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这东西

        《世说新语》里有个人物叫王衍，品行是“雅尚玄远”。他从来不说关于钱的事，而且十分讨厌自己那爱钱的老婆。老婆气不过，趁他睡下，命丫环用钱把床围个水泄不通，看他怎么着，谁想这位王先生一觉醒来，见钱挡路，就唤丫环：“举却阿堵物!”（“拿开这东西！”）——偏不说钱字。

        钱这东西，中国士子一直不肯大大方方说。“口未尝言钱事”是种德性，而且是很高的一种德性。他们把钱叫作“阿堵物”，直译过来就是“这东西”、“那玩艺儿”。如拉屎撒尿之类的行为，有文化有教养的人是不会直白道出来的，他们通常用隐蔽的词诸如“方便方便”代之。这类例子不少。如民国年间娼寮遍地、淫业繁茂，政府舍不得丢了这笔收入，列的税种就称之为“花”税。这些都属一个意思——凡确实存在、确实需要，也确实不大好说不太想说的“阿堵物”，就得改改名字，换换称呼。“钱”这东西，古时叫“泉”，取泉水流行周遍之意，谁能真躲得开呢？就是王衍先生怕也不行。他虽硬憋着不说“钱”，但那每日里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就非得要他那“贪浊”的老婆代他付帐买单不行，他老婆动气确实也该动。人们对知识分子这番做作觉得好笑，他们当面不好说什么，背后却常用“穷酸”这个词换下“先生”这个称谓。

        要说“先生们”穷，那是真穷，日子也不短了。古时“士农工商”四大行业，“士”虽位居首席，但似乎与“阿堵物”缘分不对。远的不说，就说让后代士子倾羡不已、怀恋再三的盛世唐朝，是公认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最足、知识分子风头最健的年代，但宋代欧阳修老夫子细细考据了一番唐代才子们的经济状况后下了结论：“唐之诗人,类多穷士。”和欧阳修同时代的“士”张耒大呼小叫：“爱酒苦无阿堵物!”这是说缺打酒钱；秦观说：“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这是说酒不喝就算了，其它副食品也买不起；元稹说：“野蔬充膳甘长藿”，就干脆“瓜菜代，仍然津津有味。苏过一声长叹概括了他们与阿堵物的复杂情绪： “恨无阿堵君,一区公尚欠！”到了现代，郁达夫偶尔有了几个小钱，气恨恨地把这点“阿堵物”踩在脚板底下，说：“这东西一直压迫我，今儿个我要压迫它一下了！”中国文人学士穷困潦倒的事例史不绝书，一点也不稀罕，外国呢？情形和中国的同行也差不离。从祖师爷苏格拉底开始就不宽裕，以至于老伴常和他闹别扭，老人家为此受过多少的折磨就数不清了。后来的思想家如卢梭、文学家巴尔扎克、音乐家舒曼、科学家欧姆，包括穷得出名的马克思……虽说有几个例外，如中国的陶朱公、端木赐，欧洲的诺贝尔等人，那也是十分罕见的个别。

        明明穷得叮当响，个个急着等钱用，却偏偏耍倔脾气，不仅不想说钱，而且不肯挣钱，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伯牙和叔齐老哥俩“耻不食周粟”，就是不肯去挣周朝的工资，用火烧他们去挣，焦头烂额也不去，这算纯好汉，千百年来被士子们奉为楷模。不说不挣倒也罢了，还骂钱、咒钱，看不起钱。说阿堵物味道不好，有“铜臭”，颜色不对，“混浊”；形象不振，是“破铜烂铁”。总之不是好玩艺儿，喜欢钱这东西的人也就不怎么样——“好货,天下贱士也”。对阿堵物持什么观点拿什么态度、站什么立场，长时间以来成为标尺，以此分“清浊”，别“优劣”，判“高下”。

        没钱是没钱，却是有知识的，难道就不知道钱的厉害？那倒也不是。晋书上就有“钱可使鬼”的议论，唐文里也有“钱能通神”的故事。西晋有个叫鲁褒的穷书生，专门写了一篇论文《钱神论》，活灵活现描绘了了金钱的魔力，他说当时世间的情景是“生死无命，富贵在钱”；有了钱，“危可使安，死可使活”，没有钱，“贵可使贱，生可使杀”。“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因此，那些“无翼而飞，无足而走”的阿堵物，“为世神宝”、“谓为神物”。西洋文人莎士比亚在他的剧作《雅典的泰门》里，借剧中人之口对金子的作用大描大绘：“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重，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使受诅咒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后来德国出了个革命导师马克思写了厚厚3大本《资本论》，把钱这东西的年源、作用、性质剖析得一清二楚，让人看的明明白白。

        钱这东西出世以来，引得世人信之仰之，迷之醉之，哭之笑之，青之贱之，捧之骂之，引出世相百态，描出人心黑白，道出风霜雨雪，写尽酸甜苦辣。举凡社会政治法律、典章制度、伦理道德、文化艺术，无不与之有关，无不由此而来，说人们不懂的甚至知识分子不留心这东西，那是瞎话。

        在滔滔者天下皆钱也的情形下，细细考究起来，钱这东西其实倒不驳杂。算起来不过三四千年的光景，再上溯两千年，算是酝酿阶段。古希腊诗人荷马在一首诗里说：

        “从那时起，长发的希腊人开始卖酒：一些人用青铜，另一些人用光亮的铁，又有一些用牛皮，还有些人用牛皮，更有一些人用奴隶。”

        从这里可看出，那时的钱可是乱七八糟：酒使的、铜铁使的、牲口皮和牛使的，奴隶也使的。中国商代用贝壳作钱，人称“宝贝”，后来又用金银。这么不严肃地换来换去，显见的钱并非什么了不起的玩艺儿，不过是个换东西的“媒婆”，一种图方便的东西，本身是什么倒没什么。聪明的中国人看出了这一点，率先用不贵重的纸张作币。出了钞票，也还是换来换去。唐宪宗元和二年，出了“飞钱”；宋仁宗天圣二年，发行了“交子”；宋徽宗大观元年又改为“钱引”；忽必烈中统元年，钱叫“中统钞”；明朝时又叫“元”；后来国民党出了“法币”、“金圆券”两种纸币。钱就是这种东西，说到底是个符号，既然能半道出来，也终归会寿终正寝。有了它也并非万万都能，它的有效性和有限性同样地多。

        众人只看到钱的厉害，便觉得钱神乎其神，宛如上帝。不是个物件儿，倒似有生命一般，不是它为人生，倒是人为它活，是所谓“货币拜物教”衍生，一群人对着黑胡子将军赵公明烧香磕头，虔诚礼拜。

        有知识的“穷酸”看出这中间的滑稽，就说众生“愚昧”。为了显得自己和“愚昧”绝缘，干脆和阿堵物结仇，不说钱不挣钱，骂钱咒钱看不起钱。其实，阿赌物何罪？它作为一种媒体，给大家成带来多少简捷便利？人们光顾着拜它骂它，却很少费功夫去想一想：将来该用一种什么新的“阿堵物”，去统帅大千世界，去联系芸芸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