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与寓言不同，寓言是单一的、明确的、一目了然的，所以没有人会说看不懂《伊索寓言》；但隐喻不一样，隐喻通常出现在经典文学和艺术电影中，而且通常是含糊的，是模棱两可的，是有多种解读的方式的，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没有标准答案。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理解一部艺术电影，比如在崔永元老师看来，《邪不压正》讲的，就是受侮辱的李天然归来成功复仇的故事。
私仇，才是李天然归来的动机。崔永元老师最近搞的很多事，起因也都是私仇，但总有一些人希望给他竖起一杆民族大旗，希望借着他的这番私怨，来清算一下整个社会，扫荡风气，重整河山。他们像特拉维斯期盼大雨降落清扫街上的垃圾一样，希望崔永元这一波大雨，能扫除掉他们心目中那些肮脏不堪的人群。
同样的，在电影里，李天然的私仇，变成了蓝先生利用的工具，本人则成了蓝的棋子；与师门的恩怨，则被朱潜龙拿去歪曲，以证明李的猪狗不如，反衬朱的人格高尚。
在姜文之前的电影里，主人公的动机都没那么完全的私人化，而是或多或少跟整个时代与社会的大背景关联着：
《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积极地拥抱那个时代躁动的革命气息；
《太阳照常升起》里，唐先生和李老师都曾经投入建设祖国的大军中；
《让子弹飞》里，张麻子进城当县长，为的是实现当初的革命理想，带来“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
但无一例外地，他们都失败了：
中年的马小军们，在电影最后被傻子古木伦定义为“傻逼”，他们的青春不过是一场傻乎乎的意淫，热血浪漫的背后，是残忍的空洞和浪费；
而《太阳照常升起》里，一开始就让我们先看到主人公理想破灭后的满目疮痍，无论是老唐还是李老师，都只能在一地鸡毛中蝇营狗苟；
张麻子想给公平，可城里的老百姓只想向权威下跪，即使将武器放到他们的面前，他们也没勇气拿起来，只有等到那个代表权威的黄四郎被砍头了，他们才敢冲出来抢钱抢粮。
这些主人公都是某种程度上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想革命，他们想建设，他们积极地为他们理想中的乌托邦奋斗，可他们不是受到时代的欺骗，白白地浪费了自己的青春，就是发现自己的理想不被这个世界所理解。
而到了《一步之遥》里，主人公终于放下了那些高扬的理想主义旗帜，马走日想的就是洗钱赚一笔，收割韭菜后活得潇潇洒洒。一直到完颜死后，他才发现，自己其实比自己想的要高尚。这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仅仅是一个坚持底线的人，他无法接受完颜死后被侮辱，结果就因为这份坚持，他受到这个世界的围追堵截，最后因此丧命。
姜文的电影在讲什么呢？他在讲那些本质上比这个世界高尚的人，他们或则怀抱着理想，或则坚持着底线，结果不是被时代欺骗，就是被庸众与群氓伤害。有人说姜文的电影充满革命美学，其实更准确地说，他的电影是在赞美那些真诚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在同情那些还在坚持底线的人，而把枪口对准了时代、社会和大众。
到了《邪不压正》里，则更进一步。李天然的情感是完全私人的，他回到北平，是为了私人的恩怨，与时代、社会没有什么关系。但时代和社会也没有放过他，从他进入北平的那一刻，他就被各种势力利用，即使是最在乎他的美国爸爸，指望的也只是让他远离这一切，而并不尊重他的私人情感。
按照戴锦华老师经常用到的一个说法，他是“历史的人质”。
真正尊重他，引领着他从一个只会打嘴炮，没什么大的执行力，经常被耍得团团转的傻小子一路成长的，是那个屋顶上的女人。
屋顶下的世界，绑架了的理想，甚至绑架了个体的情感。它是历史，也是现实，是1937年的北平，也是马小军的大院和张麻子的鹅城，甚至敏感一点的观众，会发现这很多时候，也是我们身处的现实。
而姜文迷人的，也是他强悍的地方在于，他总是能在这一片破败和绝望中，找到支撑着人们前进的因素，在这部电影里，这个因素是女人，严格来说，是周韵扮演的那个屋顶上的女人。
女人对男人来说，有太多的象征意义了，她们是理想，她们是美，她们是梦幻，她们是引领你前进的力量......
所以有人说，这部电影讲的就是歌德的那一句话：永恒的女性，指引我们向前。
不过，我更喜欢的还是《太阳照常升起》，在倒叙结构中，我们先看到了幻灭后的满目疮痍，但到了最后，姜文却让我们看到理想刚刚诞生的那一刻，那种迷人的癫狂，那种惊心动魄、肆无忌惮的燃烧，每个人在其中朝气蓬勃的模样。
所以尽管一次次地感到失望，一次次地被误解与被伤害，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姜文还是在抱怨完拍电影给大家是“包饺子喂猪”之后，继续钻进片场，准备下一部电影。
在《十三邀》访谈中，姜文说自己不懂得对付现实世界。拍电影对姜文来说，可能就是一次精神的还乡之旅，回到理想诞生的那一刻，继续他的癫狂与浪漫，对抗着这个世界的庸庸碌碌和蝇营狗苟。
所以，姜文电影就像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所说的：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
或者换个说法：太阳总是一次次地落下，但太阳总会照常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