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木与帝国》：中国早早就开始人工造林了

                                                  思衣谷

去年，笔者有幸读到了伊懋可先生的《大象的退却》，窃以为：作者在此书不是在抹黑中国，而是通过资料极为翔实，有精辟的论述去说明中国在环境上的功与过，但最终作者还是抱着人文主义的思想，以及通过大量富有诗意的引经据典地表达，从而去说明中国人的智慧体现在环保的行动上，也赞美了中国那种亘古不变的崇尚自然的心态。当然其中涉及人口剧增，森林滥伐导致大象南迁也是道理，但这就说明中国人就是没有尽到保护森林的义务吗？非也，那何为？这就得介绍美籍哈佛大学历史及东亚语言博士孟一衡的新作《杉木与帝国》了。

此书是说明中国早在12世纪就通过人类改造和再改造森林了，因此中国人通过人工种林而使得中国一直在履行环保的义务。那么如何考证呢?此书就从中国市场和中华帝国的驱动力开始谈起。这是一本关于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革命的环境之书。一共分为七章和一个结论。其中第一章富足的终结中。比较有趣的是在私有林经营中，我们可以读到作者从苏东披的《东坡杂记》中，可以知道苏东坡在当时就介绍了一种种植松树的培育方法。另外也谈到在当时种植杉树是有着宗教仪式和观赏目的，如列举朱熹为祖母的坟种植了杉树。这种零星的私有林后来在叶梦得的徽州的事实说明，杉苗的培育在13世纪已经广泛存在。

而在第二章的边界、税收与产权部分。其中就提到了森林登记的普及，就说到了笔者的家乡，岭南广东的种植杉树的发展历程。原来在16世纪，广东官员鼓励人工林业发展，扶持当地生计，而由于苏东坡与岭南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自然广东人推荐苏轼的种植技术，于是就在当时的百年间，岭南种植杉树成为了一种规模。这些证据都是可以《天赋》《广东通志初稿》中找到苏东披的松树种植技术。而在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木语 杉》的记载中，我们是可以证实了岭南原本是少杉树的，后来通过森林改革，人工林业的发展，从南岭以北进口杉秧，从而得到杉树的蓬勃拓展种植的。后来杉树被种植到了江西以及湖南，直到18世纪晚期杉树已经遍及中国南方的亚热带高地。

最后，说到这种那个时代的森林登记并非官方所为的，而是来自私人群体。于是问题来了本来森林登记是应该像日本、欧洲、朝鲜等地区应该由中央管控的，那为何中国是有由地方非政府群体所作森林登记呢？处理中央和地方森林的关系，作者也承上启下一般说明了后两章节就是说到了管理森林土地的规则转向管理森林劳动力的规则的转变。

而在第三章的猎户与寄居家族部分。就讲到了在白银经济中，作者经过条理的历史考证，尤其是在1550年，当时的徽商穿越南方，买卖木材，燃料和大量其他商品时，他们也成为了传递森林管理。融资以及市场条件方面专业知识的关键载体，其中比较有趣的经济关系，是杉树和景德镇的青花瓷的融资关系，说明了当时存在了森林登记有了转向森林劳动力的转变。

在第四章的契约、股份和讼师部分。就是继而从契约市场对商业人工林管理的影响。其中不泛谈到了人工林，尤其是杉树为代表的，人工林的税收和产权，以及股权，还有中国历代关于木材法律的论述，都是说明中国森林的生态是从土地向劳动关系发生了转变了。在这章的最后关于种植和森林生态群落。在16世纪，除了讲到商品林，还有也说到了风水林，于此说明了林地几乎完全成为了人类活动的产物。笔者作为粤西的三区人士，自然对这种风水林的存在是深有感触的。

第五章和第六章就说到了木与水的关系，其中前一章是关税木材。这里就说到了千年的市场监督。作者尤其列出了宋元明这段时间的关税，都是说明木材关税改变了区域森林的利用，对供应方式的变化也产生了影响。并且到了明朝，因为木材市场的扩大，关税制度对国家收入就是十分重要了，是成为了官方木材监管的唯一核心，要知道我们明朝的迁都工程，以及郑和多次下西洋，就是说明当时所需要的木材是最为重要的关税了。而后一章就是说到了造船木材，作者以纵向历史维度，分别从各个朝代对水军的重视程度去说明了和反映了支撑起发展的森林和市场状况。如说到元朝水军是由朝鲜松木船、江南杉木河船以及福建樟木船混合组成的。而明朝的郑和下西洋的船就是以南京的杉木为主，体现了江南植树造林的优势地位。而作者最后认为，尽管木材因为水军而繁荣，但都是一系列参与者的行为意愿，而不是国家专属的法规政策。

第七章北京的宫殿与帝国的终结部分。这里，作者首先提到了木材作为皇室建筑的主要选料，其中也引申出了其中的强迫劳动的历史，如四川宜宾市的碑文“官肯用心我用力，四佰木植早早完。”而在木材的巅峰环节，就说到了清朝中叶的伐木产量比明朝减产，但作者为中国环境佐证了，认为木材减产不能完全说明森林滥伐。如作者就列举了四川的深山有原始林为例。继而作者还大胆和有理有据地说明了木材减产是反映帝国伐木性质的根本转变。其中说到明朝末年已经停止了皇家木采伐，而商用采伐在私有土地者、私人采伐队和个体商人的监督下继续进行，以此说明而来国家转向市场而不是森林征收木材税。

最后关于深林与帝国的关系的结语中，作者就有力说明了在中国的那宋元明六个世纪里，中国在保持繁荣的同时，一直沿着尽量减少国家干预森林的道路的发展。因此他就提出了质疑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森林机制的必然性和优越性。

此书从蔡京改革到张居正“一条鞭法”，都是说明中国发生了一场贯穿宋元明的“森林革命”，千千万万的杉树的种植和采伐和使用，不仅营造出繁荣的木材市场，也缔造了中华帝国那曾经辉煌的水军或船队。作者才能够因从初初的人工造林的中国民间的环保举动，说明了现代林业制度是原来起源于中国的人工造林历史的。非常认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馆员文榕生的说法“孟一衡则人工林建设的角度探究生态环境的修复，这与中国早已为恢复生态环境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殊途同归。”

伊懋可先生的《大象的退却》说明中国在环境上的功与过，而孟一衡更为有胆识，有学识，也有理有据说明中国早早就开始人工造林了，中国一直在履行保护森林环保的义务。他因此提出了富有挑战性地提出了质疑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森林机制的必然性和优越性。这才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