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文允武，真正名士风流！
徐渭（1521－1593年），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青藤老人、青藤道士、天池生、天池山人、天池渔隐、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田丹水、田水月等，明代山阴人，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军事家。
徐渭，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座高耸的丰碑！所以在历史上，他“吸粉”无数：明代文学家袁宏道（1568年─1610年）读罢徐渭的诗，感叹“是何相识之晚也”；明代著名戏剧家、《牡丹亭》作者汤显祖（1550—1616），在看罢徐渭的戏剧《四声猿》后，对他又是佩服又是嫉妒，开玩笑说：“安得生致徐文长，自拔其舌”；清代大画家、“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1693—1765），对徐渭万分敬服，曾刻一印自称“青藤门下走狗”；近代艺术大师齐白石（1864—1957）曾经感叹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
历史若能倒流500年，徜徉在绍兴街头，我想我或许可以遭遇徐渭。
若能遇见，我首先是陪他豪哭一场！他这个人，命运真是惨透了！是那种几乎无以复加的惨！
徐渭是徐鏓（cōng，？—1521年）与侍妾苗氏生的儿子。徐鏓官至四川夔（kuí）州府（古地名，在今重庆市北一带）同知，徐鏓的原配夫人童氏，生有两个儿子——徐淮、徐潞，但是童氏不幸早逝。之后，徐鏓续娶苗宜人为妻，但是苗宜人一直没有生育。徐鏓晚年，又纳苗宜人的侍女苗氏为妾，苗氏为徐鏓生下了徐渭——因“生母”苗氏的身份只是一个“侍妾”，所以徐渭一直称苗宜人为“嫡母”。徐渭出生后才一百来天，父亲徐鏓去世，徐渭没有享受过父爱。
徐渭十岁时，“嫡母”苗宜人将其“生母”苗氏逐出家门——幼年夺母，对徐渭是一个极大的心理刺激与打击（徐渭二十九岁时才把“生母”苗氏接回自己家中供养），乃徐渭生平之恨事。
徐渭由“嫡母”苗宜人抚养到十四岁时，苗宜人去世，徐渭遂随长兄徐淮（？—1545年）生活。但徐淮对幼弟徐渭的照顾，恐怕是非常差强人意的——因为徐渭曾经说过：“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显得非常悲愤。
二十一岁时，徐渭入赘到潘家为婿。但依绍兴一带旧俗，做“上门女婿”的人，被称之为“孵床佬”，是非常受人鄙视的。
二十五岁时，徐渭长兄徐淮去世，徐渭又被乡里无赖欺负，家产几乎全被无赖霸占。
二十六岁时，妻子潘氏去世——徐渭自然无法再寄居于潘家屋檐之下，第二年，徐渭被迫搬出潘家。
三十九岁时，徐渭入赘于杭州王家——但徐渭对这桩婚姻十分不满，当年即休妻。
四十一岁时，徐渭已经是第八次参加科举考试了，但结果又是名落孙山。
四十一岁时，徐渭迎娶张氏为妻——后来徐渭怀疑张氏“不贞”而将其杀死，料想老夫少妻，家庭生活大概不甚和睦、幸福罢。
四十三岁时，胡宗宪（1512—1565年）案发，徐渭一下子从闽浙总督衙门中最为显赫、甚至可以说是最为“权重”的幕宾（没有之一），沦为浪迹街头、衣食无着的无业游民，甚至还是一名“嫌疑犯”——人生遭遇如此大起大落，其内心压力与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当时，朝廷还严令礼部尚书李春芳（1510—1584年）彻查胡宗宪案，徐渭因此而发狂。他曾作《自为墓志铭》，九次自杀，皆未遂。史籍记载，一次他先以利斧击自己头部，“血流被面，头骨皆折”，幸而不死；又一次似鬼神附体，自以三寸长的柱钉刺入左耳数寸，然后用头撞地，把铁钉撞入耳内，丝毫不觉得痛苦，却又不死；还有一次他用椎子击碎了自己的肾囊，居然仍然不死……这些充满血腥、极端残酷的自杀方式，令人不胜唏嘘。
四十五岁时，徐渭因杀妻而入狱；之后，便是长达七年之久的牢狱生涯。
五十五岁时，徐渭被好友吴兑（1525—1596年，柯桥州山人）聘为宣化府幕僚，而且颇受一众边将之尊敬，但徐渭却终因在九次自杀时落下一身病痛，适应不了北方的气候，不得不回山阴老家……
命运多舛（chuǎn）！人生如此曲折、艰难，那么随着年岁的增长徐渭越来越狂放不羁的个性（乃至发狂），大概也就能够被人们理解了罢。都说“个性决定命运”，但是反之，徐渭的人生履历可能也反过来深深地影响了他个性的生成吧。
若能遇见，我还要敬他三杯好酒！第一杯酒，敬他的文章风流！徐渭出身于官绅家庭，但由于“生母”苗氏身份低微，徐渭自然从小就遭受种种鄙视。不过他是一只“打不死的小强”，加之“生母”苗氏宠爱，对他的培养也可谓尽心竭力。
少年时，徐渭就天才超逸，“六岁受《大学》，日诵千余言”；十岁时曾模仿扬雄《解嘲》作《释毁》一文，轰动乡里，被誉为“神童”。传说有一位塾师出了一个很怪的上联：“喜鹊叫，尾巴翘，越叫越翘，越翘越叫，叫叫叫叫，翘翘翘翘”，一时无人能够应对。十四岁的徐渭便对曰：“蚂蟥游，身子缩，越游越缩，越缩越游，游游游游，缩缩缩缩”，被赞为妙绝！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徐渭在山阴城东租赁房屋，设馆授徒。徐渭与当时之名士萧勉（生卒年不详）、陈鹤（？—1560年）、杨珂（生卒年不详）、朱公节（生卒年不详）、沈炼（1507—1557年）、钱鞭（生卒年不详）、柳林（生卒年不详）、诸大绶（1523—1573年）、吕光升（生卒年不详）号称为“越中十子”。
徐渭身后的文化成就，何其璀璨！徐渭曾自称：“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画是最拿不出手的，但是徐渭却是青藤画派的鼻祖！你若有他一张画，拍卖掉您可以坐吃一辈子。
史籍记载，嘉靖四十五年（1566），徐渭发狂，并因怀疑继妻张氏“不贞”，将其杀死。之后徐渭以“死罪”入狱。当时一群文友十分同情他，曾多方组织营救。在同乡、状元张元忭（1538—1588年）等人的努力下，终于在万历元年（1573年）趁新皇即位、大赦天下之际，徐渭被释放出狱。但是奇人毕竟是奇人！常人会因牢狱生活而身心憔悴、意志消沉。但是，才华横溢的文坛奇才徐渭，居然在历时七年的牢狱之中，奇迹般地完成了魏伯阳遗著、博奥难懂的《周易参同契》一书的注释；并且在牢狱之中揣摩书画艺术，又大有心得……
徐渭书法、诗词、文章、戏曲和戏曲理论等，均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书画外，其遗著有《徐文长全集》、杂剧《四声猿》、戏曲理论《南词叙录》等，都足以在中国文化史上流芳千古。学术界甚至一度怀疑，《金瓶梅》的作者可能就是徐渭。
生时寂寞，穷困潦倒，死后光辉笼罩，为无数后来人顶礼膜拜——徐渭，宛如中国的“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年）。
第二杯酒，敬他的傲岸风骨！二十岁时，徐渭考取为生员（秀才）。但是此后八次参加科考，可怜徐渭虽然满腹经纶，却八次皆不中榜——绍兴民间传说，徐渭的应试作文，每因言辞简练而被主考官所轻视；最后一场科考，徐渭一篇洋洋洒洒的“宏文”——这篇应试作文，不仅填满了答卷，而且还写满了桌子、凳子、墙壁……当时，为了讥讽科考，徐渭还将自己的字“文清”改为“文长”。
徐渭才思敏捷，性格豪放，壮岁之时，曾被闽浙总督胡宗宪聘为幕僚。史籍记载，徐渭常有奇计，协助胡宗宪屡破倭寇，屡立战功，因而深获胡宗宪之信任。胡宗宪防倭抗倭、治军治民的方针策略，大多出自徐渭之手。在军务之余，徐渭常常喜欢与一群朋友畅饮于市井之中，以致于总督府有急事都找不到他，无奈只好破例将大门敞开直至深夜，候其归来。有人报告胡宗宪说，徐渭每每大醉，放肆叫嚷，没有规矩，胡宗宪不仅不以为意，反而加以称赞。当时，胡宗宪权重威严，文武将佐参见时都不敢抬头；惟有徐渭常戴一块破旧的黑头巾，穿一袭白衣布衫，昂然直闯入府，与胡宗宪纵谈天下大事，旁若无人。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胡宗宪因“党严嵩及奸欺贪淫十大罪”被捕，后在狱中自杀（隆庆六年即1572年，朝廷为胡宗宪平反，并追谥胡宗宪为“襄懋”，这是后话）。徐渭曾作《十白赋》，哀吊胡宗宪。
万历九年（1581年），徐渭因张元忭之邀赴北京，但不久两人关系交恶。据张元忭曾孙张岱（1597年—1684）记叙：张元忭是一个性格严峻、恪守礼教的人；徐渭却生性放纵、不愿受束于礼法。徐渭曾对张元忭说：我当初杀人当死，只不过是须受颈上一刀；你现在如此折磨我，岂不是等于要把我剁成肉糜？
居京三载后，徐渭回到家乡，此后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山阴。在晚年乡居的日子里，徐渭穷困潦倒，却越发厌恶富贵之人与礼法之士；平日所交游的，大都是过去的朋友和追随他的门生。据传有人来访，徐渭不愿相见，便手推柴门大呼：“徐渭不在！”
徐渭晚年靠卖字画度日，却从不为当政官僚题字作画。但小有钱财，便随手散尽，稍有宽裕，亦不肯再作字画。一群朋友、门生、晚辈，或骗或抢，常常得到他的杰作。最后几年，徐渭身患多种疾病，字画也不能常作，生活更为贫苦。《徐文长文集》中的《卖貂》、《卖磬》、《卖画》、《卖书》诸诗，显示出这位文坛奇才凄凉的晚境。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72岁的文坛奇才徐渭，在破败不堪的家中与世长辞——死前身边唯有一狗相伴，不胜凄惨；陋室之内，一片狼藉，床上居然连一席铺盖都没有；陋室门上，则镌刻着那副流传千古的楹联：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第三杯酒，敬他的沙场奇谋！承上文所述，闽浙总督胡宗宪抗倭有大功，徐渭于其中出智甚多。
另据史籍记载，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十一月，一股倭寇在三门湾登陆，随后窜入诸暨劫掠。当时，恰逢诸暨驻军外调，城中兵力空虚，形势十分危急。万幸诸暨知县徐櫆（kuí，生卒年不详），临危不乱，当即召集城中民壮老幼千余人，“裂衣为旗，拆篱举火”，分守东、南两门。倭寇窜至诸暨城东门外，城上金鼓齐鸣，杀声大振；南门百姓亦摇旗呐喊，遥相呼应。倭寇见诸暨城“防范”如此森严，遂不敢继续进犯，乃出枫桥（掠枫桥）进犯山阴县城。因事起仓促，山阴城中军民皆无所准备，城门大开。但倭寇生性多疑，以为是“空城计”，竟不敢入城，山阴城终于躲过一劫。
这一股倭寇劫掠诸暨、山阴县城不成，计划由舟山出海远遁。孰料这股倭寇行军时弄错了方向——迷路的倭寇在开进到今柯桥区柯岩街道独山村附近时，抓捕了当地乡民姚长子，令其作向导，带路去舟山。
“姚长子”其实是个绰号，因其父母早逝，真名无人知晓；又因其身高力大，乡里人都称他为“姚长子”。姚长子家境贫寒，以为乡里大户王氏做长工谋生，为人忠厚老实，行侠好义，又爱憎分明，胆略过人。
史籍记载，倭寇发觉迷路以后，欲抓当时正在田里劳动的姚长子作向导，姚长子拿起稻叉奋力自卫，但最终寡不敌众，被倭寇抓获。倭寇用藤条将姚长子绑了起来，并命令他带路去“舟山”——倭寇也是“急病乱投医”，抓住一个秀才，或者抓住一个商人，他们或许会知道去舟山的路；但是姚长子农民一个，目不识丁，见识有限，根本就不知有“舟山”。所以，倭寇如果无法及时买到“后悔药”的话，将很快为自己的“愚蠢行为”付出生命的代价！
事情居然有那么巧——姚长子知道离独山村七八里外，有一个大村庄，名叫“州山”。莫非倭寇想要劫掠州山？州山人口稠密，物产丰盈。姚长子想，我如果引倭寇去州山，岂非引狼入室？岂非要沦为千古罪人？
思虑再三以后，姚长子决心将倭寇带到相反方向的“化坛涂”（亦有史籍称之为“化人坛”。旧俗，绍兴水乡专门埋葬夭折幼童尸体的荒岛，各乡皆有之；化坛，绍兴俚语，对小孩子的谑称）。化坛涂，是一个四面环水、十分荒凉、当地人专门用以埋葬夭折幼童尸体的小岛，前后仅有两座小桥（木桥）与陆地相通。
在带倭寇去化坛涂的路上，姚长子路遇乡人，遂用乡里土话密约说：我将带倭寇去化坛涂，你们可先将前桥拆去；等我带倭寇入化坛涂后，再将后桥拆毁，如此“引贼入绝地，悉可就擒，我死不恨”。乡亲们也别无他计可施，只好按照姚长子的计策行事。
倭寇被带入到化坛涂后，发现前桥被拆，便急速后撤，但又马上发现后桥亦已被毁。倭寇情知中计，就丧心病狂地“寸脔姚长子”。
抗倭名将俞大猷、会稽典史吴成器（生卒年不详）等闻讯后，火速率部进剿化坛涂上的倭寇。四方乡民也纷纷赶来助战，一场绍兴军民合力围歼倭寇的战斗打响了……
史籍记载，倭寇陷入到四周环水的化坛涂绝地后，迅速在化坛涂上“筑土城自卫”，准备负隅顽抗到底。倭寇的军事素质，应该是不错的。处于绝境之中的倭寇困兽犹斗，而且敢于玩命，绍兴军民几次渡水击敌，倭寇垂死挣扎，进攻一度受挫。
绍兴军民“困之数日”，倭寇饥饿难忍，却也无法跨出化坛涂孤岛一步！
这时，“文坛奇才”徐渭也匆匆赶来参加战斗了。徐渭查看了地形后，提出“以船诱敌”之计——将数条大船凿通船底，再在破洞中胡乱塞些棉絮，乘天黑放至化坛涂。倭寇见有木船从上游漂来，以为捞到了救命稻草，争着上船逃命。谁知行到河心，木船负重下沉，棉絮脱落，洞隙大开，河水涌入船舱，几条木船全部沉没了……
倭寇落水以后，有的被杀，有的被俘，全军覆没。
历史快进到万历四年（1576年）。这一年，徐渭因同乡契友，时任右佥都御史、负责宣化（今河北省张家口一带）边防事务的将军吴兑之邀请，北上任宣化府幕僚。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徐渭留下了不少描写北地风光、民俗和军旅生活的诗文。徐渭颇受吴兑等边将的敬重，无奈因身体不好，第二年春天，徐渭经北京回家乡山阴——在寓居北京时，徐渭结识了辽东名将李成梁（1526—1615年），其后因李成梁之请，徐渭曾数度悉心教授、指点李成梁之子李如松（1549—1598年）、李如柏（1553—1620年）等人兵法韬略。以后李如松能够成为大明王朝一颗耀眼的将星，并扬名万历朝鲜之役（1592—1598年），恐怕离不开徐渭的栽培。
总之，徐渭一生的命运遭遇何其凄惨！他胸怀锦绣，腹有良谋，满腔抱负，却无处施展。“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徐渭自作的一首《题墨葡萄诗》，也是他命运的见证罢。
唉！大画家、诗人王冕（1310—1359年）有诗云：我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徐渭，做人毕竟不如王冕洒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