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言三国：衣带血诏是否存在

文 | 乄妖乀

小说中作者是以‘许田围猎’为引，而展开衣带诏一系列之故事，然而在讨论衣带诏之前，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许田围猎真的存在吗？

事实上，许田围猎的情节，是不见于史的。唯有《三国志·关羽传》裴松之引注《蜀记》中曾云，“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不过是曹操拉拢刘备的一种手段而已。而且其中亦有记述，在狩猎的过程中关羽有杀曹操之心，这些情节皆被作者用到了‘许田围猎’之中。

既然‘许田围猎’尚且不是史实，那么之后的伏完献计、衣带血诏、太医下毒等情节是否确有其事呢？

董承谋反，事发被诛，正史确有记载。至于其他的相关情节，《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皆未出现相关记述。《后汉书·皇后纪》中仅提及，“董承一家被诛，连怀有身孕的董贵人亦不得幸免。伏后闻之，至此心怀疑惧。在与父伏完的书信中，言曹操残逼之状，望其父秘图之，而伏完却不敢发。”文中并未提及，伏氏父女曾参与到衣带诏事件之中。

小说中的董贵妃，应作董贵人。据《后汉书·皇后纪》载，东汉皇帝后宫，六宫称号，唯皇后、贵人。且董贵人为董承之女，并非董承之妹。

而太医吉平，史书中原型是太医令吉本。亦有可能是平、本字形相近，而出现失误。然并未参与董承谋反。而是在建安二十三年（218）与耿纪、韦晃等反曹被诛杀。

《三国志·武帝纪》仅仅提及，“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谋泄，皆伏诛。” 丝毫不提是否有‘衣带血诏’之事。

《三国志·先主传》虽言，“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辞’有‘告之’之意，即董承告之刘备，自己是奉皇命诛杀曹贼。实则刘备并没有见到所谓的‘衣带诏’，完全是董承的一面之词，亦可以说是拉拢刘备站队的一种手段。

《资治通鉴》亦继承了此种说法，言道“初，车骑将军董承称受帝衣带中密诏，与刘备谋诛曹操。”‘称’有密诏，同样是自说自话而已。

唯有《后汉书·献帝纪》名言董承等人所为是受献帝密诏，‘建安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明显《献帝纪》中所提及的密诏，与《武帝纪》丝毫不提密诏，皆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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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历史中是否存在这一份‘衣带诏’，我们尚需在历史的逻辑关系中寻求答案……《三国演义》中所设计的情节便给予了我们不错的灵感。

作者在描写官渡之战，曹袁对阵时，曹操曾言：“吾今奉诏讨汝!”而袁绍则对曰：“吾奉衣带诏讨贼!”假设‘衣带诏’真实存在，袁绍以此为借口攻打曹操则是必然之举。然而正史之中，官渡战时没有丝毫有关袁绍提到‘衣带诏’一事的记述。

非但如此，《资治通鉴》中载，袁绍欲攻打许都时，其麾下谋士沮授曾劝言，“夫救乱诛暴，谓之义兵；恃众凭强，谓之骄兵；义者无敌，骄者先灭。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举师南向，于义则违。”骑都尉清河崔琰亦劝谏，“天子在许，民望助顺，不可攻也!”可见，袁绍一方完全不知‘衣带诏’之事。

车骑将军董承谋反，同谋之人正史之中仅有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议郎吴硕。《三国志·先主传》中云，“刘备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王服即是王子服，吴硕则是吴子兰，‘子兰’和‘子服’理应是其字。刘备可以算半个，而马腾未曾参与此事。

综上所述，‘衣带诏’事件刘备是知情者之一。官渡决战前夕，刘备已至袁绍处，《先主传》言，‘绍遣将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与先主相见’。其裴松之引注《魏书》曰，‘备归绍，绍父子倾心敬重’。

假如‘衣带诏’为真，刘备没有必要对此事隐而不言。由此可见，即使刘备亦不相信董承所谓‘衣带诏’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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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董承其人，亦并非如小说给予读者的印象一般……

《后汉书·董卓传》中云，“帝亦思旧京，车驾东归……迁郭汜车骑将军，杨定后将军，杨奉兴义将军。又以故牛辅部曲董承为安集将军。汜等并侍送乘舆。汜遂复欲胁帝幸郿，定、奉、承不听。汜恐变生，乃弃军还就李傕。”

董承本是董卓女婿牛辅的部曲，即凉州军旧部。趁献帝欲东归洛阳之机，而拜为安集将军。

《后汉书·皇后纪》曾载道，“帝寻而东归，李傕、郭汜等追败乘舆于曹阳，帝乃潜夜度河走，六宫皆步行出营。后手持缣数匹，董承使符节令孙徽以刃胁夺之，杀傍侍者，血溅后衣。”故而董承亦非什么忠臣，一路护送献帝，未尝没有掌控献帝的心思。

《后汉书·董卓传》中载，“献帝至洛阳后，以张杨为大司马还屯野王，杨奉为车骑将军亦出屯梁；董承为卫将军，而韩暹为大将军，领司隶校尉，皆假节钺，与董承并留宿卫。”

董承难以与韩暹抗衡，于是故技重施，秘召曹操勤王。（前曾密诏白波军将领李乐、韩暹、胡才以及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助其大破李傕等军）然而曹操又岂是之前的军阀可比，顺势将献帝‘迎’入自己的地盘—许昌。

董承虽亦因功升任车骑将军，并得以开府。但自献帝定都许昌后，朝廷实际为曹操掌控。董承虽身为外戚，无上的权力近在眼前，却是镜中花、水中月。不为自己所拥有，董承又如何能甘心默默无闻而至终老……

蔡东藩于《后汉演义·第七十三回》中评道，“李傕郭汜，贼也；张济杨奉董承，亦无一非贼；至如李乐韩暹胡才，则固以贼自鸣，更不足道矣。”

故而董承之死，不过是被膨胀地权欲蒙蔽了双眼，一个低能野心家的必然结果而已。作者将其与‘衣带诏’巧妙结合，遮掩了董承的心中的野望，歪曲了董承谋反的事实，继续将‘尊刘裔曹’的思想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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