鞠躬尽瘁的老臣总算有了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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