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客家迁徙过程和历史贡献

迁移过程

古往今来，深圳的历史尤其是深圳的人口发展史，就是一部移民史。中国古代出现过5次从中原地区向岭南地区移民的浪潮，同时也是古代深圳的5次移民潮。其中第5次有大量客家人迁入岭南地区，迁入深圳地区和香港地区。客家是汉族最重要的民系之一，是在4世纪初(西晋末年)和12世纪初(北宋末年)从黄河流域逐渐迁徙到南方的汉人。如今客家人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江西、湖南、台湾等省区，其中史称南粤和岭南的广东是客家人聚居的主要区域，相对集中在粤东、粤北的东江、北江流域及珠江口东岸地区。深圳历史具有移民文化特质，移民浪潮带来的文化特质在深圳考古发现的文物中得到证实与展示。而从深圳人口构成的角度来看，客家人在近代已经成为深圳人的主要构成成分，恰恰证明近代深圳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市。

在广东地区，客家人简称“客家”，原居民又称“土著”。在明朝中后期形成以后就陆陆续续有客家人从粤、赣、闽3省交界的客家聚居地迁入新安县。至清康熙迁海复界后，官府实行优惠的招垦政策，吸引了大批来自梅州惠州地区的客家人，客家开始第一次大规模沿着龙岗河、布吉河、观澜河迁入新安县。雍正初年更优惠的政策，又吸引了客家人大批涌进新安县垦荒，甚至从较远的潮州及江西、福建等地举家迁来，客家第二次大规模有组织地迁往新安县东部、中部、南部地区，即今深圳市龙岗区东部和南部，罗湖区大部，香港全境，形成了深圳古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客家人来到深圳，聚族居住，或开垦荒地，或为土著佃耕，自成一体，组成村落，逐渐形成众多小型客家方言区。到乾隆、嘉庆年间，越来越多小型客家方言区连成范围相当广阔的大型客家方言区。至此，客家方言和客家民俗已经覆盖新安县东部、南部和归善县南部，相当于今深圳市东半部及香港大部。

总之，新安县在岭南第五次有组织的移民大潮中，清康、雍、乾、嘉4朝迁入了大量客家人，以致在人口构成中土著成了少数。康熙元年(1662)，新安县只有2172人。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复界后，第一次统计人口是在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共有人口3972人。而到了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新安县的人口增至239112人，翻了110倍;村庄增至865个，其中专门为客家人设置了户籍的“客籍”村庄达345个，分别由新安县的官吏“典史”、“县丞”、“官府巡检司巡检”、“福永巡检司巡检”专责管理。新增的非“客籍”村庄仅有21个，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迁入人口中客家人所占比例之大。古代从中原先后移到深圳地区的人民被称为‘客家人’，慢慢演变为创造深圳历史的主人。新安的社会经济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

深圳市旅居国外的华侨数量最大的就是马来西亚侨胞，大约有5万人，大部分是客家人及其后裔。随着1978年后深圳建设的规模不断发展以及移民人口的大量迁入，人口构成体系也发生了变化。有这样几个数据：“1973年3月，深圳的总人口只有31.41万人;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登记人口35.19万人，大部分是客家人。”可以说深圳在建市初期的人口约在30多万人，绝大部分是原住地的客家人，外来移民数量很少。2004年公布的全市165.13万户籍人口中，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原住民的总数大概在40万左右。据统计，深圳现在真正的客家人和广府人只占到总人口的5%，只有一些围屋周围才是他们的聚集地。

历史贡献

深圳客家人农耕与经商并行不辍，依托有利的近海丘陵地带，采取“特殊宗族土地制度”驱动“适度增长的田园经营模式”，并在稻作农田区整体规划，兴建水利工程，最终推动了农产品的商品化进程。在积累了物力和财力的基础上，深圳客家人开始大规模兴建围屋。围屋作为客家人的典型聚落住所，集中分布在深圳东北部地区，堪称是客家文化的活化石。深圳地区最早的客家围屋是坑梓街道建于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黄氏“新乔世居”。根据学者调查和研究，目前深圳市留存300多座客家文化系统的围屋建筑，主要分布在龙岗区、坪山新区和大鹏新区，其中横岗何氏“茂盛世居”、坪山曾氏“大万世居”、龙岗罗氏“鹤湖新居”、坑梓黄氏“龙田世居”被列为广东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除作为物质文化的围屋建筑外，深圳地区尚保存大量各种形式的客家非物质文化，目前深圳市52个市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应人石的传说”“石岩客家山歌”“大鹏山歌”“龙岗皆歌”“龙岗舞龙”“龙城舞麒麟”“黎围舞麒麟”“观澜舞麒麟”“坪山麒麟舞”“甘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列入广东省省级名录，“沙头角鱼灯舞”“坂田永胜堂舞麒麟”“大船坑舞麒麟”列入国家级名录。丰富的文化遗产，显示了深圳客家厚实的文化积淀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深圳地区的客家，是“全国客家地区中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有学者总结过深圳客家的特有文化精髓：坚持耕读，重视商业，移风易俗，积极进取。客家文化是深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精神早已转化为深圳精神的内核，因之，客家文化不仅是客家的，更属于每一个深圳人。客家人是深圳历史的创造者之一。今天，他们继续以饱满热情、杰出智慧参与深圳城市建设。深圳是客家迁移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点，但并非唯一点和最终点，深圳客家与此前、此后客家情况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兴梅客家、惠州（归善）客家即为深圳客家之前身，香港客家与深圳客家同时同源，深圳客家迁居海外为其后世。再往前推演，深圳客家与河洛文明的关系，等等。这些因果传承的千万重关系网络，既是客家问题的难点，也是客家问题引人入胜的所在。若然视阈局限于深圳，无异于只见一点、未见一线，更遑论见全面的深圳客家，也无法凸显深圳客家在整个客家发展历程的地位与特色。此为走出深圳研究客家的重要性。

族谱研究

现今取得的民俗学研究成果，能够印证考古学研究结论，阐明深圳历史的移民文化特质。从深圳目前发现的民俗学的资料来看，现在深圳的各姓氏原居民，他们的祖先除部分在宋代迁入，大部分是在明朝和清代迁入，在此扎根定居，繁衍生息并保留着祖先的语言、习俗和文化传统。目前，在深圳客家地区的原居民村落，根据各姓族谱记载：宋代立村的客家民系有：横岗荷坳陈氏等。元代立村的客家民系有：坪地黄氏、大鹏水贝欧阳氏、观澜章阁村杨氏等。明朝立村的客家民系有：宝安龙华清湖廖氏、宝安龙华上芬詹氏福田下梅林郑氏、龙岗平地肖氏、龙岗赖氏、坑梓黄氏等。清朝立村的客家民系有：盐田沙头角沙栏下吴氏、盐田鸿安围彭氏、盐田凹背何氏、龙岗横岗茂盛何氏、龙岗朱古石刘氏、盐田三洲田廖氏、盐田伯公树吴氏、宝安石岩龙眼谢氏、宝安龙华早禾坑李氏、宝安观澜松元陈氏、牛湖陈氏、龙岗坪山大万曾氏、龙岗葵涌屯洋利氏、宝安横岗吉溪陈氏等。

下沙黄是宋元时期江西迁入的，然后一支留在下沙，一支去了上梅林建村，一支去了东莞樟木头。东莞樟木头这一支在迁入樟木头后讲客话了，也认同自己是客家人。然后樟木头这一支的一部分再回迁上梅林。上梅林和下沙都姓黄，也都认为同一个祖先黄默堂，实际情况下沙和上梅林的部分人讲围头话，然后上梅林部分人讲客家话。上步郑和下梅林郑同理，宋元由江西迁入在上步建村，一支留在上步，一支前往坑梓，后再迁下梅林建村，都是同一个祖先，但是下梅林郑讲客，上步郑讲围头。上梅林黄是客，但是下沙黄估计不好说，上梅林这支讲客的也是在黄默堂之后才有客家认同的，属于迁入客家地区被同化了再回迁福田的，下沙黄分支来上梅林是雍正乾隆时期，也就是最晚不晚于1795年，下沙迁上梅林是在南宋晚期，上沙也姓黄，一世祖叫黄金堂，是下沙一世祖黄默堂的长兄。福田黄是上沙黄分支，上梅林黄是下沙黄分支，然后上步郑到深圳的时间是北宋神宗年间，和下梅林郑都是都是郑柏峰的后裔，二房去了坪地然后到下梅林建村，三房从东莞到上步建村，说明洪武1368-1398年坪地就已经有客家人居住了，惠阳有客家人居住的历史只会比坪地更早，因为客家人迁入惠深沿海地区的路径是横沥--平潭--平山--淡水--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