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言止于智者——舒生读《论语》第一百六十六

鲁国开国始祖是周公姬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周初分封时，受封于东南淮夷地区，后来因为需要“相王室，以尹天下”，故命长子伯禽先行前往，“因商奄之民”，在“少皞之虚”建立鲁国。吴国开国始祖是泰伯。泰伯本姓姬，是周太王古公覃父的长子。古公覃父有三个儿子：长子泰伯、次子仲雍和少子季历。季历的儿子是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姬昌生有圣瑞，古公覃父贤之，泰伯和仲雍为了氏族联盟发展大计，决定让位于季历，进而成就姬昌一统天下的大业，于是两人托言去吴地采药，告别亲人，远走他乡，披发文身，建立吴国。武王完成克殷大业后，封其后人为伯，列为诸侯，所以司马迁作《史记》时将《吴太伯世家》列为第一。从历史渊源来说，鲁国和吴国同宗同族，都是周族姬姓。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陈司败，陈是陈国，司败是官名，就是司寇，掌管刑狱的。陈国的司寇问孔子：“鲁昭公知礼吗？”鲁昭公，是鲁国当朝国君，直接问孔子，你的国君知不知礼？其实，问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怀好意，因为他明知鲁昭公的所作所为于礼不合，“哪壶不开提哪壶”，这是故意让孔子为难，因为孔子不可能不知道鲁昭公的事。

所以，陈司败这个问题就是个“坑”。在孔子所倡导的礼的体系中，子为父隐、臣为君隐，直在其中。就是父亲做错了事，作为儿子不能拿出来说，要为父亲掩饰，默默想办法帮父亲弥补过失。不能父亲做错了，儿子想着大义灭亲、检举揭发，甚至大肆宣扬，这在儒家看来是不孝，更不合礼。其实，直到现在子为父隐的原则在儒家文化圈的国家中，还能在法律条文中找到。同样，国君和上级做错了事，臣子和下级也不能随便说。如果孔子因为这件事，回答鲁昭公不知礼，那么陈司败就会说孔子竟然说自己的国君不知礼，至少也有犯上之嫌，那就是孔子违礼。如果孔子不据实回答，说不知道或者说鲁昭公知礼，那又是掩饰国君错误，不实在。

但出乎巫马期意料的是，孔子干脆利落地回答说：“知礼。”也没多说一句，谈话结束，孔子走了。留下陈司败在风中凌乱，于是他招呼孔子的弟子巫马期，向他一作揖，请他上前来，对他说：“我听说君子不党，没有偏私。你的老师不是君子吗？他有没有偏私呢？那鲁昭公，娶了吴国同姓女子，叫她吴孟子。这都叫知礼的话，那还有什么人是不知礼的呢？”巫马期回头把这话告诉孔子，孔子说：“哎呀！我真是幸运呐！我有错，就有人给我指出来！”

关于这一段对话的背景，在文章开头的故事中有个大致的交代。那么，为什么要讨论鲁昭公是否知礼呢？华杉老师在书中有过解读：一来鲁国是礼仪之邦，周礼正宗；二来鲁昭公颇有威仪，有知礼之名。不过，《左传》里记载，鲁昭公出访晋国，一举一动，威仪得体，晋平公说，这鲁君真是知礼啊！晋国大夫女叔齐评论说：“他那个叫仪，不叫礼。”他只有仪表堂堂的表面威仪，没有本质的礼。鲁国君弱臣强，权柄都操在三家之手，国政混乱，哪有什么礼！陈司败之问，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回到这段公案最大的主角，也即是孔子的处理原则和智慧上，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前文说的子为父隐、臣为君隐，这是孔子处理这个问题的底层逻辑，也是大原则。二是闻过则喜，苟有过，人必知之。不怕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更不会文过饰非，而是虚心接受、欣然接受。三是敢于担当、不怕受委屈，甚至是愿意背锅。这里最难的是第三点，这也是孔子伟大和智慧的地方，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

陈司败问他这问题，他当然知道问者的用意，也知道问题的答案。所以，孔子要表达的意思是：“你明知故问，还需要我跟你说吗？”但面对外国官员，需要为本国国君掩过。他一点也不含糊：“知礼！”把对方的话给堵回去了。而且就两个字，一方面不容置疑，另一方面不作解释。说完孔子就走了，不给陈司败继续盘问的机会。搞得陈司败只能在巫马期面前嘀咕几句，并不能把鲁昭公的不知礼的事，在拿出来陈述，更不能在以后借孔子的名义来“炒作”鲁昭公不知礼这件事。可以说，孔子成功挫败了陈司败挑起他国国君丑闻的“图谋”。

而且，陈司败只能说他“党”，就是和鲁昭公是一伙儿的，君臣一伙、无可厚非，等于没说。并不能说孔子说谎，如果他说孔子说谎，孔子有无数种理由来辩解，比如，孔子可以说不知道他指的是哪件事上知礼不知礼？不知道什么时候知礼不知礼？而也没有给陈司败挑明问题的机会，用一句“知礼”把闲言碎语“封印”了。

这便是孔子抓住问题本质，一招制敌的智慧，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闲言止于智者”的气魄。人都不希望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尤其是议论自己的过失。所以大家也都知道“闲谈莫论人非”，但往往自觉不自觉就被带入了喧嚣的舆论场，卷进了茶余饭后的嚼舌根，由此经常引出些不必要的是非，甚至祸从口出，给自己带来祸患。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闲言碎语在自己这不要发酵、沉淀下来，谣言止于智者、闲言止于智者。

孔子明知是国君的错，却要用自己的错去置换，也不能在别人面前去说自己的国君，背后的是格局和担当。国君代表国家，维护国君就是维护国家的形象。即使自己是制定礼的标准的人，即使礼是自己一直宣扬的理念。但“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维护国君和国家形象，宁可让自己被误解、被非议。巫马期给他传话的时候，他又虚心接受别人的非议，马上说：哎呀！我错了！如此，善则归君，过则归己。既不为昭公掩过以误天下后世的价值标准，又不直接对外人批评国君，以失为臣之礼和国家尊严。

圣人的智慧和修养，就在这一问一答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