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藤斋”砚边随笔

“石藤斋”砚边随笔（一）

“石藤”赋

古来文人之居者，或居市、或居乡、或居山。居山者得自然之性灵，而其心时有离索之困；居乡者沐炊烟霜露之幽境，而其心偶患悲愁茅屋之苦；居市者接庙堂之气象，而其心常因钟鼓熙攘自失心性。而况文人墨客为求高洁恬淡之所居，常以斋庐、轩堂、山房等自号之。

石藤者，凤年之自号也，因慕石涛、青藤而自誉之，书房以石藤山房为之。石藤乃京南廊坊人也，少时不喜人情，独好书画，常于林间、树下，沙滩、雪地以木为之，同龄不解，唯师目远。将及弱冠，考中师范，育童八载，其间仍念念不忘笔耕，遂北出关外，投学鲁艺，已求精进。后师南圃杏槟，求经问道，而今五十有八已。求道其间，研习青藤八大、苦铁白石不止，其艺大进，每每以大写意为之。笔下之雄鸡野鹜，碗底之百草奇木，胸中之名山幽谷，自现于纸上，人人观之皆为之为叹。石藤常以“师心自用，怒不同人”而自警，不背六法，师承造化，境出自心，乃成高格。

夫画者，始于道，从于一，源于仰韶，肇于伏羲，萌于商周，发于秦汉，成于魏晋，盛于隋唐，始称丹青，于汉时称之为国画，国画者道乃贯穿于内，德乃承载于中，大道至简，大象无形，如是为也。日月无人燃者而自明，星辰无人列者而自序，禽兽无人造者而自生，风云无人扇者而自动，江河无人推者而自流，草木无人种者而自长，乃道之驱之也，解此道者，画理自通。

石藤每与作画，胸中常怀“道”理，“道”理通，画“理”自通，笔下出之如有神化，佳作别才，与众不同，豁人耳目。夫笔墨取之于物象，发乎于内心，去形取象，忘形而得意，笔之形，心之迹，乃一笔见心也。

山房虽小，包容万物之景象，主人欣然趋之，况乎北风卷地，秋林呼啸，潮涌沙渚，浪拍赤壁，又有水陆草木之华，翠羽霜荷之韵，集丹青于白壁，生妙笔于繁华，结茅庐于人境，处陋室于广厦。春意渐至，盛景长存，何必他寻，因其名曰“石藤赋”，修化虽短，以展斯文以记之。

王凤年作于二零二零年正月十五红雨轩窗下

“石藤斋”砚边随笔（二）

画始于道，从于一

画始于道，从于一，道乃变化之本，不生不灭，无形无象，无始无终，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过而变之，亘古不变。其始无名，强曰为道。此理通则画理自通也。

为艺者，明道为先，道明则艺正。为画者，明道为真，道明则画纯。纵观诸史书画之大家，莫不于此道中追摸探寻。石涛一画之论，兆后人之百年，宾虹之宏著，启当代之万千。后学者无不研之。

为品者，唯重性情、格调也，性情真乃格调高，性情假则格调失矣。格调出则神韵自在，气韵自成。中华十万里疆域，五千年文明，上出河图洛书，伏羲八卦，仓颉文字，山岩刻石，现华夏光明于万代；下有青藤白杨，朱耷石涛，八怪四僧，苦铁白石，启丹青翰墨于后昆。

司空图云：返虚入浑，积健为雄。虚亦能含万物，浑无所不包之极；健故能含安康，雄无所不包之强。老子以无、妙为大美，计白当黑，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东坡“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觅以实景以媚俗。谢赫以“六法传世”，骨法用笔，以书入画，树如屈铁，山如画沙，绝去甜俗，以笔墨而立言。

孔子曰：君子不器，道乃大。笔墨艺事，最是末梢，轻技言道，方为正途。世人多习其技，无文者为匠，有道者为宗。然以意表而轻取者众矣，前人为求笔法，掘墓求简，池水尽墨，退笔成冢，道不正亦是枉然也。悟后而修，不可偏废。

神采为上，笔墨次之，然笔墨之技亦不可不讲也。笔墨取之于物象，发乎于内心，去形取象，忘形得意。笔之形，心之迹，即曰一笔见心。笔当干裂秋风，润含春雨，亦应干而不尽枯，润而不尽腻。湿笔取韵，枯笔取气，亦应恰如其分，否则太湿则无笔，太枯则无墨。

下笔应有一丝作好之心，落笔便有一分斟酌之意，即此便落青藤八大辈一着。意在笔先，凝神静气，心神荡漾，成象在胸，方可犹如神助，一笔二，二笔三，三笔万，笔笔生发，生机在现。画贵乎胆，胆源于心，心驱于脑，脑贯于手，手之于笔，笔发于纸，迹乃成焉。

青藤用笔，绝非尽乎善，当其捉管临池，笔飞墨溅，横涂竖抹，掷笔大呼之时，胸中块垒或可稍消，愤人性情，难于言表，自是落笔为雄，笔为心用，一扫前人之圭臬，弃成见，蔑旧规，莫不欲尽善，岂非不尽善者焉。

石涛“笔墨当随时代”，数代相用，不知所云，今人用之，不知何解，吾以能不为时风所囿者乃高。知人论事，意即脱时代糜风之难者，犹如透网锦鳞，过江金鲫。呜呼！以其不随时代而不为时代所知者奈何。

寒梅无心，迎风斗雪，耻与春和，然雪欺风催于山谷，立冰冻水侵于崖涧，何者？梅心若素，香入案几，魂归砚池，写丹青翰墨于红雨，寄逸品佳作于毫端。

山房虽小，居于一室，古琴横卧，佳人拂之，余音袅袅。琴之指法，圆静为上，握拨一弹，心弦相应，吾笔为指，墨线为弦，兴来慷慨，激昂再现，或高山流水，或平沙落雁，不知子期何在。前人有言：士须有代耕之道，然后可以安身矣。余时逢甲子，身无代耕之道，又无缚鸡之力，有愧先人，唯以残砚秃笔，寓性情于丹青之中，聊使胸中轻狂得寄，块垒稍消耳。

王凤年于2020年2月23日于石藤斋北窗下

“石藤斋”砚边随笔（三）

化古为己，乃为正途

自元以后，画风皆以魏晋唐宋为宗，少出其右，凡七百年，大家辈出，名人不穷，不摹真景，唯胸中意象耳。祖宗法度，前人规矩，不可逾越。而今人作真山真水，以此为荣，不以为耻，而强名曰创新。

庶人不知画之好恶，评判尺度不以目视，而以耳闻，主席为大，理事次之，会员其次次之，其错不在庶人，而在教化。今庶之人自幼西化教之，不识祖宗法度。口之好恶在于味，尝之而知；物之好恶在于目，视之而明；画之好恶在于心，品之而辨。目视之而成象，象贯于目而入脑，脑之于心，用心感受是也。而心之好恶，教化为之，经年教之化之，耳濡目染，刻于内心，方可目高。

画之好恶之准绳，久已有之：气韵生动，经营位置，骨法用笔，随类赋彩，象物应形，传移摹写，六法之要，熟于内心，无论品作，皆可成理。六法在心，方可鬼斧神采，气象万千，畅胸达怀，生机自现。

描摹事物之表谓之写实，描写事物之生机谓之写生，刻画内心之事物谓之写意。国画之写生古已有之，但此写生非彼写生，西画写生重于实，国画写生重于意，取舍之间归于心，取之舍之，心之欲取则取，心之欲舍则舍，世间万物为吾所用，以达大道之理，此乃师造化而得心源也。如目视之景物，非内心之所为，勉强为之，状如真山，形如真水，意义何在？石涛之对花写照将人意，画笔传神总是春，皆明意在先。石涛之黄山，子久之富春，此山非彼山，彼山即此山，人意化境，胸中丘壑，皆成妙境。王维之画山水，意在笔先；白居易之不从根生从意生；夏文彦之以梅晕作梅，如画影然，别成一家，所谓写意者也；汤垕之画花之至清，当以写意之，不在形似耳。凡此举举，皆画应以意贯之也

民国之前，画以前人为宗者众矣，四九之后，尤以八五思潮后之视之，祖宗之法渐废，西学日盛，吾辈当思之慎之，有识之士当担此任，兴国宗，宏正气，扬国画，做国人，系祖宗之清脉，接丹青于后昆。然习古不泥，习古不抄，化古为己，乃为正途。

王凤年于2020年2月24日于石藤斋北窗下

“石藤斋”砚边随笔（四）

农耻春天，独喜江路野梅

金农者，钱塘之人也，号冬心、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清书画家，扬州八怪之首。时年好游历，卒无所遇而归。晚寓扬州，以卖画为生，嗜奇好学，工于诗文书画，诗文古奥奇特，书法创漆书，自成一体，五十而后工画，其画奇古，善用淡墨干笔，尤工画梅，尽脱前人之习。

稽留乃淹留也，人生在世，淹留一瞬，皆是浮萍之客，攻其诗画，成败得失，尽在攻伐之间。农有题画曰：香茆盖屋，蕉荫满庭，先生隐几而卧。不梦长安公卿，而梦浮萍池上之客，殆将赋《秋水》一篇和乎。世间同梦，惟有蒙庄。人皆浮萍之客，萍踪难寻，何求荣华，长安公卿、功名利禄，又值几何，而今安在。

农耻春天，独喜江路野梅，“野梅如棘满江津，别有风光不爱春”；“横斜竹影古墙西，八九分花开已齐。偏是春风多狡狯（jiaokuai）,乱吹乱落乱沾泥。”；“雪比精神略瘦些，二三冷朵尚矜夸。近来老丑无人赏，耻向春风开好花”。农有“耻春亭”，自号“耻春翁”，春喻人生，春不常在，花不常开，恋春必弃，失望为终。慕画间之寒梅，寄冬心之不凋。

时间之短长，非生命之意义，价值几何，因寄所托。冬心芭蕉，非哀怨之象征，乃生命之所托。农云：蕉树喻己身之非不坏也。人生浮脆，当以此为警。秋飙已发，秋霖正绵，予画之又何去取焉。右丞雪中一轴，已寓言耳。又云：右丞雪中芭蕉，为画苑奇构，芭蕉乃商飙速朽之物，岂能凌冬不凋乎。右丞深于禅理，故有是画以喻沙门不坏之身，四时保其坚固也。冬心喜画芭蕉，且常题诗于上：翠幄遮雨，碧帷摇影，清夏风光暝，窠（ke）石连绵，高梧掩映。转眼秋来憔悴，恰如酒病，雨声滴在芭蕉上，僧廊下白了人头，听了还听，夜长数不尽，觉空阶点漏，无些儿分。又《蕉林清暑》诗云：绿了僧窗梦不成，芭蕉偏向竹间生。秋来叶上无情雨，白了人头是此声。又又《大蕉叶砚铭》其云：芭蕉叶，大禅机。缄藏中，生活水。冬温夏凉。凡数几，画不在笔墨，而在于寓，寓深则品高，启人心性，教人立言。

竹无朝华夕瘁之态，确是长春不谢之花；无搅花癫狂之心，亦未有落地沾泥之苦。不随世俯仰，不随霜凋落，农甚喜之，每每以竹为画，亦有“丹青不知老将至”印章，并题印款云：惟此丹青挽回造化，动笔则青山如笑，写意则秋月堪夸；片笺寸楮（chu），有长春之竹；临池染翰，多不谢之花。以此自娱，不知老之将至也。又有墨竹题云：磨墨五升，画以狂竹，不钓阳鲯，何钓诸侯。农又喜画瘦竹，云：画竹宜瘦，瘦则寿，自然饱经风霜耳。由此可知冬心喜竹之心。

冬心一生，大半坎坷，亦有岁得万金，随手即散之举。博学多才，嗜奇好古，人物山水皆能，尤精墨梅。性情怪古，世人疑之，然遇志同者，欣然自适也。

王凤年于2020年2月26日于石藤斋北窗下

“石藤斋”砚边随笔（五）

莫把丹青等闲看

是年，青藤六十有九，酒后失跌，肩骨脱臼，幸好友（李）如松寄来长白人参一颗。青藤一生不求他人，亦不受人馈赠，而此时却生“非分之想”，信回如松曰：“……更有一言，不识进退。仆有胡说六、七百页，今拟刻其半，得参十五斤可矣。待尽之人，妄希一二语传后，此故人千百之惠也。以公不弃鬼物，故聊及之，不敢必也”。为将“胡说”传于后人，不惜前诺，每每读之，无不令人心含凄楚。数月之后，如松如期寄至，渭乃尽力，刊刻成册，以留后世。然时运不济，时人不赏，无人问津，遂埋没乡野。数年后，（袁）宏道偶然遇之，已是弃之灶台，火燎烟熏，不忍视之。宏道视其为宝，小心收拾，细心整理，其间见渭一联：世间无一事不可求，无一事不可舍，闲打混亦是快乐；人情有万样当如此，有万样当如彼，要称心便难脱洒。读之悲怆万分，渭一生孤傲，耻于求人，晚年为刊书留后，无以为力而为之，可叹一代宗师，生前境遇如此。夜雪漏屋，愁心苦泪之心境，徐渭在《雪中移居二首》其一云：“十度移家四十年，今来移迫莫冬天。破书一束苦湿雪，折足双铛愁断烟。罗雀是门都解冷，啼莺换谷不成迁。只堪醉咏梅花下，其奈杖头无酒钱！”其二云：“高雪压瓦轰折椽，跋冻移家劳可怜，长须赤脚泥一尺，呼佣买酒赊百钱。饥鸟待我彼檐外，梅花送客此窗前，百苦千愁不在念，肠断茫茫黯黯天。”然其苦可堪，其志不移亦。

徐渭者，浙江绍兴山阴人也，初字文清，后改文长，号青藤道人。渭少时聪颖异常，文思敏捷，六岁能书，九岁能文，享誉远近。时至成年，貌修伟肥白，音朗然如鹤唳，常中夜呼啸，宣泄愤慨。所作诗文，恣露胸臆，奇奥纵诞，超轶千古。渭才艺超绝，诗文、戏曲、音乐、军事皆通，尤以书画独树一帜，其自誉曰：书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后人皆为其画为最，远及其它，为后世楷模。

明代以降，水墨丹青唯以青藤成就卓然，其写意花鸟，气势纵横，奔放豪迈，不拘小节，笔简意赅。泼墨之作，墨色分明，墨汁淋漓，烟岚满纸，虚实相生，生动皆然，曾题拔云：“老夫游戏墨淋漓，花鸟都将杂四时。莫怪图画差两笔，近来天道叫差池”。人生如戏，何人不是戏场中人，他从墨戏，又发展到墨谑。常常酒后泼墨，题跋“世间无事无三昧，老来戏谑涂花卉，藤长刺阔臂几枯，三合茅柴不成醉。葫芦依样不胜揩，能如造化绝安排。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拨皆吾五指栽。胡为乎，区区枝剪而叶裁，君莫猜，墨色淋漓雨拨开”。

青藤之画，别开生面，自成一格，间收各家之长而不为所囿；大胆变革，不落窠臼，搜尽奇葩之花而写胸中所感。其笔下四时之花木，八方之草树，流于笔端：牡丹之雍容，紫薇之隽秀，冬竹之萧疏，霜菊之孤傲，寒梅之挺洁……皆成妙作。以其大美之笔法，夺前人之气魄，为后人开启一片大美之天地。

书如其人，画如其人，渭平素性格狂放，不媚权贵，命运多舛，遭遇坎坷，晚年悲苦，如诗所云：“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即便如此，其志不改，其心不移，在其“雪竹”题拔中写道：“画中雪竹太萧骚，掩节埋清折好梢。独有一般差似我，积高万丈恨难消。”

青藤一生，成就千古，泽被后昆。明学者梅国祯称徐渭“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板桥刻印曰：青藤门下走狗；石涛谓“青藤笔墨人间宝，数十年来无此道”；苦铁亦云“青藤画中圣，书法逾鲁公”；宾虹曰：绍兴徐青藤，用笔之健，用墨之佳，三百年来，无人超他；更有白石翁云：“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故。”

徐渭自誉书一、诗二、文三、画四，而狂草入画，泼墨寓情，大写人生，流芳百代，渭虽题有“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亦题有“莫把丹青等闲看，无声诗里颂千秋”。

王凤年作于2020年2月27日于石藤斋北窗下

“石藤斋”砚边随笔（六）

王氏家族及王姓简考

王姓，系由爵位而来，意指“帝王之裔”或“王家之后”。追本溯源，乃黄帝后裔。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生于寿丘，长于姬水，故又为姬姓。其时，炎帝神农国运衰弱，诸侯相互侵伐，而以蚩尤暴虐，遂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蚩尤伏诛，诸侯咸尊黄帝(姬轩辕)为首(部落联盟首领)，代炎帝神农。黄帝即位，会诸侯于釜山，经略四方，融黄、炎于一炉，遂开中华一统之局面，为中华民族之共同始祖。

黄帝居轩辕之丘，娶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少昊、昌意，少昊之孙高辛氏，是为帝喾。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是为帝尧；娶有戎氏女简狄，简狄因吞玄鸟之卵而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赐姓子氏，是为商之祖；娶有邰氏女姜嫄，为元妃，生弃，弃好农耕，懂稼穑，帝尧举为农师，封于邰，号后稷，为周朝先祖。至周建国，有文王姬昌，武王姬发，上有西周，后为东周。

天下王姓，最大一支出于姬晋之后。王氏得姓始祖为太子晋，乃东周灵王太子，名晋，字子乔，生于公元前565年，卒于公元前549年，本姓姬。史载太子晋“幼有成德，聪明博达，温恭敦敏”。十五岁以太子身份辅佐朝政，灵王重之，诸侯从之。时晋平公使师旷见太子晋，师旷问以君子之德，太子晋侃侃而答曰：“如舜之为人，仁德配于天道，虽固守其岗位，却处处为天下人着想，广施仁政，仁而合于天道。此谓之天。如禹之为人，圣劳治水而不自居功，一切以天下为本，取予之间，必合于正道，是谓之圣。再如文王，其大道是仁，其小道是惠，三分天下已有其二，依然无比谦恭，服事于殷商。既拥有拥戴之群众，而反失其身，为暴纣囚禁，不动干戈，此谓之仁。又如武王，义杀暴纣一人而以利天下，百姓各得其所，是谓之义”。师旷称善不已。灵王二十二年（前551年），谷、洛二水泛滥，将毁及王宫，灵王决定以壅堵洪。太子晋进谏曰：“不可。曾听自古为民之长者，不堕高山，不填湖泽，不泄水源。天地自然有其生生制约之道。”并提出聚土、疏川、障泽、陂塘等方法，来疏导洪水。同时以“壅堵治水”而害天下的鲧和周室历史指出灵王所为“无过乱人之门”，“皆亡王之为也”。太子晋之直谏，触怒灵王，被废为庶人，由是郁郁不乐，未及三年而斃。

太子晋公年十七而卒。周灵王驾崩，其弟贵继位，是为景王。晋公长子宗敬仕周为司徒。其时诸侯争霸，王室日衰，宗敬知国事已不可为，遂上表致仕，避乱于晋阳（今太原），世人以之为王者之后，乃呼之为“王家”，遂以王为姓，是为太原王氏之始祖，后人并尊晋公为王氏“系姓始祖”。

宗敬死后，葬于晋阳城北五里，其墓地称“司徒冢”。宗敬后裔，繁衍绵绵，人才辈出，成为太原之著姓。其后子孙蕃衍，遍布各地。

宗敬其十八世孙王翦（jian）及其子王贲、其孙王离，祖孙三代，俱为秦之名将，王翦为大将军，王贲封典武侯，王离称武陵侯。秦兼并六国、一统天下之时，王翦北征燕国，东平楚地，南下百越，攻无不克，战功显赫。秦始皇论功行赏，王翦与大将蒙恬共执牛耳，王姓与蒙姓同居天下之先。始皇驾崩，秦二世胡亥继位，矫诏赐公子扶苏死，又夺蒙恬兵权，遂令王离为大将军。秦二世胡作非为，横征暴敛，民不聊生，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刘邦、项羽起兵响应。王翦之孙王离与名将章邯率秦军主力40万，与项羽于巨鹿大战，此乃项羽“破釜沉舟”之成名之战，战争结果乃是章邯带领所部军马20万投降项羽，而王离兵败自杀。王离长子王元为避战乱，迁居山东琅琊，乃衍生出著名之“琅琊王氏”，王元为琅琊王氏始祖。次子王威避居太原，为太原王氏始祖。

太原王氏以及由太原王氏衍生出来之琅琊王氏，在中国历史上名人辈出，可谓星光璀璨，自秦汉开始，至隋唐达到巅峰。四大美女之一：王昭君、西汉末年篡汉之王莽、东汉末年以貂蝉施美人计离间董卓吕布之王允、唐代大诗人王勃，王之涣，王维，王昌龄、北宋王安石、《西厢记》作者王实甫、明朝一哥王阳明。。。。。。这些统统都是太原王氏之后裔。

琅琊王氏，长期居于琅琊郡，为中古时期中原最具代表性之名门望族，王氏在此繁衍生息长达400余年，遂以郡望为名，称“琅琊王氏”。

琅琊王氏发展于曹魏西晋，确立于东晋初年并达到最盛时期，史称“王与马，共天下”，延续至唐末五代，南朝以后走向衰弱。在七百年之时间里，琅琊王氏在政治、伦理道德、朝章国典、文学艺术方面影响深远。《二十四史》中记载，从东汉至明清1700年间，琅琊王氏共培养出以王吉、王导、王羲之、王元姬等人为代表的92位宰相和600余位文人名仕。

王羲之出身于名门琅琊王氏，曾祖王览与《二十四孝图》中的王祥为同父异母兄弟，王览官至大中大夫，王祥官至太保，伯父王导官至太尉，父亲王旷官淮南太守。羲之14岁时，家族助晋室南渡，建立东晋于江南建康(今南京市），与陈郡谢家同为东晋著名家族，唐诗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句。羲之16岁时，被太尉郗鉴相中为“东床快婿”，初为秘书郎，后由征西将军庾亮荐为宁远将军，改任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今浙江绍兴）内史。因与扬州刺史王述有矛盾，辞官不再出任。

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羲之之书，羲之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

而吾祖上系太原王氏一脉，于明永乐二年由山西太原迁至河北廊坊，后代子孙繁衍生息，至今已600余年，其间亦不乏明士，曾祖士馨，善书作画，名播津门，祖父殿茹，以武名世，投身义和，父乃从军，抗击日寇，援朝抗美。余长兄凤秋，少时习武，时年秉承家传，习书作画，名播遐迩。二哥凤东，好学上进，广交朋友，研习养生，名播海内。吾乃及弱冠，考中师范，问学鲁艺，遍访名师，以求精进，笔耕不辍，凡数十载，而今以大写意名世。纵观自始祖子晋以降，王氏遍布环宇，名人辈出，而今人口逾亿矣。余深以为子晋后裔而荣，为荣耀祖宗，光耀门楣，力当克勤克俭，敬事敬业，修华章于百年，筑宏业以千载，泽子孙以万代。

王凤年作于2020年3月1日于石藤斋北窗下

“石藤斋”砚边随笔（七）

由长安瑞雪及终南山之南圃

唐杜牧有诗《长安雪后》云：“秦陵汉苑参差雪，北阙南山次第春。车马满城原上去，岂知惆怅有闲人。”然唐李思训更有《京畿瑞雪图》留世，其绘长安雪景壮美多姿，气象万千，上有崇山峻岭，峰峦岗回，松柏挺拔；更有亭台楼阁，廊桥轩榭，画舫游船。李乂有诗云：“水殿临丹御，山楼绕翠微。”建筑堂皇富丽，或别院行宫，或楼阁重檐，覆雪洁白，宛若云烟，正如贾岛诗云：“倚杖望晴雪，浮云几万重”。长安之雪多有诗人赞之，朱湾《长安喜雪》云：“千门万户雪花浮，点点无声落瓦沟。便是玉尘消更积，半城冰片结还流。”张孜有“长安大雪天，鸟雀难相觅”。然即长安春早，亦有漫天飞雪，白居易《春雪》诗云：“月晦寒食天，天阴夜飞雪。连宵复竟日，浩浩殊未歇。大似落鹅毛，密如飘玉屑。寒销春茫茫，气变风凛冽。上林草尽没，曲江水复结。红干杏花死，绿冻杨枝折。”长安雪美，然长安城南终南山之雪景亦秀美绮丽，雪裹山岭，云缠腰带，晚霞染杪，寒气冽冽。唐玄宗开元年间，科举考题便是“终南望余雪”，须五言十六句，然试者祖咏却吟其四：“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考官不纳，令其重写，咏自信曰：“四字足矣”，后虽无金榜题名，但其佳作，流芳千古。长安雪奇，终南山雪亦奇，终南山之南圃雪逾奇，每每冬至，大雪降临，漫山洁白，南圃掩映其中，雪覆屋脊，冰垂亭沿，夜晚将至，灯火阑珊，红透廊榭，先生坐于廊下，怡心自乐，忘乎于然，先生于《千红榭——除夕》诗云：“五九冰池岸，沿凌数小鱼。白鸬闲且远，红鲤隐冰菊。老圃藤花蔓，新枝过曲桥。梅花风乱雪，蕙萼沁温泉。池鱼移暮霁，径柳掩新苔。”写尽南圃美色。今已三月阳春，桃花满谷，杏花满溪，石藤山房，再读《见山文集》，其间金岭先生《共赴茶会不遇》诗云：“去日随兄共紫阳，今朝汉水满空江。茶山隐隐不见君，万壑荒林雪笼霜。”亦不失为喻雪佳作。李思训《京畿瑞雪图》之瑞雪，白居易《春雪》之飞雪，祖咏《终南望雪》之余雪，先生《共赴茶会不遇》之霜雪，逾千年之风华，写百代之雪景，绘丹青于绢帛，书妙笔于素笺。每每览之，无不发思古之幽情，宛如先生在目，未曾远离，教诲真言，永驻于心矣。

王凤年作于2020年3月20日石藤斋北窗下王凤年，

“石藤斋”砚边随笔（八）

占得人间一味愚

占得人间一味愚，语出东坡《南乡子-自述》：“凉簟碧纱厨。一枕清风昼睡馀。睡听晚衙无一事，徐徐。读尽床头几卷书。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若问使君才与术，何如。占得人间一味愚”。时年，东坡正值中年，于徐州任职，一日，天色渐晚，好梦初醒，窗外竹影摇曳，室内清风拂来，公事甚少，心情自怡，目移诗书，闲读二三，兴至，偶得南乡子一诗尔。

苏轼，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眉州眉山（四川）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于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后遭贬谪，几经流离，多遇挫折，仍潇洒至极。入世做事，出世做人，乃东坡半世哲学。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占得人间一味愚，古来文人雅士，喜善兰亭之下，流觞曲水，吟诗作对，亦不失人间快事。然余獨爱质朴乡间，看炊烟袅袅，闻燕雀喳喳，品芳草萋萋，尝野菜淡淡。于茅檐草舍之下，且将薪火试新茶之甘洌；于山房书案之上，挥毫泼墨写就江山之俊美。功名利禄，冷眼偷笑，诗酒田园，自在吾心。

占愚之人，趣味天真，心灵单纯，乃赤子也。老子云：我愚人之心也哉；守愚之人，才华自现，特立独行，乃才子也。米芾拜石，称石为兄，愚之可爱；慎愚之人，品格高尚，古朴灿烈，不知畏惧，乃孺子也。（曾）国藩曰：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也；至愚之人，智慧深广，穷究真理，窥探幽微，乃骄子也。庄子曰：知其愚也，非大愚也，知其不惑者，非大惑也。

看山不语，问海不答，踏遍田间草埂，花自在足下；笔出墨韵，色润芳华，染尽翰墨丹青，路尚在云霞。生而为人，虚名浊利，吹作浮云；为艺一生，山川草木，化作永恒。

王凤年作于2020年3月22日石藤斋北窗下。

“石藤斋”砚边随笔（九）

由庚子上巳及《兰亭》雅聚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羲之于会稽山阴之兰亭，邀友风雅集会。兰亭清幽，山水秀丽，风景怡人，司徒谢安，辞家孙绰，名流谢万，高僧（支）道林等四十一雅士，会聚兰亭。江南三月，上巳佳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溪流急湍，潺水声声，众人熏草蘸衣，洗涤污浊，祈求上苍，荡除灾疾，降福安康。众人列坐溪流其间，流殇曲水，吟诗作对，吟诗不成，罚酒三杯，时十岁献之，半晌未答，罚酒之。后有诗人曾诗曰：“却笑乌衣王大令，兰亭会上竟无诗”。此次“兰亭”雅聚之上，十一（人）成两诗，十五（人）成一诗，十六（人）无，各罚酒之。酒后之作，欲撰成集，举羲之作序，记录其事，半薰羲之，即承酒兴，鼠笔蚕纸，即席挥洒，心手双畅，一挥而就，序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之《兰亭》乃成，时年之四十有七矣。宋米芾有诗云：“翰墨风流冠古今，鹅池谁不爱山阴。此书虽向昭陵朽，刻石尤能值万金”。

羲之，王姓，字逸少，东晋书法家，琅琊临沂人，南渡居会稽山阴，晚年隐居金庭。历任秘书郎、宁远将军、江州刺史、会稽内史，领右将军。其书兼善各体，史称书圣。羲之自幼习书，启蒙于父王旷、叔王廙、伯王导、王敦，七岁善书，十二岁窃读《笔论》。父善行、隶，叔善书画，伯善行、草，王僧虔《论书》评：“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明帝师，书为右军法”。其后，师卫夫人，上承钟张，自能融化，终成一家。因羲之轶事典故多矣：或曰入木三分、或曰竹扇题字、或曰书成换鹅、或曰巧补春联……

察之羲之王氏祖先，乃子晋后裔王离之子王元，王离秦末大将，有子王元、王威，为避战乱，王元一脉东迁山东琅琊，王威一脉留至山西太原，两脉后成琅琊、太原王姓望族，王元为琅琊王姓始祖，王威为太原王姓始祖。吾乃太原王姓一脉，先人与明永乐二年迁至河北廊坊。终考琅琊、太原王姓始于子晋一族，血脉一支，今属于其文已记之，亦不失为快事也。

王凤年作于2020年3月25日（农历三月三上巳）石藤山房北窗下

“石藤斋”砚边随笔（十）

管窥精彩绝伦八大之山水

八大以花鸟画名播天下，然其山水亦独树一帜，风格绝世，卓然成家，尔却被花鸟盛名所掩。虽山水起步晚于花鸟，因其天资聪颖，悟性高绝，故成就亦大矣。八大所绘山水，非对景写实，而以貌取神，意写胸中丘壑。所作山水皆荒山野岭、残山剩水、凄寒孤寂、残败萧条、野逸无人之境，无论巨制小品，笔墨构图精妙异常。笔下之山水，难识真山真水，于皴擦点染浓淡干湿之间，写内心之眷恋。怪石朽木，曲径柴扉，奇峰烟岚，野桥寒溪，皆为八大心中之山水，其境其情皆于其身世息息相关。

朱耷（1626年—约1705年），字刃庵，号八大山人、雪个、个山、人屋、道朗等，汉族，江西南昌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之九世孙。明亡后削发为僧，成于亡命，后改信道教，住南昌青云谱道院。擅书画，花鸟以水墨写意为主，形象夸张奇特，笔墨凝炼沉毅，风格雄奇隽永；山水师法米芾、倪瓒、董其昌等，笔致简洁，有静穆之趣，得疏旷之韵。擅书法，能诗文。朱耷一生坎坷，曾一度精神失常，痛定思痛，乃选择与世隔绝，于创作中安放自己孤独之灵魂。遂终成一代宗师。

八大山水上溯宋元明三代，尤以米芾、倪瓒、董其昌为最，山体烟云取法米元章，以求厚重空远；山石皴擦师倪云林，渴笔干擦，以求苍茫萧疏；树木植被袭董思白之浓墨重点，以求干湿均衡，秀润雅逸。其他元明之家亦有涉猎。

七十以后，八大山水风格已成，用笔老辣，线条生涩，苍中带润，燥中含湿；构图简淡，孤寂荒凉，佳景叠出，别开生面。信手拈来之山石、草树，茅亭、房舍，逸笔草草，漫不经心，干湿浓淡，疏密虚实，远近高低，笔笔无出法度之外，意境全于法度之中。树木獨创自家之法，粗怪狂野，萧寒冷寂，东倒西斜，以体味江山不再，国破家亡之痛，正如八大题画诗所云：“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摹。”

八大书画一生，潦倒一生，悲苦一生。世界在他笔下，只是枯枝、残叶、衰草、怪石、寒江拼凑而成之残山剩水。这其中寄托着一个明代没落王孙之巨大悲哀。八大以苍郁悲凉入画，他用大写意手法画一山一石，都是生命之骨血；他画鸟啼涧鸣，都是无声之歌哭；他画丑石怪禽，都是生命傲岸之写照。对后学者影响深远。

王凤年作于2020年4月2日石藤斋北窗下

“石藤斋”砚边随笔（十一）

绕不过的简笔山水画大家——担当

艺术之生命力在于创新，但凡在艺术上有所创新之艺术家，而其中最重要之艺术大师，必是开宗立派之人，担当便是其中之一，称其为简笔山水画创始人亦不为过，担当有诗云：“纸上有山孤又孤，俨似小巫非大巫。昨夜天风忽吹堕，失却一峦是此无。”足见其画山水减之又减，孤之又孤矣。

担当（1593 一1673 ），名普荷，又名通荷，字担当。云南晋宁人。俗姓唐，名泰，字大来。其先祖原籍浙江淳安，明初从戎来滇，世居晋宁。国变后出家，遍参吴越诸名宿。出世弘法，住鸡足山石钟寺。曾学诗书画于董其昌、陈眉公、李本宁诸大家门下，有诗、书、画“三绝”之誉。为人志存气节，放浪形迹，画作飘逸奇绝。

中国之绘画，始于重彩，稍于淡彩，其后水墨，从院体缜密繁茂，至简约平淡，明时担当之山水，全于水墨，绝于用色，笔法墨法用于其中，章法虚实合于其里，正如担当所云：“老衲笔尖无墨水，要从白处想空蒙”。画面之天空、流云、湖海、瀑布、泉溪，与山川、草树、房舍、舟船、人物虚实相衬，化繁为简，大胆突破。皴擦点染，古人窠臼，舍之弃之，为担当者，无出其右。担当曾云：“若向丹青窥色相，老僧不在笔尖头”，又云：“若有一笔是画，也非画；若无一笔是画，亦非画”，乃“是画非画之间”也。

担当简笔山水画，虽和八大同时期出现，亦成就卓然，然种种原因担当简笔山水未被主流中原所认可，甚是遗憾，但其作品依然不失为传世之作，正如担当在其诗中所云：“笑我生平劳此肘，身枯此肘我何有。徒留榜样在人间，若个焉能传不朽。”

王凤年作于2020年4月3日于石藤山房北窗下

　“石藤斋”　砚边随笔（十二）

画贵脱俗

《芥子园画传》云：“去俗无他法，多读书则书卷气上升，世俗气下降矣”。此乃脱俗之根本之法，不读书、不写字之“画师”实为“画匠”也。入雅之关键不在所摹之迹，而出于自身之修养，修养深则气质出，学识博则精神备。雅俗并立，为美学范畴，“俗”乃庸俗、恶俗、低俗也；“雅”乃高雅、俊雅、逸雅也。儒家入世，以德为雅；道家出世，以静为雅；释家涅槃，以空为雅。清俞剑华于《再谈文人画》云：“文人画重文雅、古拙、秀逸、遒劲、流利、轻松、厚重、空灵、纯朴、精炼、气韵、生动、超脱、雄强、清秀、大方、士气、高绝，凡有一于此，便可成家，兼容并包者乃大家也；文人画忌狂怪、粗野、庸悍、枯槁、艳丽、纤弱、刻板、陈腐、娇媚、甜熟、重浊、僵老、火气、小巧、做作，凡有一于此，难能成家，兼蓄并收者则一败涂地也”。脱俗入雅，乃画家毕生之追求，清沈宗骞云：“求格之高，其道有四，一曰清心地以消俗虑；二曰善读书以明理境；三曰却早誉以几远到；四曰亲风雅以正体裁”。陈衡格亦提出文人画四大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因此文人画须人品必高，学问必深，才情必富，思想必正，见闻必广，学习必勤，胸襟必宽，诗词必妙，书法必工，此后出作，方为上品。

何如脱俗，其法有八：一曰学习为上，脱平庸匠气之俗；二曰揣摩古人，脱无源之本之俗；三曰因师造化，脱机巧便利之俗；四曰恬淡中和，脱虚荣慕势之俗；五曰技巧出新，脱笔墨用色之俗；六曰志趣高雅，脱驱名逐利之俗；七曰作画用心，脱虚情假意之俗；八曰强修人品，脱貌污德低之俗。

修德立言乃文人终身之事矣。

王凤年作于2020年4月8日石藤山房北窗下

“石藤斋”砚边随笔（十三）

论石涛我自用我法

涛《奇山突兀图》自题“我自用我法”，去京津前，亦治有“我法”一印，每作画喜钤之。涛至京，客居法源寺，作山水册，内有题跋云：“昔日见‘我用我法’四字，心甚喜之……夫茫茫大盖之中，只有一法，得此一法，则无往而非法，而必拘拘然名之曰为我法，又何法耶？”，亦感叹曰：“后之论者，指为吾法可也，指示为古人之法可也，即指为天下之法亦无不可。”涛之所依乃大乘佛学思想：我说法，即非法，是为法；《金刚经》第七品曰：“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第十七品曰：“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涛“我用我法”乃《金刚经》所说之非法、非非法所表达之思想也。涛“我用我法”，其意旨在超越一切成法，克服理障物障心障，入到一片自由之创造境界中。一画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画之法者，盖以无法生有法。我法立而他法死，我法即是一法，一法即是无法。涛之“我”字指“我”之天地不能有任何法可以规范之主体，挣脱“法”之束缚，正如涛云“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此臣法即无法，其《搜遍奇峰打草稿》亦云“不立一法，是吾宗也；不舍一法，是吾旨也”。“不立一法”其即无法。“不舍一法”其即至法。一法我法，统摄众法，我自为画，自有我在，然执着于我法，虽超越外障，却堕于内障，亦不可取也，应自警之。我用我法，应我自有我，自有我在，发我之肺腑，出我之肝肠；亦应“至人无法，非无法也，无法而法，乃为至法”。一法立即我法立，我法即无法，晚年涛寓扬州，曾于山水册中题曰：“是法非法，即成我法。”涛《一画章》云：“一画之法，乃自我立。” 《远尘章》云：“画乃人之所有，一画人所未有”。一画之法，即我心中之法，而非他人法，立一画之法，即是自己做自己之主人也。一画之法，“见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是太朴赠我之火种，是宇宙予我之天赋，《大般涅槃经》卷十九《德王品》云：“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佛法众僧，无有差别，三宝性相常乐我净。”人人自有根性，个个自有灵明，不必仰他人之鼻息，不必拾他人之残羹。我之有我，自有我在。万法万学，虽有可观，但总是他法，虽能资我心，激我意，但也可囿我心，困我意。我意不展，成为他人之奴仆，沦为成法之工具，何来创造！何来新意！以此心作画，虽曰作画，不如曰刻画；虽曰己画，不如曰他人之画。于涛看来，无一画，即无魂灵，何曰出类拔萃乎？人不能为他法之奴仆，亦不能为万物之奴仆。涛云：“人能受天之任而任，非山之任而任人也”。人与山川共通，与江河共融。涛云“天之授于人，因其可授而授之。”黄山谷亦云“天下清景，不择贤愚而与之，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真正之艺术家能感通天地，得到创化之赐予。如心绪杂乱，汨于尘氛，心无主见，意有他骛，即非可授之人，天则不会授之也。涛以激昂之笔调，呼唤人之创造力，呼唤“见用于神，藏用于人”之一画精神，他引入儒家“德配天地”之思想强化其观点。涛于《尊受章》云：“然贵乎人能尊。得其受而不尊，自弃也。得其画而不化，自缚也。夫受，画者必尊而守之，强而用之，无间于外，无息于内。《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此乃所以尊受之也。”天行健，万物资始，大明以成，云行雨施，品物流形。然人为三才之一，必须自强不息，饮太和之气，勇于创造，独立天地，鼎然成三，德天配地。《周易·文言》亦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此“大人”精神，乃涛之一画精神也。基于此，一画精神，通于天蒙，归于素朴，回到鸿濛，然并不表示尔等众众皆可大有作为，成为可授之徒，回到天蒙，只是起点，“透过鸿蒙之理”，“堪留百代之奇”，乃艺术家最最之要也。

王凤年作于2020年4月25日于石藤山房北窗下

“石藤斋”砚边随笔（十四）

苦铁画气不画形

苦铁之花鸟画既不同于传统设色花鸟之绮罗妩媚，亦有异于文人水墨荒寒惨淡之格调。其常以浓艳之设色与淋漓之墨气互为衬托，更显敷色之灿烂明丽与笔墨之浑朴厚重。苦铁之牡丹、芍药、梅树、桃树、菊花、芙蓉、雁来红好用红花墨叶之强烈对比，使整个画面散发出一派热烈强悍之生命气象。即使是那些未曾敷色之作品，也从未流露出一丝一毫之寒俭之态。其作品通常以“粗拙重大”概之。吴昌硕（1844年8月1日—1927年11月29日），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又署仓石、苍石，多别号，常见者有仓硕、老苍、老缶、苦铁、大聋、缶道人、石尊者等。浙江省孝丰县鄣吴村（今湖州市安吉县）人。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后海派”代表，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与厉良玉、赵之谦并称“新浙派”的三位代表人物，与任伯年、蒲华、虚谷合称为“清末海派四大家”。其集“诗、书、画、印”为一身，融金石书画为一炉，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后之高峰”。在绘画、书法、篆刻上乃旗帜性人物，在诗文、金石等方面均有很高之造诣。吴昌硕热心提携后进，齐白石、王一亭、潘天寿、陈半丁、赵云壑、王个簃、沙孟海等均得其指授。苦铁画脱胎于伯年，但与任氏作品面目相去却不啻霄壤。伯年精于写生，无论人物、花鸟、山水，一摹即似，不着气力。其笔墨清新活脱，细节刻画到位，造型贴近生活。然苦铁其笔下之艺术形象则徘徊于“似”与“不似”之间，如其画梅干往往粗大盘纡如古藤，全无传统画梅之法，无论疏体、密体皆以瘦硬为上之审美标准。再如其笔下之石一律大方大圆，既无窍无孔，又无起、承、转、合层次之丑石、顽石，与瘦皱漏透之传统丑石美学根本无涉，真正之大朴不雕。苦铁牡丹既无心思着意塑造牡丹花瓣晶莹剔透之质感，亦不介意花形之粗笨，笔法重拙，牡丹花片均以质实之色块点厾而成，有时加以复笔，已显厚重浓艳，如铜浇铁铸，有一种突出于缣素雕塑之感，水仙如剑麻，竹叶如苇叶，菊如盘，桃如瓜，皆是此种造型方式之体现。为造势之需要，苦铁不惜破坏石鼓文左右均衡之结构法则于绘画，亦不惜抛弃相沿已久之画法程式。如其竹叶、松针用笔如秋风横扫、密雨斜侵；竹叶大都不分正反向背，亦勿论“人”“分”“介”“个”，松针组织不辨扇形圆形，亦不强分浓淡层次，仅依画面之大势凑成密密匝匝一片。苦铁尤擅画藤，因藤本植物与其篆籀笔性最为亲近，葫芦、紫藤、葡萄均能极尽委婉屈曲之能事，却从不曾因此而使观者觉得发越太尽，了失余韵。苦铁木本亦如藤本。如蜿蜒盘曲之梅树，像极老藤枝干，苦铁有诗云：“蜾扁幻作枝连蜷，圈花着枝白璧圆。是梅是篆了不问，白眼仰看萧寥天。”绘画离不开“形”之塑造，但决定一个画家之成就往往不是逼真再现客观对象之技巧，而是那种渗透着创造主体精神活动之形感意识。老子曰：“智可及，愚不可及也。”之所以巧智易学，愚笨难及，是因为巧智大都是共性之结晶，而愚笨往往是个性之体现。个性越强，其所蕴含艺术特质越难被巧智所泯灭。白石天寿均能参酌苦铁造型特点而出以自家面目，乃真正之善学者。白石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更是其从艺甘苦之夫子自道。子范从学于白石，百般用心而不能得似，白石便告诫当以其不似学自己之似，方能有所成就。金农、苦铁、子范都不属于那种典型意义上之“打进去”再“打出来”之画家，因为他们在造型方面始终都不曾真正做足“打进去”之功夫，然往往“打进去”却在也打不出来者众矣，正如苦铁诗云：“画当出己意，模仿堕尘垢。即使能似之，已落古人后。”

王凤年作于2020年5月4日石藤山房北窗下

“石藤斋”砚边随笔（十五）

一意孤行及于绘画

赵禹西汉时人，乃太尉周亚夫之属官，一偶然时机，汉武帝偶观赵禹之文，见文章文笔犀利，寓意深刻，少有人及他之上。汉武帝大悦，任赵禹为御史，后又升至太中大夫，汉武帝命赵禹与太中大夫张汤一同负责制定国家法律。以严密之法律条文约束办事之官吏。赵张二人依汉武帝之旨意，对原有法律条文重新进行补充修订。时许多官员皆希望赵禹能手下留情，把法律条文修订得回旋有余，便纷纷宴请赵张，然赵禹从不答谢回请。几次以后，众人皆以为其官高架大，目中无人。后赵张周密斟酌，决定制定“知罪不举”及“官吏犯罪上下连坐”诸律法，用来限制在职官吏，使其不敢胡作非为。消息一出，官员纷纷请公卿劝说赵禹，废除此款。公卿重礼来说，赵禹见之，只言天南海北。丝毫不理公卿暗示，众卿只好起身告辞。临别，赵禹受之重礼一一退还。至此众卿真正感到赵禹乃极为廉洁正直之人，后有人问赵禹，难道公不虑周围之人愤懑?赵禹曰：余断绝好友宾客请托，是为自己能独立决定、处理事情，按自己意志办事，而非受他人之干扰也。后司马迁《史记》云：“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孤立行一意而已。” 本谓谢绝请托，坚持自己之主张。是为一意孤行之出处，乃褒义词非贬义也。赵禹乃周亚夫之属官，周亚夫何人也？周亚夫（前199年—前143年）沛郡沛县（今江苏丰县）人，西汉时期名将，官至丞相。乃名将绛侯周勃的次子，历仕汉文帝、汉景帝两朝，以善于治军领兵，直言持证著称。军事才华卓越，在吴楚七国之乱中，夫统帅汉军，三月平定叛军，拯救汉室江山。后被冤下狱，闭食自尽。其父周勃祖籍卷县（河南原阳）。勃出身贫苦，迁居沛县后，因距邑城较近，故青年时期以芦苇编织苇箔、蚕具营生，间或为人婚丧嫁娶之时充当吹鼓手维持生计。另勃自幼习武，弓马娴熟，孔武有力。勃以材官（训练步兵的低级武宫）从高祖，战功居多。高后时，勃与陈平议诛诸吕，迎代王即位，封绛候。就国卒，谥武侯。刘邦云：“安刘氏者必勃也。”司马迁曰：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一意孤行之出正矣，后为贬义，然为画时余常以一意孤行自警之，画为心声，当出己意，我用我笔，已表己见，一笔见心，何言他乎？当年徐悲鸿之师康有为勉励之赠言曰：独持偏见，一意孤行是也。当今诸家观之，亦应有所警示也。

王凤年作于2020年5月15日石藤山房北窗下

“石藤斋”砚边随笔（十六）

残缺美与中国艺术

康德于《判断力批判》云：“鉴赏判断完全不依赖于完善性概念。”按照康德之评判标准，残缺即使无用和不完善，也可以成为美之对象。因此西方著名雕塑断臂维纳斯成为不朽之作。中西方艺术乃之相通，中国《红楼梦》之残缺铸就另一种审美高度，中国19世纪，流行“八破画”，即以工笔画手法，用接近写实之方式，手绘残缺之碑拓、焦黄之书卷、破损之金石……用以表现文人对“残缺美”之崇尚与革新。司马迁于《报任安书》中亦云：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此皆圣贤于恶境中发愤之所为作也。

书房清玩，多为传世之物，前人心手如一，日夜盘桓，实为案头珍宝。无论砚台、佛像，亦或残杯、珍瓷，此等器物于一定程度或有破损，造成残缺因素，不一而足，或自然原因，或历经洗礼，或见证时间；或历史磨砺，或动荡年岁，亦其记录真实；或工艺原因，历经造物粗拙。而今世人所见之物，则为多种因素造成，其“残缺”丝毫未曾影响其艺术魅力，反而得到文士之青睐。南朝谢赫《画论》中将“气韵生动”列为六法之首，一件器物，不管是残缺或完整，只要气息存，气韵尚在，便是一件艺术佳品，除此之外，亦可以从器物之外形、色彩、肌理、材质诸方面进行欣之赏之，当其符合个人审美时，人与器物之间则产生之共鸣，方可观见器物之韵致。大成若缺世有造物，经年累岁而有残损。线条之上，见婉转流畅，意在。造型之下，见古雅无争，韵存。置于案头，如与先贤清谈。

器虽有缺憾，亦不失完满。或成或缺，只在心念。大盈若冲，颐韵和成，且留一点白驹空隙；话到七分，酒至微醺，乃见慵穆笔墨遗渍。汉砖断瓦，落拓萧疏，乃见轩室因器而雅；清丽物穷，古朴残破，含蓄蕴藉或盈或冲。墨子有谓：“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生活中众众皆追求完美，甚至追求白璧无瑕，但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完美总与缺憾并存，余于绘画，经营位置，架构设计，亦是虚实相生，黑白互现，有无相随，于“残缺”之中孕育“完美”，于“残缺”之中给予观者之遐想之空间。以审美之眼光观之，参世间之盈缺，汝会发现，窗前月，或圆或缺，恰似璧玉无暇；|心底花，或实或虚，宛如梦境繁华。

王凤年作于2020年5月18日石藤山房北窗下

“石藤斋”砚边随笔（十七）

能闲必非等闲人

“闲”谓“清”者，唯文人情有独钟也。才能卓越者为清才，志行高洁者称清士，文章儒雅者曰清文，廉洁奉公者称清官，文人贫穷者称清贫。闲情以“清”当头，喻文人对闲看人生之欣赏。李渔《闲情偶寄》中云：“读书，最乐之事，而懒人常以为苦；清闲，最乐之事，而有人病其寂寞。就乐去苦，避寂寞而享安闲，莫若与高士盘桓，文人讲论。何也! ‘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既受一夕之乐，又省十年之苦，便宜不亦多乎? ”明才子唐伯虎《叹世词》亦云：“春去春来，白头空自挨。花落花开，红颜容易衰。世事等浮埃，光阴如过客。休慕云台，功名安在哉！休想蓬莱，神仙真浪猜。清闲两字钱难买”。陶渊明在辞去彭泽县令归途之中，一篇《归去来兮辞》自我排解，“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琴书消忧，植杖耘耔，登皋舒啸，清流赋诗，亦不是人生乐事？元代画家高房山《怡然观海》诗云：“日日依山看荃湾，帽山青青无改颜。我问海山何时老，清风问我几时闲。不是闲人闲不得，能闲必非等闲人”。隐士独居深山，清闲生活，芒鞋、纳衣、饮露，耕读，“朝闻道，夕死可矣”。立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身闲心不闲，念念不忘修身进德明理。山并不忙，却生千树万花；水看似闲，时已奔流万里。明人汤卿谋《闲馀笔话》云：“遣情宜赋诗，辅气宜酌酒。解事宜读史，得意宜临书。静坐宜焚香，醒睡宜嚼茗……”。明人谢肇淛《五杂俎》亦云：“竹楼数间，负山临水；疏松修竹，诘屈委蛇；怪石落落，不拘位置。藏书万卷其中，长几软榻，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闲日过从，坐卧笑谈，随意所适，不营衣食，不问米盐，不叙寒暄，不言朝市，丘壑涯分，于斯极矣! ”。喜逢知己，坐卧笑谈，面壁沉思，自甘孤独。“闲”出气质，“闲”得情趣。无锡园林有“忘言斋”联：“几年埋迹在丘樊，一室重关可避喧；窗外云峰常满目，主人终日复何言？”。静时，非无所作为，凭虚独得超然意；闲时，亦非所不为，万物尽从闲里观。董其昌《古董十三说》以为：“玩礼乐之器可以进德，玩墨迹旧刻可以精艺”。树木合边，终日规啼，观叠山理水、曲径通幽苏州园林；把玩移日，闲适漫临，赏清新脱俗、曼妙恬静案头文玩。高士隐于市者，脱于公务，品茶、插花、闻香、赏石，修身养心。心有所定，方能神闲。适意盘坐于闲暇时光中，品一泡茶；余光里，墙上树影婆娑，感受生命贯通，清闲者，可澹人情虑，自适于明朗澄澈之境。以心御物，惟闲养性，于众人熙攘往来之外，寻方隅院落，或瓦窗木屋，一卷竹帘，一瓶插枝，一道茶烟，亦能成为浑浑物欲之路上，安栖身心之驿站。对于今人而言，我们忙碌时多憧憬无事，而真到手头无事时，心头竟生无聊之意。梁实秋云：只要内心清净，随便在市里，于陋巷，都可感到一种空灵悠逸之境界，所谓心远地自偏是也。闲适之清雅，不用精舍贮以器物琳琅，更无须雅筑陈以字画疏疏。所谓清闲，无非是随缘偶得，随心所成矣。

王凤年作于2020年5月20日石藤山房北窗下

“石藤斋”砚边随笔（十八）

岂无他好，乐是幽居

陶渊明《答庞参军》云：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其言人有列差，志趣各异，但不论艺术亦是审美，需要一份闲情。一间书房，乃吾世界，既藏尘俗之事，亦涵尘外之心。闲销日月，静观万物，于烟火尘世之中，独享人间清欢。诸多文人书房筑于山林，隐于郊野。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南宋诗人陆游将其“老学庵”筑于镜湖之滨，开门临水，启窗见山，心游神驰，一派天然。明人李日华理想书斋：在溪山纡曲处择书屋，结构只三间，上加层楼，以观云物。张岱有“不二斋”：高梧三丈，翠樾千重，绿暗侵纱，照面成碧，图书四壁，充栋连床。将身外余事，活成闲雅，通脱逍遥。倪正父《锄经堂》述书房至乐五事：静坐第一，观书第二，看山水花木第三，与良朋讲论第四，教子弟读书第五。晨起吟诗冥想，吐纳紫气，随意读陶杜诗、韩苏文数篇；午后西窗下，莳花弄草，以观万物生意，取青山野趣。中宵品茗清谈，遣寂除烦，一炉烟，一壶茶，坐谈笑语，穷日彻夜。此胜情胜景，不啻桃源仙境。古人说楼居读书，其快有五：无剥啄之惊，一快也；可远眺，二快也；无湿气浸床，三快也；木末竹颠，与鸟交语，四快也；云霞宿高檐，五快也。灵魂出拔于常俗，书房之中：徜徉笔墨、焚香品茗、兀坐吹箫、清谈弈棋，至于篆刻，传拓，校书，操琴，振乐诸般文人雅行，皆为清心艺事。门外热闹鼎盛，营营扰扰，与我辈何干？北宋司马光，于洛阳建有“独乐园”。獨园很小，但聚书出五千卷，建读书堂，又有秀水轩、钓鱼庵、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见山台，发奋著述之余，钓鱼种竹，浇花采药，独乐其中。司马光于园内小住十三年，远辟尘俗，思接千载，写出浩瀚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司马光从朝中退隐，只带一佣人清居独乐园，与故友少有往来，其在《闲居》一诗中写道：故人通贵绝相过，门外真堪置雀罗。我已幽慵僮更懒，雨来春草一番多。一间书房，能隔绝尘氛，亦能成就真我。居于书房之中，以草色为丽景，得万物之天趣；以砚墨为良田，得千古之佳名。静时读书史，月明自煎茶，清夜安眠，白昼能闲。放下蝇营狗苟，无意人间是非，如一抹世间闲云，栖心于书房之中，安然自乐也。

王凤年作于2020年5月31日石藤山房北窗下

“石藤斋”砚边随笔（十九）

阳春赋

亘远古，无歌赋，至伏羲有《网罟之歌》，始为也。后葛天，执牛尾，唱八阕乃始分也。夏孔甲作《破斧之歌》，方东方之歌也。禹妃子唱《候人歌》，始有《周南》之曲。帝喾之妃有娀（song）氏，感于飞燕，始创北音。西瞿西迁西河，始有西音。时黄帝，令岐伯，制鼓吹。及汉代有铙歌。武帝时，设乐府，采民间诗以唱诵。诗歌成之，不为不久乎。

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有客人于郢(ying)中歌唱之，始唱《下里》、《巴人》，与其一起歌者几千人也；再唱《向阳》、《薤(xie)露》，一起唱者便只为数百人；再再唱《阳春》、《白雪》，和者剩数十人；再再再唱高古曲调，并间杂以流徵，随唱者仅有数几人耳。实乃曲高而和寡也。

司马相如云：棉帛合并以为纹路，锦绣排列乃成质地，宫商有序和谐韵律，赋作轨迹成人心里，应包罗宇宙之大，亦括囊人物之复杂，内领心会，无法授人。古人登高以作诗赋，面山亦乃祭祀，率军持戟能仗，制器遂成铭文，乃大夫也。五经鼓吹，孙绰(chuo)博学，擅写文章，重视张衡、左思之赋，常云：“《三都赋》、《二京赋》，乃弘扬五经之作。”风送滕王，阎督伯屿，重修楼阁，完工及后，宴请宾朋，嘱婿吴子章预写《滕王阁赋》，示给客人自夸。时王勃从马顺风走七百里，至南昌参宴盛会。主人谦让诸客以赋也，勃受笔不辞。阎督不悦，起身而内，命下人待勃出句来报。及“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即，阎叹曰：“乃天才也！”

时下微信众矣，号“阳春白雪”者，字靖程，武兄国平也，武即则天之武，国乃国锋之国，平为近平之平。吾与君交之亦数载。君博学善言，才敏思捷，乐交与人。其才宏伟，其德若水，其志高远，其心仁厚。凡数十载，耕砚耘田，载道以文，“豫人商贾”，“曹瑾宏仁”，“大道九德”，“艾地春染”，《中华魂》歌颂华夏；《八一赋》韵承九州……书妙文百万已耀牧野，载华章数千已启后昆。不以“阳春白雪”和寡而不为，亦不以“下里巴人”者众而为之。诗赋以文，画作以赏，不以寡众为优劣；诗以心声，赋以妙作，不以今古论伯仲。神农春咏，邺水秋华。今君作已就，即将著书以众，《阳春赋》成，巴人可赏，冀后之览者以感斯文以寄之。

王凤年作于2020年12月18日石藤斋南窗下

石藤斋砚边随笔（二十）

世称三绝郑板桥

郑板桥（1693年－1766年），原名郑燮，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人称板桥先生，江苏兴化人，祖籍苏州。清代书画家、文学家。

康熙秀才，雍正十年举人，乾隆元年进士。官山东范县、潍县县令，政绩显著，后辞官客居扬州，以卖画为生，为“扬州八怪”重要代表人物。

板桥诗书画三绝，书法用隶体掺入行楷，自称“六分半书”，人称“板桥体”。其画，多以兰草竹石为之，板桥题画诗多关注现实生活，思想深刻，如枪似剑，针砭时弊，正如他在《兰竹石图》中云：要有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

板桥三分之二之岁月都在为竹传神写影，自己曾有诗写道：“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居其所云：“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他通过观察和艺术创作之实践，提炼出“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之理论。“眼中之竹”是自然实景，是对自然的观察和从中体验画意；“胸中之竹”是艺术创作时的构思；“手中之竹”是艺术创作的实现。他把主观与客观、现象与想象、真实与艺术有机地融为一体，创造了师承自然，而又高于自然之境界。

对于百姓疾苦，他时时刻刻都挂在心上。他一生善于画竹，尤其善于据竹写诗。在潍县任县令时，他的顶头上司、山东巡抚向他索求书画，他画了拿手的竹子，并在上面题诗一首：“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他喜画兰竹石的缘由，正如他所云：“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而“为四美也”。“有兰有竹有石，有节有香有骨”。在他眼中，兰竹石，能代表人坚贞不屈，正直无私，坚韧不拔，心地光明，品格高洁之品格，因而其题画诗之字字句句，托物言志，意境深远。

王凤年作于2021年11月28日石藤斋南窗下

石藤斋砚边随笔（二十一）
神笔王铎之与新乡渊源

王铎书法存世甚多，现存新乡博物馆就有四五幅，其中就有王铎行书条轴《奉景翁诗轴》。王铎，字觉斯，号嵩樵，河南孟津人，明末清初时著名书法家。明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累由明朝旧臣变为清廷新贵，在以气节自持的明代遗民眼中是被鄙夷的贰臣，因此，他始终抑郁不乐，在清代做了八年的官，于顺治九年（1652）病逝故里，享年六十一岁，赠太保，谥shì曰“文安”。王铎博学好古，工诗文。诗文书画皆有成就，尤其书法独具特色，与董其昌齐名，明末有“南董北王”之称。其书法用笔，出规入矩，张弛有度，笔力遒qiú劲，世称“神笔王铎”。

新乡市博物馆此条轴为王铎的《奉景翁诗》，“欲跨白驴问太室，烟湫qiū可以篹zhuàn玄居。崖如璎珞yīng luò能颐魄，墨借栴zhān檀好著书。即使艺兰不暇懒，纵然煮石未为踈shū。蹉跎恐负浮丘约，三十六峰明月虚。落款：“有心嵩sōng㶏，近涩兵燹xiǎn，欲往从之，劳于梦懐，率赋斯言。奉景翁博噱jué兼柬贤长兄，时辛巳菊有黄华舫中书草，王铎”。下白文方印“宗伯学士”，朱文方印“王铎之印”。此诗为王铎于崇祯十四年（1641）所作，此年王铎因双亲病故，辞官归乡。同时，张献忠、李自成农民军横扫中原，关外满族势力迅速壮大，明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故王铎书“有心嵩㶏，近涩兵燹，欲往从之，劳于梦懐，率赋斯言”之语，表达出对世事之无奈。

明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挥军破洛阳、围开封。同年秋，王铎安葬父母于祖茔。因农民军进据孟津，王铎携家人及亲眷等近百口人，乘舟而东，复走新乡。在新乡与时任兵部尚书张缙彦同游苏门山和百泉等地。六月，就藩卫辉潞王朱常淓正值35岁寿，王铎为其祝寿，做诗两首。现存王铎《为潞王寿诞祝词碑》有两块，为卫辉潞王府著名石刻，第一通现存卫辉市博物馆碑林，第二通现存河南博物院。第一首内容为：“锡圭镇河朔，王业绍谋令。数传亢璚牒，虔礼厚光命。闻能敦棣仪，允焉缉安敬。明典韡帝裔，休禧畣保定。盘石绵埏垓，亿万笃鸿庆。寿礽天表现，谟徽永昌重。”款署“壬午六月恭祝潞国主贤殿下遐龄孟津王铎撰并拜书。”该碑拓片现存新乡市博物馆。另一首内容为，“价藩巩斯地，宸绣作民教。遐迩钦王度，树声绳古道。海屋筹无沫，仁德彰纪要。拯饥缮城守，施厝炳灵耀。式敬垂旷泽，百岁翕攸好。恪哉厚永图，世世贻洪灏”。款署“壬午六月王铎俚言敬祝潞国主贤殿下寿。”此外，王铎为潞王祝寿还作有画作一幅，也收藏在新乡市博物馆。该作品以水墨绘山石、竹子、树木，景色比较写实，用笔简单，风格质朴。山石的造型方峻，勾皴相间。竹子参差错落，疏密有致。树木空枝无叶，强干弱枝，劲健有力。其画作用笔多少有些书法的影子，笔势婉转，气力恢宏。左上落款署“壬午六月恭祝潞国主贤殿下遐龄，王铎”。钤印两方，上白文方印“宗伯学士”，下朱文方印“王铎之印”。十月，王铎南下南京，王铎之妻马氏病逝途中。

明崇祯十六年（1643）初秋，王铎返乡，发现孟津老家庐舍尽毁，随移居新乡辉县苏门山南十里之孟庄，并将亡妻灵柩葬于新乡城东二里的水柳湾。自当年秋至第二年初，王铎旅居新乡近半年，期间游历新乡周边，用诗文记录战乱中的新乡，“荒原存古庙，烟火更堪嗟。孑孑田车响，阴阴野雾遮。三秋悬鼓铎，百战厄龙蛇。纵有偷安日，知看何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