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过年其实挺让人高兴，其乐融融的一顿年夜饭，家和万事兴，给人力量。有家回，能回家，就好像一只在外面撕咬打滚筋疲力尽的小狗，能够有被拾掇得干干净净的机会，好让你再有力气出去野。
但回家过年，有时也会带来节后离家的伤感，还会并上一些使你郁闷的见闻。
1.精准扶贫的实施差距
包村干部自掏腰包花了八百多给买的洗衣机，被精准扶贫的对象第二天换成了50块钱的打酒钱。
寒假回家的第一晚，家人围坐在炉边，他们以稀松平常的口气谈论起这件事，并没有对那位男主人用洗衣机低价换酒钱进行任何评价，而是惋惜这些精准扶贫的对象怎么不借机捞取更多的好处，比如藏起家里的其他电器，让急于完成分摊任务的干部们自掏腰包补齐所有东西。
我很惊讶，穷人卖掉富人买给他的羊的故事真实地呈现在我眼前，我的专业方向是城乡规划，扶贫政策一向是课堂关注的重点，“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是常常提及的扶贫精髓，但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似乎只能成为一个夸夸其谈的看客，无论对此发表何种意见都被长辈评论一句“天真”，一年只在家不到一个月的我并不如想象中了解农村。
我的家乡在G省的P县，现在应该称它为Z市，历时数年的撤县申市终于获得批准，P县不再是县，而是地级市。在许多人看来，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正在读高中的堂弟仔仔细细地给我讲述了他的老师们在课堂上对此表达的莫大喜悦，述说过程中不无“我的家乡要崛起”的扬眉吐气之感。但这仍未改变Z市的贫穷现状。
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年限是2020年，而在三四年前，高中的政治老师在课程讲解中提到，P县（我的家乡）的勃勃雄心是将本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提前到2016年，那时我还惊叹于家乡规划的不凡。但在2018年初的家庭夜谈里，我才明白，雄心常常会进化为难以实现的野心。
一项政策若是层层实施下来，政策目标在实施过程中总是会一变再变，这并不是说执行的人阳奉阴违（虽然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但大多数情况下，不同的人对同一项政策都会有不同的解读，在一层一层的传递积累下，最终实施的时候常常会与最初的规划有比较不一样的效果体现。拿精准扶贫来说，原本提倡的是“输血不如造血”，但在实施过程中，大量的任务被量化分摊，并被赋予完成期限，不少的干部为了按时完成自己分摊到的任务，并不能十分深入地对扶贫对象进行充足的了解和制定合适的方案，再加上被扶贫的对象并不能轻易了解干部们普及的精神理念，这样的惠民政策很容易就会转化成单纯的物质补偿，于是，出现卖新家具换打酒钱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
2.被“份子钱”割裂原味的人情往来
时隔十年，2018年的南方再次遭遇来势汹汹的大雪，我的家乡地处西南边陲，少雪，但降温严重，很多老人在这个冬日里离去，对于他们来说，进入这样的冬日，就与来年的春天永别了。
回家第二天的夜聊主角是一对老夫妻，他们的所有孩子外出打工，准备除夕前夜回家，天气很冷，老两口在不透气的平房里生火取暖，一氧化碳中毒，被急速抬入医院抢救，但一直昏迷不醒。姑姑讲到这时长叹一句：“若是挺过去还好，挺不过去的话，这家有三个儿子，随份子又是一大笔开销。”其余长辈纷纷加入关于“份子钱”的话题，对于生命无常的叹息被每年急剧增加的支出烦恼给挤到了一边。
每年寒假回家过年，长辈们讨论最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人情来往，在我们村，各家每年在红白喜事的人情来往上所花费的费用大致会占一个家庭年收入的一半左右。这种现象大致可以用礼物的不可让渡性来进行解释，在《流动的礼物》一书中，作者所看到的现象是乡村里的人们用食物来进行彼此之间关系的维护，而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虽然我的家乡并不是主要受益的区域，但煤炭资源丰富，经济发展也比较快，这带来的好处是：人们可以不再把食物当作是维护关系的工具。自我有记忆以来，各家随份子的物品一变再变，最终定格在货币上，关系的远近，也以随份子的数额大小来衡量，大致在十年前，10元钱是份子钱数额的底线，而如今，50元钱已经会让收钱的主人家怀疑你们两家的情意深浅（对于农村家庭来说，50元钱已经不少）。记录人们随礼数额的行为被称为“挂薄子”，“簿子”就是账本，人们将记录的账本作为之后还人情的一种依据。
家乡的习俗是一成家便分家，所以这种以货币作为媒介进行人情往来的主要单位是核心家庭（即一对夫妻及其未成年或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但是，由于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尽相同，这期间就会导致有的家庭办事比较多，收礼比较多，而一个人丁较为单薄的家庭就会在这种人情来往中处于劣势地位，这就会导致较多的矛盾出现在家庭与家庭之间，间接降低两个家庭之间的平时交往，甚至间接影响两个亲族之间的关系，这种时刻，本应该是加强家庭与家庭之间关系紧密度的人情往来开始成为彼此之间的阻碍。这种现象是我在年幼的时候偷听长辈话家常时窥见的秘辛，乡村的人们彼此之间十分在乎面子，所以这种矛盾通常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提出，一般是在比较紧密的小团体之间流传，但对于孩子来说，这并不是秘密。我小时候常常会感觉十分困惑，长辈一边在心里盘算，一边又在不情愿中送出份子钱，这样的话，还不如不送，这时我常常会向长辈提出不要再进行这样的人情往来的建议，但是长辈常常给予否定，直到上了大学，我读过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才明白，在乡村这样的熟人社会中缺席各种人情往来是怎样要命的存在，过于严重时，甚至会导致一个家庭受到整个村庄的排斥。如今，我家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我长期在外读书，父亲生病，母亲早年已经离异另嫁，随份子对于我家来说是一件难事，由此，很多时候，我家并不能很容易地参与村里的各种活动，一个既缺乏人力又缺乏物力的家庭，在村庄活动里是没有太大的作用的。
3.没领结婚证的婚礼
大年初五是个好日子，宜嫁娶，我在这天参加了一个堂弟的婚礼，我今年21岁，这个结婚的堂弟未满20，还没有达到合法婚龄，这场婚礼更多的是给家里人提供一个两人过日子的凭证，他们并没有正式的结婚证。
婚礼过后，我一直纠结于结婚证的问题，我认为结婚证是非常重要，没领结婚证的婚礼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同样是先结婚后领结婚证的我嫂子并不同意我这个想法，她觉得，在农村，这样的一场婚礼酒席已经超过结婚证的法律意义，结婚证什么时候领都行。
对于这个问题，她还举了例子来进行佐证，以说明这样的事件并不少见。
比如，她娘家表妹才有十五岁，但是已经在过年的时候生下一个小孩，生产的时候，同是未成年的孩子父亲只顾坐在一旁打游戏，围在新生儿旁边团团转的是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并没有到现场。只是外婆已经多年没有带小孩的经验，给小孩换尿不湿也成为一个巨大的难题，最后还是拜托生产刚刚半年的嫂子去进行的尿不湿更换教学。无独有偶，她的表弟也是另一个新生儿的未成年父亲，围绕新生儿团团转的仍旧是爷爷奶奶辈的长辈们，刚刚生产完毕的孩子母亲还是一个干瘦的没有发育好的女孩子，同样还没有十六岁。在听这两个故事的时候，我一直徘徊在“没有结婚证为什么可以生孩子”和“这么小就生孩子确定不是犯法吗？”的思考里，我打心底不愿相信这是真实存在的事件，虽然以往也偶尔在新闻首页看到“未成年小夫妻”与“未成年父母”这样的讯息，但当它真实出现在身边的时候，我仍旧不能接受。而我对此所引发的思考，用家里人的话来说，就是我读书读傻了，专门想一些不起作用的事，这就像那位返乡的博士所说，知识，有时候在乡村是缺乏存在感的。
这两桩事件的主人公都是生长在单亲家庭与留守家庭的环境中，随着家乡煤炭资源与土地资源（大量的土地被征收搞特色产业）的缺乏，大量人群外出务工，留守儿童只多不少，而在乡村伦理约束减弱的如今，夫妻离婚的现象也是家常便饭一般的存在，并不会像90年代那样引起全村注目（我父母即是在90年代离的婚，这一度使我家成为整个村的谈资），这使我开始忧心起村里孩子的成长，他们的成长环境相较于北京忙着参加各种比赛的孩子们来说，差距太大了（不过，这也许是我杞人忧天，毕竟，各人会有各人的成长境遇）。
有时近乡情已怯，只好不问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