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唱采薇歌 || （德）雅各布·海因《延森先生遁世记》

“做一个有用的人，我一直觉得是某种可耻的东西”——波德莱尔

这是一则现代寓言故事。

一个叫做延森先生的中年男，他有着相当被动的前半生，基本上因循着自己的性格随波逐流地生活，用长辈们的话来说就是不求上进。

甘于在邮局分发邮件的乏味工作，为此放弃念大学也无所谓；因为内向害羞，顾虑重重干脆躲避了恋爱的麻烦；没有社交也没有爱好，不买房不结婚，单身独居。

最惨的是，老老实实工作了十几年，从未迟到早退堪称模范，却被上头以最荒谬的理由给下岗了，“很遗憾，为了避免执行新的企业员工解雇计划，我们必须解雇您”，从此莫名其妙地丢了工作，被迫开始领取失业救济的下半生。

延森先生有没有抑郁成疾？或憋出大招报复社会？

不，他可以说是渐悟了！

作为一个资深社畜，在度过了最初不知所措的适应期以后，延森先生的日子突如其来地悠哉游哉起来，反正无伴一身轻，有了救济金暂时也不用愁生存，再不用每天按部就班去上工，唯一的问题在于如何打发多得不得了的大把时间。

他琢磨着时空之间奥妙的关系，他去参加敷衍人的再就业培训，还试图对电视节目内容进行分析，在延森先生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种种过程中，似乎一点点发现了一直沉睡或被忽略的自我，无所事事也像是一道强光，照亮了他置身其中的外部现实。

比如，他看到了消费社会近乎荒诞的本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与程式化，政府再就业培训计划的无效与消耗，资讯与舆论、传播媒体内容的空洞无物，以及所有人或被裹挟，或不甘于孤独，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去追求的所谓社会属性或群体标签的空虚无聊，还有那无处不在的监视与追踪系统。

已被抛向社会边缘的延森先生，以槛外人的冷眼，反而能更透彻去看待从前习以为常运转的社会机制，并进而深思其种种扭曲怪异之处，这一场失业带来的强制性放逐，反而让他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与自由之感。

于是，延森先生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抛弃这一切。

扔了电视机与录像机，“不再有电视，不再有广播新闻，不再有政治，也不再有简讯！”，撬了邮箱和门牌，换了新锁，不需要工作、关注、访问，也不需要身份，甚至尽可能不再离开居所，斩断与社会本就脆弱的最后一丝关联，他成为了一名默默无迹的都市隐遁者。

那么，延森先生真的自由了吗？

雅各布·海因在这本薄薄的《延森先生遁世记》里也不欲深究，毕竟很多涉及技术层面的问题还没在本书中得到最终解答。

他仅以虚构的小说人物与情节作为手段，浅显地嘲讽下现实的德国政治体系，通俗地探讨下作为人所面临的当下困境与选择，其哲理性思考也只是一触即过，与其说是严肃读物，不如说还是面向大众化的轻松读物。

但重要的是，他有意无意地揭示了一种可能。

不是所有背负现实与生存压力的人都曾经幻想过的那种戏剧化逃离——暂时摆脱所有社会属性，放下所谓身份标签，短时间内自我放逐。

是关于质疑的能力，与放弃的勇气。

延森先生的这种避世并非学自我们传统文化里的伯夷叔齐，他的“隐”更非故作姿态般清高无为，脱离常轨于他而言是始料未及的，但变故催生了他的认知，并因此引发了一场对所谓社畜生活的重新估量，对一项项价值标准的推翻，对程式化与陈词滥调的挑战，重新回到人本身。

一种明确的不要，明确的拒绝，而非消极抵抗。

且如同他深夜游行的举动，因个人自发的对抗而更难能可贵。

 “人应该去上班。

人应该有个女人或至少经常做爱。

人应该有许多朋友。

人应该熟悉当前的时尚。

人应该懂得音乐。

人应该快乐。

人应该有钱。

人应该漂亮。

人应该有梦想。”

谁说的应该？又为什么应该？

还记得杨德昌《麻将》里的那段台词吗？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麽。他们就等着别人来告诉他们，所以，只要你用很诚恳的态度告诉他，他想要什麽就对了。”

 在此，可以先摒弃学者先生们关于自由的毫无意义的奢谈，也不用学术化讨论或解构自由在更高层次上的哲学政治性概念，有时候过分谈论一样事物，是因为你永远也得不到它。

让我们与雅各布·海因一样，以一种通俗而易懂的方式来讲，就是说，我们只关注自由最基本的定义：不受限制和阻碍（束缚、控制、强迫或强制）。

落实到我们这个特殊时代与地域的现实，就是个人可以选择不结婚，不买房，不生孩子，频繁跳槽甚至坐等失业，不伤害他人的个人行为不端等等，而不致遭受歧视乃至重重压力。

延森先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做出了自己看似微弱的抵抗，这里面有一种不能一概论之“去社会性”的思考，而是关于如何构建一个多元的、宽容的、更人性化的社会的反省，同时，这也关乎每个个体的参与。

正如一开始所引波德莱尔之言，我们的人生不应沦落为为某种目的而服务的东西，我们也不应僵化为构成一个社会稳定而有用的工具，与消费社会普遍批量生产的商品不同，我们应是活着且作为有一定主体能动性的个人，这是每个人应有的警惕与自知。

尤其在这个前所未有荒诞与无稽的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