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之死》札记19.5.29

娱乐之死

札记

1.书的前两章提到了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即口头与书面的表达问题。作者认为机械时代的印刷术带来了真理的“权威”，换言之，这种真理只是所谓真理，并无长远价值。真理在于批判，在于挑战权威，反之则会落入窠臼。而苏格拉底的时代以口头形式呈现的这种对真理的批判的过程似乎已经消逝，那个不仅能够活动脑力亦能够活动身体的时代。印刷术不仅控制了人的身体与心理，还使人们离真理的全貌越来越远。于是，“权威”建立，主流意识形态以“兜售”所谓真理的方式架构起他“可贵”的姿态，实际上又一次使人们被所谓真理控制住身体和心理，而此时的身体已经不是自己的身体了，反而成为了权力运作的机器。也许口语书最大的毛病就在此，它本应以口头传唱或说话的方式呈现一个开放的姿态，可是负载口语诗的印刷品控制了读者的身心，使读者挣扎在身体的动与不动之间，因此，将印刷品上的文字加以诵读，只能够发挥“表演”的效用，换言之，是权力的表状或症候的预兆。亦或，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与口语表达的联系密切，表现在印刷术对人的控制方面，使得他们意图以开放的“口语”姿态形成对真理批判的愿望化为灰烬，他们可能闭口不谈，因为口语的形式已经不为人们所动，他们只相信“权威”，相信技术与科技甚或媒介，也不愿意相信真理。他们心灰意冷地姿态在廊间慢慢踱步，也许，直到看见死亡。

2.根据波兹曼的观点来看，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文化被牢牢地置于“电视”的阴影之下。而“电视”意味着信息的快速传播，或曰“伪语境”的传播。它最终的目的是达到娱乐的效果，并使人的思维、意识、情感等置于一个被操纵的状态，因此，在“电视”阴影下人的“身体”是不能“自由运动”的，人的感知正在被这份“娱乐”所慢慢占据。所以，“娱乐”似乎作为“后现代”的“标配”或许催生了“戏仿”的颠覆性，而且是仅供消遣或逗人一乐的颠覆性。这种西方的“后现代”的“信息”传播逻辑，或曰“娱乐”的生产逻辑强调了戏仿的形式，并照到了90年代中国“先锋艺术”的脉络上，实际是借助“本土”的能指完成对欧美娱乐文化的“亲和”。它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产物。

3.波兹曼在第九章的162页提到了卡莱尔关于历史的描述：

始终能够想起沈老的“真正的历史是一条河”这句话，这倒是卡莱尔的这番话有些契合。在中国现当代史里，历史似乎从未存在过，存在的只是历史的叙述。这样的历史让我想起了“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仿佛这个小姑娘与古代闺阁小姐一样，一定要梳妆打扮之后方能见人。历史的本来面貌是什么？面对历史积淀过于长久的中国来说，寻找其本来面貌不但异常艰苦，甚至不能够被找到。中国人善用“话语”，酷爱文学，把什么都往文学里塞，把什么都“打扮一番”。见不了暴力血腥，就用“故国”代替，思维上还是借历史说话，历史似乎真的与闺阁小姐一样，出落大方，满身带香。沈老亲见历史的血腥暴力，或许手也沾血，他不否认这一点，难能可贵。波兹曼借卡莱尔的话说明电视使人们“此在”的生活变得虚伪，而历史因其自带的负面的、感伤的情绪被电视排除在外。这是一种借“此在”说话的思维，可惜这种“此在”并不真实，中国具体语境中的“话语”也具有掩盖真相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