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张杭州余杭区招聘公示的截图引发网友关注。这份长长的公示名单里,清一色是来自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其中还包括一些街道办事处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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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运河街道办事处:录取的是北大新闻传播学硕士
乔司街道办事处:录取的是北大软件工程硕士
临平街道办事处:录取的是北大中国哲学硕士
东湖街道办事处:录取的是北大法律硕士
南苑街道办事处:录取的是北大地球物理学博士
仓前街道办事处:录取的是清华材料科学与工程硕士
中泰街道办事处:录取的是北大法律硕士
五常街道办事处:录取的是北大生物学博士
不少网友质疑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去街道工作,会不会大材小用了?
图据余杭发布
相关部门
不是今年的,是2018年招聘公示
22日下午,记者从余杭区相关部门核实了解到,这份拟录用人员公示名单并非今年的,而是2018年初招聘人员的公示名单。
据报道,余杭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坦言,“这张公示截图是我们2018年面向应往届高校毕业生招的,有很多来自其他地区的选调生,他们看中的是杭州的发展潜力和活力,还有我们招聘时的诚意。”
该负责人也表示,清华北大的学生来街道工作并非大材小用,是余杭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很多工作专业性强,亟需更多的青年才俊在经济社会的服务管理上做好专业支撑。
录用人员
工作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事情
记者随机采访了网传名单中的一位录用人员。柳云南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2018年来到余杭区东湖街道工作,这个岗位是他自己选择的。
刚入职的时候,基于对法律法规的熟悉以及扎实的文字功底,柳云南在办公室工作,主要是综合性材料的撰写。考虑到其综合能力强,工作一年后,柳云南升任街道的团工委书记。
柳云南觉得,现在的工作充实而幸福,收入也符合自己的预期,如今能在更大的平台上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和才能,自己很满意。“工作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事,国家也号召年轻人去基层,我觉得基层很锻炼人,而且也有晋升空间,好多当年一起来的小伙伴现在都走上了重要的工作岗位。”柳云南说。相比外地去律所或者到大企业打拼的大学同学,柳云南觉得,自己的工作稳定,晋升渠道畅通,特别是余杭的生活、工作环境非常好,他也会向自己的学弟学妹推荐来余杭工作。
余杭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他们招聘时感觉到,之前很多毕业生只看重省级单位、大国企、优质民企,很少关注到地市,更别说区县。“2017年,基于整个余杭的高速发展态势,特别是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社会治理工作繁重,我们主动前往清华、北大等重点高校去推介,反响超乎预料,报名人数也很多,我们也从中看到了改善干部队伍结构、提升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机会,于是这个事情就这么做下来了。”
另据余杭发布报道,毕业于北京大学环境地理学的博士生杨晨现就职于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余杭分局,他表示,“来到余杭工作快一年了,我越来越庆幸、越来越笃定自己当初的选择。入职时人才房的拎包入住,落户、补贴的迅速落实,为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交通十分便利,地铁直通杭州主城区;各种特色小镇,是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忙碌于这座生机盎然的现代化都市,我和余杭一起成长。”
新闻延伸
首次聘期3年 有“五险一金”
博士年薪约38万,硕士约35万
余杭,地处杭嘉湖平原南端,西倚天目山,南濒钱塘江。2019年全区实现生产总值(GDP)2824.02亿元,截至年末,全区户籍人口116.18万人,按户籍人口计算,全区人均GDP为24.99万元。
据悉,余杭区2019年的GDP数据在杭州市各区县中名列第一。2019年,余杭全区新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44家,全区国高企总数首次突破1000家,阿里巴巴的总部就设在这里。
2018年,余杭区分两批开展了面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硕士以上毕业生专场招聘党政机关储备人才工作。根据余杭发布透露的信息,这次两批次“清北招聘”累计接受报名555人次,共接待来自全国18个地区的面试考生359人次。其中余杭区委组织部计划招聘4人,报名人数107人,报录比达1:27。
据介绍,余杭区“清北招聘”提供多样选择——考生可自由选择事业编制人员或政府部门高级雇员两种不同身份类型,并在聘期满后为政府部门高级雇员提供定向考录为事业编制人员的机会,增强自主选择权。
“清北招聘”招聘的事业编制工作人员、政府高级雇员和国企高级职员均列入余杭区党政机关储备人才管理。
其中聘为政府部门高级雇员或国企高级职员的,聘用人员与区政府直属国有企业签订劳动合同,首次聘期为3年(试用期1年)。按规定购买“五险一金”,其中博士参照区直属国有企业中层正职执行,年薪总额38万左右;硕士参照区直属国有企业中层副职执行,年薪总额35万左右。此外,还可申请连续3年每年1万元的从业补贴。
另外,聘为事业编制工作人员、政府部门高级雇员或国企高级职员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在首次聘用三年中共可分别领取8万、6万的生活安家补贴;三年内,根据需要可申请无偿使用拎包入住的人才公寓,自行租赁房屋的可分别申请领取1600元/月、800元/月的租赁补贴;对选择购房的无房户可分别申请领取一次20万、10万的购房补助,有房户可分别申请领取一次10万、5万的购房补助。此外,还给予医疗、健康体检、相关人才休养、子女入学等方面的便利和优先保障。
除了在2018年推出两批次“清北招聘”外,2019年余杭区也进行了“清北招聘”。
网友声音
对于此事,网友议论纷纷。有的认为双向选择没有什么奇怪的:
■这有啥质疑的?刚毕业不从基层锻炼,难道直接给个县长当?
■双向选择、互相成全,城市有发展潜力,双方都非常乐意,这有什么不好?需要别人指手划脚吗?
■一些人的思维方式好奇特,一方面骂基层素质不行,一方面又觉得高材生去基层委屈。无语了。
■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去街道办工作不是浪费人才,恰恰相反,这是充分利用人才。
但也有人认为,清北毕业生不一定能全身心投入街道办工作,另外,名校的博士硕士应该做些贡献更大的事:
■跳板而已,过个两三年就正科、副处了。
■双向选择没毛病,但是也真的是侧面反应了国内科研环境,都读到顶尖学府的博士了,就突然不搞科研啦……博士生就这样被基层工作的待遇吸引啦?
■把一个为基层群众服务的岗位,变成官本位的跳板,要有人能沉下心来干成事才是咄咄怪事。
■高学历人才都去捧金饭碗了,这样的趋势肯定是不对的。
■有一说一,个人追求而已。不过我觉得既然都读到博士了,还是应该做些贡献更大的事。
还有网友认为,待遇是非常重要的:
■余杭发多少工资大家知道吗……清北也不是傻的。
■网友真能操心,人家几年就会成处级干部,待遇好,在区上干也没有什么不好。
■你们也别小看街道办。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办科技园社区人称最牛街道办,下辖华为、大疆、中兴。余杭下辖阿里巴巴,各类独角兽也相当不少,一个街道办的产值比其他省一个市多也很正常。
当然,还有的是调侃的:
■体制内的岗位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样一看,留给其他学校进入余杭体制内的机会不多了,其他本科在读的同学们,着急了吧。
■娃啊,你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考上北大清华,将来才有可能去余杭街道办上班。
光明日报评论
不必觉得清北毕业去基层是“屈就”
在许多人眼中,清华北大毕业生是“天之骄子”,他们选择去街道工作是大材小用吗?这样的讨论近来并不少见。从中学招聘出现清北毕业生“豪华阵容”,到学霸转身做主播,网友对这些话题的关注,反映着人们对于“名校”和“择业”之间关系的认知。
有媒体采访了网传名单中的一位录用人员,她回应,如今的工作可以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晋升渠道畅通,生活和工作环境令人满意,收入也符合自己的预期。
如此便不难理解,这份公示是双向选择、互相成全的结果。因此我们大可不必被“成功学”束缚,也不必觉得清北毕业去基层是“屈就”。
更何况,基层对人才同样求贤若渴。一线的工作平凡却不简单,对于像余杭区这样在数字经济大潮前沿的地区来说,有许多改革和创新都在一线带着温度逐渐摸索,更科技更便民的基层治理方案也都从实践中萌芽。高材生充实基层,有利于提升社会治理水平,让工作的开展更加游刃有余。而在基层锤炼摔打,对于个人来说也是宝贵的财富。
回过头来看,这份招聘公示引发热议,还是说明许多人仍然带有学历和职业偏见,认为“名校光环”必然要对应一个所谓“高大上”的职业。但事实上,三百六十行,只要可以发挥个人所长,实现自身价值,哪一行都是不错的选择。
名校带给学子的不仅是专业的知识,还有开阔的视野和独立的思考判断能力。高校毕业生是充满朝气的生力军,无论是去科研单位、去企业还是去基层一线,只要是理性择业,都值得被祝福。
(作者徐悦东,原载新京报“文化客厅”)
2019年11月7日,韩国教育部宣布于2025年废除全国的精英高中,以改善教育不公平的现象。但是,《世界华人周刊》的作者古尔齐亚写了一篇《韩国废除精英高中:4个年轻人1个要考公务员,博士争当环卫工人》的文章,引发了有关韩国“过度教育”的热议。古尔齐亚认为,高中实行义务教育,韩国社会的教育问题不一定就解决了,因为大家可能会走向另一个不断“补习”的极端。
韩国有着几百万的劳动力缺口,但有着高学历的年轻人却找不到工作。韩国年轻人都想去政府和大财团工作,竞争十分激烈。大家拿到本科甚至更高文凭,都想有个好工作,所以诸如博士生当环卫工人的新闻也成为了震惊韩国的社会新闻之一。因此,古尔齐亚认为,韩国人应该反思的不是精英教育,而是过度教育。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是提高就业的法宝,这就像在澳大利亚,许多技术类的工作收入很高,但不要求大学文凭。此外,韩国应该立法禁止企业过度提高招聘门槛,实事求是招人,放下传统重视教育的“儒士思维”。
这些建议能否解决过度教育的问题?过度教育的现象是如何产生的?中国是否也面临着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得清楚,什么是过度教育。
总的来说,过度教育是指由于过分扩张教育,高等教育毕业生数量的快速增长,超过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这使得受教育劳动力从事了与自身受教育水平不匹配的工作,导致“高才低就”,出现高学历失业人群,浪费了教育资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根据官方的数据,中国的高校在2002年的招生人数为321万,到2019年扩招至820万人,录取率也从2002年的60.91%上升到81.13%,中国的高等教育呈现普及的趋势。
但是,大学生就业的形势似乎一年比一年严峻。据麦可思《201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8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为91.5%。其中,本科毕业生就业率(91.0%)持续缓慢下降,较2014届(92.6%)下降1.6个百分点,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为92.0%,较2014届(91.5%)上升0.5个百分点。近两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高于同届本科,这也在侧面说明了职业教育的就业缺口更大。
这种现象似乎跟韩国有些相似:一方面,许多地方的工厂出现“用工荒”;另一方面,我们又经常能在媒体上看到“大学生就业压力大”的感慨。“用工荒”需要的人,与大学生并不能匹配。许多本科毕业生为了在激烈的就业市场上增强自己的就业竞争力,纷纷去考研读研。结果,大家的学历都变高了,但就业竞争更加激烈了,“高学低就”的现象更加明显。
与此相对的是,长期的“高学低就”使得大学毕业生对薪酬的期待将会越来越低,离职的频率、对工作的倦怠和不满也依次递增。网络上甚至出现了“秒辞”这样的词语,来形容90后大学毕业生不到3个月就辞职的现状。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一样,中国同时存在着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的现象。中国教育不足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这就形成了著名的“罗斯高难题”。
根据斯坦福大学斯科特·罗斯高教授的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秘诀是“用创新提高生产率”,而这离不开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在发达国家,有四分之三的劳动力受过高中教育;在中等收入的国家里,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受过高中教育;在中国,只有四分之一的劳动力读过高中,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里高中教育占比最低的国家。
其中,因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割裂,城乡教育两极分化情况相当严峻,城市孩子的高中教育普及率达到93%,但农村只有37%的孩子读过高中,而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劳动力占比只有24%,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随着国家产业升级和人口红利的竞争力下降,若中国不重视农村地区的“教育不足”,那低素质的劳动者的生活将面临考验。
罗斯高的研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罗斯高的数据和分析方法存在着问题。但不管如何,罗斯高都指出了中国农村教育不足的现象。对于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发展来说,改善人力资本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国家在制度上对教育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在教育不足的问题上,把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此外,留守儿童能与其在城里打工的父母团聚,并接受城市的高质量教育,这都有利于提升中国的人力资本。
而对于过度教育来说,提高许多高校的教育质量,让大部分毕业生通过高等教育就能提高其就业竞争力,这样他们就不必非要继续深造来提高竞争力了。而对于个人来说,我们也要清晰地认识到,不是教育投资越多,其回报一定会越多。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就业需求和方向,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投资,这样我们才能避免过度教育。
(作者郑永年,原载《中国城市经济》)
无论是教育过度和教育不足,都会有巨大的社会政治代价。
先说教育过度问题。对中国的教育过度问题, 就是说, 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满足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一方面是缺乏大量技术工人, 另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且不说缺少技术工人对一个国家工业化和技术升级的制约, 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对社会稳定来说就是个大问题。现在有关方面的主要方法是要把很大一部分学生留在学校, 要他们继续读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 但这样做只是把压力往后推一点。等到这些人毕业时, 情况会更糟糕。
在任何社会, 教育过度都会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一个人在过度教育之后能够做什么呢?
过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过度期待。当过度期待不能得到满足时, 激进的行为就会自然产生。从这个角度来看, 过度教育经常培养的是运动家和革命家。正因为这样, 既使受市场影响很大的西方国家, 也非常注意过度教育的问题。在冷战时期, 一些国家为了抵制所谓的“共产主义运动”, 也把注意力放在过度教育上, 就是防止学生的过度教育。从另一个侧面, 防止过度教育, 就是要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 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配合。
在另一端, 教育不足也同样有政治代价。如上面所说, 在中国, 教育不足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 也包括大量的农民工人群中。在这些群体中, 教育不足一方面来自教育质量问题。和城市相比, 这些社会群体的孩子缺少接收良好教育的基础设施, 导致成绩不好, 没有资格上好的高中和大学。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社会群体的家庭财务问题。很多小孩的考试成绩尽管非常好, 但因为学费昂贵, 失去了上高中和大学的机会。
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罗珊 (Stanley Rosan) 教授在其研究中也注意到了教育不足的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 中国的教育费用不高。那个时候, 尽管经济不像现在那样发达, 但广大的农村也能分配到一定的教育资源。这个制度比较公正, 其优点是使人们相信, 只要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 不管多么贫穷, 总会取得成功。实际上, 现在各个领域起到领军作用的人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那一代人寻求“生命的意义”, 尽管对社会不满, 但有理想改造社会。但新一代就很不一样了。他们是教育产业化的结果, 金钱是他们的核心价值。在现代中国, 社会的流动和金钱的多少相关联, 而和自己的努力越来越不相关。“给我钱, 我给你小孩找到上大学的路子”。这一代的很多人因此相信, 钱而非自己的努力是通往成功的关键要素。
尽管人们对罗珊教授的观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但可以合理地认为, 中国教育制度已经失去了人才培养的功能。当学生的才智变得不那么重要的时候, 教育制度就从精英培养演变成为精英淘汰制度。学校是个典型的地方, 在这里人们竞争的应当是才智, 但现在却变成了金钱的竞争。
那么对那些才智卓越、但贫于金钱的学生来说, 他们会有怎样的感受呢?在中国历史上, 正是这些深刻感受到社会不公平的基层知识者, 带头起来改变历史的发展。如果意识到, 这个教育不足群体往往属于消费不足群体时, 问题就更为严重。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今中国社会改革 (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 对中国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了。
(作者李锋亮、王亮,原载《光明日报》)
以前,能送孩子上大学都是很多家庭的梦想。而如今,上大学早已经变成了某种标配,如果没能考上名牌大学,或者是没有个研究生学历的话,在一线城市找工作就会觉得压力山大。整个社会对孩子的学历期待都变高了,但是这种高期待是如何造成的呢?
(一)劳动力市场的错配
过度教育最开始由美国学者提出,但是这个现象在全球却普遍存在。欧美国家对过度教育进行了长期持续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是较早研究过度教育的学者,他认为过度教育是教育的供给超过了社会的需要,是劳动力市场与教育系统间的失衡。
随着过度教育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者从三个方面对过度教育进行了更加明晰的界定:第一,接受过同等水平教育的人,其经济地位或收入比以前下降了;第二,受教育者没有完全达到他们预期的职业目标;第三,工作人员掌握的技能超过了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岗位的需要。这也是过度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现象,体现了三种不同的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错配。随着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持续扩展,在劳动力市场没有随之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更有可能发生过度教育。这种现象在不同地域普遍而且持久的发生,可能会给个体和社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比如教育资源浪费、工作积极性下降等。
(二)经验不足读书来补
因为过度教育比较普遍,所以很多人关心什么原因导致了过度教育的发生。
美国学者西歇尔曼认为过度教育是为了弥补在劳动力市场中较少的工作经历。荷兰学者格鲁特认为,个体选择过度教育的工作是因为自己存在人力资本的缺失。人的知识和技能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来源。按照这个逻辑,个体面临诸如能力、岗位培训和工作经验等其它人力资本欠缺时,将不得不选择过度教育作为一种替代方案,或者说选择过度教育是为了获得工作经验和岗位培训的机会,为下一步的发展创造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过度教育虽然在社会中是常态,但是对于个体而言是一种短暂的现象,过度教育群体通过更高的学历弥补自身在工作经验上的不足,当通过一段工作获得足够经验之后,过度教育的问题也会解决。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年轻人更容易出现过度教育的现状。这还能解释同等学历下,那些学校声誉低和教育质量差的毕业生往往更容易发生过度教育,因为学校声誉低和教育质量差意味着人力资本的缺乏。
还有学者认为过度教育并不是一种短暂现象,相反却是一种必然现象。美国学者肖基认为,劳动市场的求职者为了比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更容易获得较好的工作岗位,会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教育层次,但是劳动力市场中却并没有提供相对应的工作,因此造成了高学历群体的不断增加,一部分高学历群体从事到与自身学历不匹配的工作中来。除非经济能够在短时间内高速发展或者产业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升级,否则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将居高不下。
(三)投资过度的浪费
尽管有理论认为过度教育只是个体的一个短暂现象,比如刚刚从学校毕业或者换新工作的个体会遭遇过度教育,但是随着个体对于新的工作环境有了更多了解后,个体的过度教育情况会消失;但是,毕竟过度教育是与劳动力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会对毕业生的就业市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个人层面、企业层面和国家层面。
首先,个人层面会直接影响到劳动者个人收益的情况。过度教育意味着,相比较于同等学历的就业人群,自己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来获得相应的学历,却进入了较低学历要求的工作岗位。这不仅意味着前期巨大投入的浪费,而且对个人进入职场后的收入与发展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大多数研究都发现,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过度教育的工作者比教育适度者的收入显著更少。其次,过度教育也会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效率。美国学者毕肖普的研究指出,过度教育会给企业组织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另外一位美国学者伦伯格的研究发现,想要准确理解一个工作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并非易事。一方面,员工有自己的理解,另一方面这项工作本身还需要第三方的独立评价。因此,如果员工认为自己的工作本不需要自己这样的学历,那就会影响生产的积极性和工作满意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满超和莱文研究发现,过度教育导致的工作不满意和紧张的确会造成企业的生产力下降,过度教育每增加一年,企业的产出减少8.35%。最后,还有研究对法国22年经济发展进行数据分析发现,过度教育会对国家的GDP产生不利影响,导致GDP增速减慢。
(四)经济低迷是诱因
过度教育在欧美国家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不同国家在过度教育的发生率上存在不同。有研究测量了美国、英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在2000年前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发现美国和英国初期的过度教育发生率很高,都达到30%以上,这与当时这两个国家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和产业结构转型有关。但是进入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后,发生率开始逐渐降低,英国更是从初期的31%降低到15%,这源于这两个国家随后经济的持续发展。
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过度发生率较低,荷兰和西班牙只有17%,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在逐渐提高,到90年代之后,荷兰和葡萄牙增高到了33%,这与当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所停滞密切相关。这显示了,过度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随着经济的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英国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在逐渐走低。但是,在2019年的官方报道中,英国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又增加到了31%。这或许与2008年金融危机、脱欧迷局等造成英国经济持续下滑有关。
其实有英国学者对此早就作出了精准预测,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就预测进入新世纪后,英国的过度教育会持续。这项研究还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发生过度教育的现象。格鲁特同样针对英国的研究发现,兼职工作的人群比全职工作的人群更容易产生过度教育。更多的研究发现,过度教育更容易在弱势群体中发生,比如在美国,少数族群相比较白种人更容易发生过度教育。世界银行教育经济学专家帕特里诺针对希腊的研究发现,过度教育在不同学科中分布不同,在社会科学、农学、法律、人文这些学科中,毕业生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更大。
(五)如何解决过度教育带来的问题?
由于过度教育在很多国家的发生率较高,尤其在弱势群体中经常发生,而过度教育又会对个人、企业及国家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很多国家对减少过度教育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
由于教育质量低下可能是过度教育的罪魁祸首,美国曾强调在扩大教育规模的同时要确保对于学生基础知识与技能的严格要求。而在这方面做的最全面的是德国。不少人是为了弥补自身工作经历较少的不足,才选择到本不需要自己学历的工作岗位工作的。因此,德国教育系统认为,需要从教育制度的层面主动进行改进,让学生在学校里就获得一定的工作经验,通过加强学生的实习和实践,保障学生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就能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和技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过度教育。
英国的教育系统也同样注重保障学生的实习。英国保障实习的措施称之为“三明治课程”,课程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学校学习时间,主要进行理论、基础知识的掌握,另外一部分由实习构成。学生就通过在校学习和企业实习交互的方式积累工作经验,这有助于减少过度教育。
为了消除学生与就业市场的就业信息不对称,让毕业生更容易找到教育适度的工作,欧美学校普遍开设就业指导课程并对学生进行就业培训,除此之外还加强就业指导与咨询服务。另外,建立全面的就业信息服务查询系统,这是很多欧美学校普遍采取的措施,这将推动就业信息资源的共享,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外部就业市场的情况,减少过度教育的发生。针对过度教育更有可能在弱势群体中发生,多个国家也出台了相应了的法规,促进弱势群体能够找到和自己教育层次匹配的工作。
| 本文由书圈综合整理自:钱江晚报、余杭发布、光明日报、文化纵横等、新京报“文化客厅”、中国城市经济和光明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