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远房表兄，叫“查理”，还有一个远房表姐，叫“爱丽丝”。
我们基本没有什么往来，只是每年在我外婆的生日宴会上，碰碰面。查理是个衣着体面的小伙子，身上有股懒洋洋的味道，他似乎对什么事情都不在乎，但只要开口说话，大家都不由竖起了耳朵。总之，他怪吸引人的，很有魅力，走到哪里，身边都围着一群衣着时髦的年轻人。
爱丽丝衣着端庄，喜欢坐在客厅的角落里，不怎么说话，她有一副心思重重的面孔，大家觉得她有点乏味。我外婆说她是个好姑娘，我也挺喜欢她。吃过饭大家一起外出，一帮年轻人嘻嘻哈哈、自顾自地走远，爱丽丝会停下来，等着落在后面的我：“不要着急啊，你的脚伤还没好呢。”她温柔地说，一双黑色的眼睛深不见底。
查理的父亲很有几个钱，我们都叫他“查理老爹”。他很爱他这个儿子，虽然我们不止一次听到他抱怨：“你们知道的，现在的年轻人什么都不会听你的，他们就是群无政府主义者。这群野马，给他们套上辔头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怪谁呢？是我们把他们宠坏了。”
查理最终没有听查理老爹的话，去做什么商人，他跑到巴黎，捣鼓着办杂志的事情。这让查理老爹很难过，他对我外婆说：“我情愿他是一名医生，虽然我痛恨医院痛恨了一辈子。”难过归难过，不管刮风下雨，每个月查理老爹会按时跑一趟邮局，听说杂志的销量并不好，查理的生计是个问题。因为查理的缘故，远在乡下的我们把那本杂志亲切地叫做《查理周刊》。
日子风平浪静地过着。直到有一天，一个从巴黎传过来的消息，仿佛一枚炸弹落在我们身上：爱丽丝，那个眼神忧郁的姑娘，跑到巴黎把查理给干掉了。
怎么会呢？查理老爹被彻底击垮了，他躺在床上，要我们找来神父，他说：我要忏悔。
神父来了，神情凝重，显然这个事件对他也造成了影响，他一言不发地进了查理老爹的卧室。
以下是查理老爹的忏悔：
爱丽丝是我妹妹的孩子，她十岁时，我妹妹多萝西把她交给我。爱丽丝的父亲，雅斯培，英国人，一个极端左翼分子，死于1983年伦敦哈罗兹百货公司爆炸案。雅斯培死后，多萝西单独一人生活在一个简陋的小屋子里，跟家族断绝了来往，只跟劳工阶层交朋友。
我一直痛恨雅斯培，因为他，我没有安宁。爱丽丝被送来后，并没有从我这里得到多少疼爱。她是一个乖巧的孩子，细心、体贴，懂得照顾人。但我一看到她那双眼睛，就想起她的父亲，那个该死的“恐怖分子”。那天上午，他在餐桌上跟我讨论鲸鱼、海豹和环境问题，指责出现在菜单上的那道鱼翅，指责中产阶级的伪善。
“你不可能不打破鸡蛋而得到煎蛋。”我记得我当时冷冷地对他说，他没反驳，下午他毫不犹豫地出去，用炸弹杀死了五个人。
神父，这句话是内心的魔鬼驱使我说的，我要忏悔，那五个人其实是我杀死的。
爱丽丝十六岁开始，成为这个家的奴役和管家。她洗衣做饭，料理我和查理的生活。查理一边坐享她带来的舒适，一边埋怨她是个在别人身上浪费自己生命的仆人。她跟房屋委员会，水电煤管理处，愤怒的邻居，甚至警察打交道，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学会的。这方面她表现得很有经验。在查理和那帮年轻人高谈阔论的时候，是爱丽丝端上一锅热气腾腾的浓汤，我忘记了，爱丽丝比查理还要年轻，我认为一切理所应当。
神父，我的爱蒙蔽了我的眼睛。我爱查理这个孩子，在我眼里，他聪明、诙谐、机智，处处讨人喜欢。他挖苦爱丽丝，挖苦她保守的衣着和一成不变的生活，我听了，竟然觉得非常有趣。我有罪，我纵容我的孩子伤害爱丽丝，看不到他的尖酸和刻薄，是我的傲慢和偏见，造成了今天的悲剧，我要忏悔。
爱丽丝去巴黎，是我鼓动去的，我破产了。一方面是我的虚荣，我添置了不少时髦华丽的东西，想让这个家更舒服更好看，当邻居们走进我的客厅，发出啧啧地赞叹声，我得意极了；另一方面，是查理，他在巴黎的开销太大了，大得超乎我的想象。我是反对他上巴黎的，但这个孩子说了一句话，让我心动了，他说：“老爹，你不想让你的儿子改变这个国家甚至这个世界吗？”神父，我的虚荣心和野心害死了查理 ，我要忏悔。
爱丽丝去了巴黎，她两手空空。我指望她找上一份工作，也好打理查理的生活。我不可能给查理寄钱了，债主们就守在大门口。爱丽丝来信说，她在一个穆斯林的社区里找到一间住房和一份工作。她也见到了查理，但查理对她来巴黎并不高兴：“查理似乎担心我影响到他的生活，我已经向他保证了，我会老实呆在我的社区里，因为我一天到晚有做不完的事。我不敢向他透露乡下生活的实情，怕他担心。哦！查理老爹，他看上去很时髦，说话还是那么风趣，他一点也没变，还是以前的查理。”爱丽丝在信中这样写到。
爱丽丝在巴黎找到了一间叫43号的房子，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人并不体面，这是陆续从她的来信中得知的。一个邻居叫吉姆，是黑人，正忍受着失业的痛苦；另外一个邻居菲利普，因为鬼混被一个女人敲诈去了一大笔钱。最后一封信她居然写到：“跟他们在一起，很有意思。查理老爹，我甚至有了点家的感觉，希望这么说你不会生气。吉姆和菲利普都很善良，很和蔼。他们真心喜欢我，把我当他们的姐妹，喜欢我为他们做的一切。”神父，我要忏悔，我看完这封信，当时就气疯了：我让她去巴黎，可不是要她跟这些下流人物呆在一起。她为什么不去照顾查理？而是做汤给这些人喝？我失去了理智，给她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也给查理去了一封长信。
现在我知道，是我播下了恶的种子。爱丽丝一直以来相信，她的父亲是伦敦哈罗兹百货公司爆炸案的无辜受害者，但我在气头上，把真相告诉了她，指责她身上流淌着“恐怖分子”的血液，让这个家族的名声扫地，再无幸福可言。查理从信中得知我破产了，他非常恐慌。他急于从财务困境中解脱出来，而我在信中重提的这件家族往事提醒了他，第二天一早，他拿着我的信冲进杂志社：“这正是公众们喜欢的——恐怖分子就在我们身边！”
神父，那一期杂志在巴黎脱销，但查理，彻底激怒了可怜的爱丽丝。宽恕他们吧，一切的罪责都在我的身上，他们是我种的因，结的果，我忏悔，阿门！
（注：“爱丽丝”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莱辛小说《好人恐怖分子》中女主人的名字，我在这里借用了一下，里面还有几个人物的名字，也是借用小说里的，包括爱丽丝在巴黎的房间号“43号”，也是借用书中的。当然这个故事是我杜撰的，大家看了，希望不要引起误会。我认为当下媒体也好，文化界也好，普遍把 《查理周刊》血案归结于不同文明板块间碰撞的必然结果，有失标签化、简单化，对处于弱势的文明板块极端不公平。我希望通过我的杜撰，能让大家多少领会到这一点：极端左翼和极端宗教主义其本质是一样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他们立国的基石就建立在这之上，我们不得不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