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 讯 技巧

现代审讯是对人性的研究。我们中的大多数更喜欢与看似和自己类似的人交谈。一旦交谈开始，就很难止住。一旦我们开始说实话，就很难再说假话。当警察告诉我 们，在一户两天前失窃的人家中，发现室内的门把手上有我们的指纹，我们会变得紧张，哪怕在入室行窃过程中我们一直戴着手套。

除少数情况外，为得到嫌犯的供词，警察可以对其撒谎。因为我们认为，即使面对着证明其参与作案的假物证，一个无辜的人也绝不会承认她并未犯过的罪行。遗憾的是，事实并非总是如此（下一部分将谈到更多的假供词）。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警察为什么在审讯中使用欺骗性战术。

心理控制甚至在审讯者开口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审讯室的实际布置旨在让嫌犯感到最大程度的不适，并使他从刚迈 入室内的那一刻就开始感到无助。经典的审讯手册《刑事审讯与供述》中建议，审讯室应该是一间狭小、隔音的房间，其中只有三把椅子（两把给警察，一把给嫌 犯）、一张桌子和四面空空的墙。这样的布局能营造出一种无所遁形、陌生而又孤立无援的感觉，从而在审讯过程中强化嫌犯“让我出去”的意识。

 

这本手册还建议让嫌犯坐在一张不舒服的椅子上，使他无法触到任何控制器，如电灯开关或者温度调节器，以便加剧他所感到的不适，诱发他的依赖感。单向透视镜是审讯室中的理想附加摆设，因为它不仅能增加嫌犯的焦虑，还能让其他警察观察到审讯过程，并帮助审讯者确定哪些技巧有效，哪些技巧无效。

在里德审讯的九个步骤开始进行前，会安排一个首次会谈，来确定嫌犯是否有罪。在首次会谈中，审讯者尝试着用随意的谈话创造出一种没有威胁氛围， 从而在自己与嫌犯之间建立起友好信任的关系。人们更喜欢和信任那些与自己类似的人，因此警察可能会要求分享嫌犯的某些兴趣或信仰。如果嫌犯开始向审讯者谈 及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那么当讨论转到犯罪问题上时，他就很难停下不说（或开始说谎）。

 

在首次会谈中，警察通过观察嫌犯的反应（包括语言反应和非语言反应）建立在开始真正施加压力前的基准反应。警察随后会将此基准作为参照点。

确定基准的方法包括：向嫌犯提出各种能够让其使用大脑不同部分的问题。警察会问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有的需要回忆（仅仅是回想），有的需要思考（带有创造性）。当嫌犯回忆某些事情时，他的眼睛经常会右移。这就是他的大脑正在刺激记忆中枢的外部表现。当他在思考某事时，他的眼睛会上移或左移，这是他的认知中枢正在活动的反映。警察要牢牢记住嫌犯的这些眼部活动。

下一步是质问嫌犯。警察首先会问几个有关犯罪事实的基本问题，并将嫌犯的反应与基准进行比较，判断他究竟在说真话还是在撒谎。 如果审讯者询问嫌犯案发当晚在什么地方，并且嫌犯如实回答，那么嫌犯就会回忆当晚的情况，他的眼睛就会右移；如果他在编造不在场的供词，那么他会进行思 考，他的眼睛就会因此而左移。如果审讯者确定嫌犯的反应表明他在撒谎，并且其他所有证据都证明是他有罪，那么便将开始进行针对有罪嫌疑人的审讯。

我们前面提到过一本广为使用的《刑事审讯与供述》手册，“里德”技巧就是这本手册的主要依据。这本手册列出了指导审讯的九个步骤或一些重点。其中的许多步骤是交迭进行的，并没有什么“通用”审讯过程；不过里德技巧为如何展开一场成功的审讯提供了蓝本。

1. 对质：
   警察陈述嫌犯的犯罪事实，并告知已获得对嫌犯不利的证据。证据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编造的。警察一般会用很自信的口气陈 述案件过程，表明已经确定嫌犯参与了犯罪。于是嫌犯的心理压力开始增加。同时，审讯者可以绕着房间走动，并侵入嫌犯的私人空间，借此进一步增加后者的不适 感。

    

   如果嫌犯开始烦躁不安、舔嘴唇和/或整理自己的外表（比如用手拢头发），警察会将这些小细节视为嫌犯撒谎的暗示，并且可以确定警察的审讯方向是正确的。

2. 主题编制：
   审讯者会编造一个关于嫌犯为什么会犯罪的故事。主题编制是通过观察嫌犯的眼神，来揣测为什么他会作案、为什么嫌犯愿意 认为案件是其所为以及什么样的理由能让嫌犯认罪。嫌犯是否比别人更频繁地运用某种特殊的推理模式？例如，他是否好像愿意把犯罪原因归咎于受害者？警察设计 一个主题（一个故事），使嫌犯可以利用这个主题为自己参与犯罪开脱或者找出理由，然后警察再观察嫌犯，以确定后者是否喜欢该主题。是否他比以前更注意听 了？他在点头吗？如果是这样，警察将顺着这一主题继续编造；如果不是，他将换一个主题并重新开始。主题编制隐于审讯过程背后，并贯穿始末。在编制主题时， 审讯者的语气轻柔、温和，说话声音让嫌犯丝毫感觉不到威胁，诱使嫌犯误以为十分安全。
3. 阻止否认：
   让嫌犯否认自己的罪行会增加其信心，所以警察会设法打断嫌犯对罪行的所有否认，有时会告诉嫌犯一会儿将给他说的机会， 但是现在他需要听警察说。从审讯开始，警察就会留意嫌犯否认罪行的意图，并在他开口前予以阻止。阻止嫌犯否认罪行，除了能使其的信心保持低落，还能使嫌犯 保持安静，因此没有寻求律师帮助的机会。如果在主题编制过程中嫌犯没有进行否认，警察会将此视为确定嫌犯有罪的信号。如果在主题编制时，否认的最初尝试渐 渐消减或停止，审讯者便知道他找到了一个好的主题，嫌犯离招供越来越近了。
4. 击破反驳：
   在审讯者完整地编制一个涉及嫌犯的主题后，嫌犯可能会提出逻辑上的反驳，而非简单的否认，比如“我绝不会强奸别人—— 我妹妹曾被强奸，我亲眼看到这给她带来多么大的痛苦。我不会对别人这么做的。”警察对这种反驳的处理与对否认不同，因为这些反驳能给警察提供一些信息，用 以反过头来对付嫌犯。审讯者可能会说“看，你说的不错，你告诉我你这样做决不是预谋已好的，而只是你一时失控。你关心像你妹妹那样的女性 ——那只是个一时的错误，不会再发生了。”如果警察处理得当，嫌犯提出反驳的结果将更像是在认罪。
5. 掌控嫌犯的注意力：
   到这时，嫌犯会感到灰心丧气、举棋不定。他可能想要寻找一个人来帮助他摆脱这种局面。审讯者要尽量利用嫌犯的 不安全感，装作和他站在一边。并在后续的主题编制中尽力表现得更为真诚。为了使嫌犯更加难以从这种局面中脱身，审讯者可以在身体上更靠近嫌犯。审讯者还可 以运用一些表示友好和关怀的肢体语言，比如触摸嫌犯的肩膀或者轻拍他的背部。

    

6. 嫌犯丧失决心：
   如果嫌犯的肢体语言表示出他放弃抵抗——他双手抱头，双肘置于膝盖上，肩膀耸动——审讯者会抓住机会开始引导嫌犯 招供。他将开始从主题编制转向动机选择（参见下一步），迫使嫌犯选择一个犯罪理由。到了这一阶段，审讯者会竭尽全力与嫌犯进行目光交流，以强化嫌犯的心理 压力以及想要摆脱这种局面的渴望。如果此时嫌犯开始哭泣，警察便可将此视为确定嫌犯有罪的信号。
7. 选择：
   审讯者为犯罪行为的某方面提供两个截然不同的动机，有时会从次要方面开始，这样不会使嫌犯产生过度的胁迫感。一种选择是社 会可以接受的（“由于一时冲动而犯罪”），另一种则是道德败坏的（“你为了钱而杀害了她”）。警察增大两种选择之间的反差，直到嫌犯表现出选择其中一种动 机的迹象，比如点了一下头或者增加了暗示放弃抵抗的信号。然后，警察就可以加快审讯进展的速度了。
8. 让嫌犯开口说话：
   一旦嫌犯选择了动机，供述也就由此开始了。审讯者鼓励嫌犯讲述犯罪过程，并安排至少两人为口供作证。其中一人可 以是审讯室里的另一位警察，而引入第三位警察的目的则在于强迫嫌犯向一个新来的警察供述——向一位新来的人供述不仅能增加嫌犯的心理压力，还能让他更加渴 望赶紧在供词上签字并离开那里。在审讯室内引入新人还可以强迫嫌犯重述他那可以被社会接受的犯罪动机，从而强化其招供木已成舟的想法。

    

9. 供词：
   审讯的最后一个步骤是让供词能够在审判时被认可。审讯者会让嫌犯写出供词或者将他的口供录到录像带上。这时的嫌犯为了摆脱审讯，通常什么事情都愿意做。嫌犯确认他的供述是自愿的，不是被强迫的，并当着见证人的面在供词上签字。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审讯的任何时候，如果嫌犯设法向律师求助或行使其保持沉默的权利，审讯就必须立即中止。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初始阶段打断嫌犯说话的企图是多么重要——只要嫌犯行使他的权利，审讯就结束了。

我们介绍的上述步骤展示了警察在向嫌犯套口供时用到的一些心理技巧。不过，真正的审讯可不是总按照书本进行。下面，让我们来看一场真正的警方审讯，这次审讯最终获得了可以被采纳的供词。

2003年9月1日，密歇根州底特律市诺维警察局的维克托•劳里亚（Victor Lauria）用他在里德技巧培训中学到的知识对尼科勒•米歇尔•弗雷德里克（Nikole Michelle Frederick）进行审讯。弗雷德里克两岁的继女安•玛莉（Ann Marie）被送往急诊室时已经奄奄一息，身上有多处明显遭到虐待的痕迹。弗雷德里克是她的第一监护人，在安•玛莉被送往医院之前一直是弗雷德里克在看护 着她。由于在第一次正式调查后弗雷德里克便被控有罪，于是两天后警方展开了对她的审讯。

劳里亚先做了一次简单会谈，只是通过一种无威胁的谈话方式来确立弗雷德里克的基准反应：

劳里­亚：作为一个母亲，你如何评价自己？

 

弗雷德里克：嗯，我认为我、我很称职。我的意思是，你知道我有点过于苛刻和严厉，但有时候孩子犯错我却没有及时管教。

 

劳里亚：你觉得安•玛莉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弗雷德里克：她是个非常难伺候的孩子。她会，嗯，一直哭个不停。总想被人抱着……我是说安她，我是说她看起来总是像被别人打过一样。你知道，她总是到处乱爬或干点别的什么。我总能在她背上看到淤伤或擦伤之类的痕迹。她的腿总被撞伤。

由于弗雷德里克看起来在为安•玛莉的受伤找借口并为自己辩护——“她是个很难伺候的孩子”——而且由于当伤害发生时她正在照看安•玛莉，所以劳里亚推断弗雷德里克有罪，并对其展开了审讯。他进入了微妙对质环节，让弗雷德里克知道她会怎样被识破：

劳里亚：警方有一整套调查办法，可以判定伤害是怎样造成的以及伤害发生的时间。

 

弗雷德里克：……我认为我们实在无法弄清到底发生过什么，因为只有安自己才知道事情的真像，而如果确实发生过什么，要让安说出来也实在是太困难了。我这么说并非想要表现出无礼或有什么其他用意，我只是想知道调查需要花多长时间。

 

劳里亚：是这样，像我之前所说的，对于这些伤痕我们能做的是，根据其是新伤还是已经开始愈合的旧伤来判断伤痕产生的时间。你知道，因为医生、法医学家和病理学家都会来研究这些东西的……

 

弗雷德里克：好吧。

 

劳里亚：如果鉴定结果表明，淤伤是在最近24小时内造成的，你对此作何解释？而且，如果有人怀疑这些伤痕是你造成的，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怀疑你？

 

弗雷德里克：嗯，除了我还有别人在那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怀疑我。

……

劳里亚：你怀疑还有谁会这么干？
弗雷德里克：不，我不知道。这正是我要说的，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相信她受伤了，正如我所说的，我们要是听见动静就好了，你知道……
劳里亚：在昨晚房子里的所有人或来过的人中，告诉我你能保证绝对不会伤害安•玛莉的人。
弗雷德里克：……我知道约翰（John）是不会这么做的。布雷恩（Brian）也不会。
劳里亚：谁能为你担保？
弗雷德里克：嗯，也许约翰可以吧。但我不可能去伤害她，我不需要有人为我担保，嗯，我相信医生说的话以及造成淤伤的原因，医生说的话我都相信。

警察开始编制一个关于失控情况的主题——弗雷德里克并未预谋进行虐待，她只是一直没有清楚意识到她的行为已经就是虐待。不过弗雷德里克不喜欢这 个主题。她问警察为何不肯相信她说的话。于是劳里亚将主题改变为“一瞬间”的失控，在那一刹那，弗雷德里克伤害了安•玛莉。他认为，安•玛莉的淤伤明显不 是跌倒造成的。淤伤的造成另有其人，也许正是因为凶手在一刹那间失去理智。这回弗雷德里克开始倾听，明显在坚持“一瞬”这一限定条件。

劳 里亚又进一步地发展了主题，加入了安•玛莉难缠的性格以及照顾她的难度——责备受害者,弗雷德里克之前就已经显示出了这种倾向。她开始点头，而劳里亚则已 准备好了选择。他告诉弗雷德里克，“如果不给已经发生的事情一个解释，人们便会往最坏的地方想”。暗含的两个极端已经呼之欲出：一个冷血、恶毒、向蹒跚学 步的孩子伸出魔爪的母亲，和一个在照顾难伺候的孩子时瞬间失去自制能力的母亲。这种方法见效了。根据劳里亚的陈述：

在两天的审讯中，弗雷德里克从未问起过安•玛莉的状况。当审讯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向她提到了这一点。她尽力想让我相信，已经数次询问过安•玛 莉的伤势。然后她问我孩子的最新情况。我告诉她安•玛莉已经脑死亡，恐怕救不活了。弗雷德里克说道：“哦，上帝啊。我要变成杀人凶手了。”于是我又花了 45分钟，运用各种主题试图从她口中得到更多信息。在几次试图否认知道任何详情或曾有过导致安•玛莉受伤的行为后，她承认了自己曾摇晃过安。在承认摇晃过 安之后，弗雷德里克崩溃了，她哭了起来。她说：“我杀死了那个小姑娘。我杀死了那个小姑娘。”

安•玛莉最终不治身亡，尼科勒•米歇尔•弗雷德里克因一级谋杀重罪受审。她被认定有罪，被判处终生监禁，并且不得假释。

确保在审判时能够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并使其为所犯罪行付出应有代价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她招供。问题在于，尽管供词在法庭上的作用举足轻重，但用它证明嫌疑人有罪并不可靠。这是围绕警方审讯战术的一项主要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