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科举，在今天是种毁誉参半的人才选拔制度。尤其是再联想起跟科举如同孪生子一般共生的八股文（虽然八股文雏形于元朝、定型于明初），更是成了禁锢思想、扭曲人性以及僵化保守的代名词，没少遭到人们的诟病甚至是批判。
这种以今非古的做法当然不可取。毕竟相较于隋唐以前的世卿世禄制、察举制、征辟制以及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尽管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但无疑是当时条件下最为公平合理的人才选拔制度。即便是到了今天，科举制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并具有充分的借鉴意义。
据统计，科举制从开创到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为止，前后经历了1200余年，目前有稽可考的共开科700余次，选拔出进士8～10万人——可以说将这千余年间的杰出人物一网打尽，甚至到了明清时期达到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程度。我翻了半天的资料，在宋、明、清（仅指汉官）这三朝中纯文士出身而又未经科举晋身朝廷重臣的仅有北宋宰相陈执中（荫补）、南宋宰相韩侂胄（恩荫）、明朝内阁首辅杨士奇（“以史才荐”）、在清朝当过兵部尚书的汪承霈（荫生）等寥寥数人而已。至于像海瑞、夏元吉、左宗棠虽然没考上进士，但起码还有个举人的身份；而富弼（制科），朱胜非、万俟卨、陈康伯（太学三舍法），宋礼（监生），张若渟（贡生）等人虽然也都不是进士，但在当时也算是形同科举过关的“正途出身”。
当然，科举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这一制度确立之初的隋唐，因为有世家这一怪物的存在，所以进士出身并非在官场畅通无阻的通行证。比如据《文献通考》记载，武周时期的73名宰相中只有11人是进士出身，唐玄宗时这一比例是34:7，唐肃宗时是16:4，唐代宗时是12:4——这说明在当时（世家）举荐和军功仍是入仕的重要途径，而科举在其中并没有特别重要和显赫的地位。而到了明清以后随着君主集权以及思想禁锢的强化，使得科举的消极作用越来越显现出来，其选拔人才的功能更是一代不如一代，直到最终被废除掉。
因此，科举真正的黄金时代唯有两宋。不过两宋之中，又因南宋始终面临着来自北方强敌的亡国之危，科举取士之盛况又不如北宋。而在北宋的167年间，要论起盛世繁华、人才辈出又以宋仁宗赵祯在位的42年间为最，其中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的进士科更是号称中国科举史上的“千年龙虎榜”——其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力堪称空前绝后，在前后千余年间的700余科科举考试中独占鳌头，无一科可与之相比。
嘉佑二年进士科能成为“千年龙虎榜”，是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加成的结果。
从有信史可载的夏商周直至隋唐的近3000年的时间里，甭管朝代如何更迭、文明如何发展、社会如何进步，想要当官（尤其是当大官）说白了基本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投胎。
在商鞅变法前的世卿世禄制下，除非摊上个好祖宗，出身寒微之家就意味着注定终生无出头之日——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出身平民并位列公卿的，似乎也就苏秦这么一个例子。在两汉时期推行的察举制和征辟制倒是给平民为官开了个小口子，但很快随着士族门阀势力的崛起而再度闭合。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倒是正式将平民中的杰出人物纳入了官僚体系，不过还是因为士族门阀的存在，形成了“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士族”局面，使得寒门中人在仕途上面临着牢不可破的天花板，难以晋身高位。
随着隋唐时期科举制的出现，这层天花板终于被打破。不过由于士族门阀的势力依然强大，寒门士子哪怕通过科举考试改变了命运，但大多还是要依附于前者才能保证仕途顺遂。不过随着唐末及五代十国时期百余年的战乱，士族门阀几乎被一扫而空，北宋以后的历代王朝想要笼络、选拔人才只能依靠科举。而通过科举而踏入仕途的寒门士子，头顶上再无天然压制他们一头的各种“二代”不说，也无须再屈辱性的卖身投靠各种豪族勋贵才能得以上位。自然可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官场上畅行无阻。
这就是让嘉佑二年进士科成为“千年龙虎榜”的“天时”。
在北宋立国建基以后，宋太祖赵匡胤的内心其实是很慌的。
为啥？因为从唐末到五代简直就是各种军头武夫的狂欢场。这帮家伙今日还老老实实的拱手称臣，第二天就可能抄家伙干掉皇帝、自己称孤道寡——从唐天佑四年（公元907年）朱温逼迫唐哀帝李柷禅位始到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这短短的54年间，中原大地上走马灯般的更迭了7个朝代，其中命长者不过16年（后梁）、短者才区区4年（后汉）。而大宋朝的开山老怪赵匡胤也是个如假包换的军头，更是在部将的威逼利诱下才“黄袍加身”的，跟此前的那些短命王朝没有任何区别，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的大宋朝不会成为五代之后的“六代”。
不过老赵毕竟是不同的。而他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敢于打破宿命、悍然“自宫”。
一个王朝想要存续乃至于兴盛，最大的依靠就是文治武功。不过如今军头武夫似乎成了大宋朝得以生存延续的最大威胁，那么老赵就狠下心用一杯酒将所有的武将统统放倒，再通过崇文抑武巩固胜利果实，终于达成了目的——两宋享国祚319年，期间几乎没有爆发过成规模的军队内乱（北宋的王则之乱和南宋的苗刘兵变都没啥搞头），武将们基本都乖得跟灰孙子似的。当然，其副作用就是两宋军队战斗力弱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非但未能实现大一统，还被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诸多蛮夷揍得满地找牙，最终两次亡于异族之手。
武将完犊子了，文官自然就发达了。可以说两宋是文官士大夫真正的黄金时代，而且没有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文官进入仕途最主要途径的科举，理所当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其兴旺发达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这就是让嘉佑二年进士科成为“千年龙虎榜”的“地利”。
相对于唐朝，北宋科举不仅开科次数多，录取的人数更多。比如从北宋开国到宋英宗赵曙即位的短短104年间，共开科举48次、录取进士7996人，比终唐一朝录取的人数都多（7448人）。而仅宋仁宗赵祯在位的42年间，就开科13次、录取进士4255人。
而嘉佑二年的进士科仅是这13次开科中的一次，录取人数也不足仁宗朝进士之十一，为啥就能有如神助、成了“千年龙虎榜”？
这就不得不归于一人之功，那就是号称北宋一代文宗的欧阳修：
“三代而降，薄乎秦、汉，文章虽与时盛衰，而蔼如其言，晔如其光，皦如其音，盖均有先王之遗烈。涉晋、魏而弊，至唐韩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两人之力也。”（《宋史·卷三百一十九·列传第七十八》）
啥意思呢？就是说起码从魏晋到唐宋这近千年间，写文章最厉害的两个人，一个是唐朝的韩愈，另一个就是欧阳修了。而韩愈没干成的事——即干翻骈文、恢复古文这一文坛的千古伟业，最终也是被欧阳修搞定了。
而担任了嘉佑二年礼部贡举主考官的欧阳修，也是成就了这科“千年龙虎榜”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堪称“人和”。
天时地利人和加持之下，嘉佑二年进士科想不发达都不行了。
欧阳修倡导古文、摒弃“太学体”，是嘉佑二年将一代精英尽数揽入彀中最重要的因素。
在嘉佑二年之前，北宋矢志不渝推动文官政治的努力，已经在科举考试中结出了累累硕果，出现了人才井喷的壮观景象。尤其是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进士科更是号称“宰执榜”——状元王尧臣官至参知政事，榜眼韩琦更是“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为相十载、辅佐三朝，探花赵概也曾担任过参知政事。同科的文彦博、包拯、吴育等人，最低也是官至枢密副使，皆是开创仁宗盛世的千古名臣。而在3年后的天圣八年则堪称百花齐放，不拘一格降人才——既有堪比韩琦的一代名相富弼（制科），又有官做得好学问做得更佳的欧阳修、王拱辰、蔡襄，既有著名谏官唐介，又有号称理学先驱的大儒石介，以及史学家孙甫、北宋婉约派词人代表张先等杰出人物。
但嘉佑二年进士科之所以号称史上最强，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是这一科进士榜基本将北宋未来近50年间的精英人才一网打尽，几近乎“野无遗贤”，这是科举制度历经1200余年的时间里绝无仅有的盛况。
而这，正是欧阳修造就嘉佑二年进士科成为“千年龙虎榜”的最大之功。
话说自南北朝以来，文坛盛行“骈文”，其特点就是热衷于对偶、声律、典故等华而不实的形式，最喜欢堆砌华丽且艰涩的辞藻，如果写出来的文字除了自己谁都看不懂就更理想了。至于文章要表达的思想、反映的问题、达到的目的，根本就没人在乎。
这当然是文坛的一股妖风，所以在到了中唐时有“百代文宗”韩愈拨乱反正，倡导古文运动，即推广平实直白的文风。不过因为自晚唐以后的持续战乱，导致古文运动的成果难以为继，到宋初时文坛中不但有花里胡哨的“西昆体”再度泛滥，又有以石介、柳永为代表的具有险怪奇涩倾向文风的“太学体”矫枉过正。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以文坛泰斗的身份再度掀起古文运动的高潮，彻底整顿了文风，使得古文传统成为文坛正宗，影响持续了近千年。
因此在嘉佑二年之前的历届科举中，尽管也选拔出了不少精英，但滥竽充数的更多，整体成材率并不高。而欧阳修当上了主考官以后，那些奉西昆体或是太学体为圭臬、只会陈词滥调而无实际才能的所谓“高才”们，都被他痛下杀手统统黜落。比如当时的太学派领袖刘几：
“有一举人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公曰：‘此必刘几也。’戏续之曰：‘秀才刺，试官刷。’乃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谓之‘红勒帛’，判大纰缪字榜之。”（《梦溪笔谈·卷九·人事一》）
欧阳修这么一搞，惹恼了大多数只会玩弄文字游戏的考生。他们在落榜以后开始大肆闹事，又是上书赵祯喊冤，又是相互联络造势，甚至想逮住欧阳修痛扁一顿。不过也许是赵祯早就被无数整天胡说八道但就是不说正经事的奏章搞得火冒三丈，所以坚定的支持了欧阳修，使得这场“科举弊案”不了了之。而且经此一事后，读书人也终于弄清了形势，写文章再也不敢胡诌八扯，而是尽量平铺直叙、简单直白，使得北宋文坛的风气为之一正。
而被欧阳修取中的进士，当然都是坚定拥护和支持古文运动的，起码也是见风使舵、紧随大势的聪明人。而有个成语叫“文如其人”——这样的人物，定然或是既有能力又不虚浮，能干实事，或是精明过人，擅长把握人心，自然会在各自的领域内有所成就。
事实也是如此。从宋仁宗在位末期，经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直到宋徽宗早期的近50年间，由嘉佑二年进士科“同学会”组成的强大阵容，基本主导了北宋的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领域的走向，既开创了无比辉煌的事业，也造就了无数的遗憾，甚至可以说北宋之亡，都与他们其中的某些人脱不开干系。
历数嘉佑二年进士科的精英——百花齐放，人才辈出。
嘉佑二年进士科除了录取了一大堆牛人外，其在科举史上值得一提的里程碑事件，就是从这一科起，殿试不再黜落考生。凡是经礼部贡举取中者，皆被录取为进士。
这一年礼部贡举共取士388名，按照以往的规矩在殿试中少则百余人、多则超过半数都要与进士无缘——经过数年乃至几十年的寒窗苦读、一次次的考场拼杀，结果却在黎明的曙光到来的最后一刻功亏一篑，可想而知那种心情有多绝望。于是就有人心理扭曲直至变态，比如一个化名为张元的倒霉蛋，就一怒之下叛逃去了西夏，还把自己的母国祸祸得不轻。
为了避免这种尬事再度发生，赵祯干脆给考生发了个名为“殿试不黜落”的超级豪华大礼包，并在此后形成了定制：
“旧制，殿试皆有黜落……故有累经省试取中，屡摈弃于殿试者。故张元以积忿降元昊，大为中国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属，未几复纵之。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黜落。嘉佑二年三月辛巳，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贼子，为天下后世士子无穷之利也。”（《燕翼诒谋录·卷五》南宋·王栐）
如此一来，考生自然欢呼雀跃、感激涕零。而赵祯得意之下难免就有点把持不住自己，于是这位一向以识才眼光极佳而著称的皇帝，就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洋相。
话说嘉佑二年进士科堪称藏龙卧虎，随便拎出来一个大概率都是王炸级的天才。可是赵祯捧着名单翻来覆去的挑拣了半天，最终定下了状元章衡、榜眼窦卞、探花罗恺、第四名郑雍、第五名朱初平。
这叫什么玩意？
一甲5人中（一甲仅限3人是明清时的规定），除了郑雍勉强能算是个名臣外，其余几人在嘉佑二年进士科中只能算是碌碌之辈。比如同科取中的388名进士中，在《宋史》中有传的达24人之多，而名列一甲的朱初平连这个入门级的履历都没混上。
所以嘉佑二年进士科中真正的大牛，都在二甲和三甲中扎堆。
首屈一指的大牛，无疑就是苏轼。
说到苏轼，人们往往想到的是他超越时代的诗词作品，尤其是在词作上堪称一代词宗。但事实上他在文化艺术上的成就又何至于此？在文章方面苏轼是古文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位列唐宋八大家；在儒学方面与苏洵、苏辙创立的蜀学，是当时与荆公新学、二程洛学并列的三大学派；在书法方面是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的“宋四家”之一，存世的行书、楷书作品堪称无价之宝；在绘画领域苏轼擅长墨竹，是“士人画”概念的开创者。他甚至还是当时最知名的水利专家之一，尤其擅长修堤——除了我们熟知的杭州苏公堤，苏轼还分别在徐州、颍州（今安徽阜阳）、惠州（今广东惠阳）修堤数条，为当地的水利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如此全才，在中国文化史上亦唯苏仙一人矣。
当然，世间本无完人，苏轼也是如此。比如他当官就跟老师欧阳修一样糊涂和不靠谱，要么大嘴巴、要么站错队，所以在官场混了一辈子，不是被下狱（乌台诗案还差点被弄死），就是被贬在北宋的大好河山间到处流窜。
相比之下，与苏轼既是兄弟又是“同学”的苏辙，在诗词歌赋上的成就就远不如自己的二哥，但在文章上则毫不逊色。苏辙尤其擅长政论和史论，其代表作品如《六国论》在中学时代就没少折磨过我（需要全篇背诵啊），位列唐宋八大家可谓名至实归。
同时，苏辙与苏轼的政治观点大体类似，都是倾向于保守派，但反对全盘废除王安石变法，所以被视为骑墙派，经常在朝争中弄得里外不是人。不过相比苏二哥，苏小弟更有政治头脑，善于把握人心和时机，更有娴熟的政治手腕，所以官运亨通。苏辙最终官至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累赠太师、魏国公，能把他二哥甩出八百里地。
而在嘉佑二年进士科中，像苏轼、苏辙这样兄弟同科中选的并非孤例。类似的还有林希、林旦兄弟，王回、王向兄弟以及年纪一大把的黄湜、黄灏兄弟。当然最牛的还是南丰曾氏四兄弟（曾巩、曾布、曾牟、曾阜），不但搞出了同科四进士，还顺手捎带了个妹夫王无咎……
曾氏四兄弟中，官做得最好的当然是曾布。他作为王安石变法的主力干将，在哲宗朝担任过枢密使（国防部长），徽宗朝更是干上了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宰相。不过当官只是一时爽，要论及在后世的声望和地位，曾布远远比不上自己的兄长、人称南丰先生的曾巩。
曾巩的官运远不如曾布，是因为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治学和教育事业上。在文学方面，曾巩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位列唐宋八大家，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在教育方面，他重视兴教劝学，培养了一批名儒，如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等，还在抚州居所建有“兴鲁书院”，在此教书育人；同时，曾巩极嗜藏书，家里藏古籍二万余卷，收集篆刻五百卷，名为《金石录》；在任职于史馆其间，曾巩整理了《战国策》、《说苑》两书，校订了《南齐书》、《梁书》、《陈书》三史。
唐宋八大家中，除去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北宋六大家中算上主考官欧阳修，嘉佑二年进士科就集齐了其中的四大家——仅此成就就堪称空前绝后了。
当然说到学术就不得不提张载和程颢这“北宋五子”之二了。其中程颢与兄弟程颐师承濂学的开创者周敦颐，提出“理”是万物之本、“存天理，去人欲”等主张，开创了洛学——后来与程朱理学齐名的陆王心学，实际上也肇始于二程。而张载则是关学的开创者，主张“气本论”，代表了古典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最高成果。当然，老张最出名的还是“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同时，张载与程颢、程颐兄弟也是亲戚，是二程的表叔，尤其与程颢关系颇佳。
不过同样是亲戚齐登科，苏氏、曾氏、王程等是打虎亲兄弟，章惇和章衡这对叔侄却闹起了冤家。
章惇打小有神童之称，并受到了族父、曾担任过宰相的章得象的认可：“奇其风骨，以为必贵”（《名臣碑传琬琰集·卷十八·章丞相惇传》），与后来的北宋名将章楶一起被视为浦城章氏双壁。同时，章惇颇有文名，与著名词人王观并称“观三惇七”。
与骄傲的章惇相比，章衡又算个什么玩意？
结果赵祯乱点鸳鸯谱，居然点了章衡为嘉佑二年进士科的一甲头名，而章惇仅列二甲。于是后者视之为奇耻大辱，一怒之下干脆拒不受敕，然后扔掉敕诰跑回家，准备下科重考！
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在后世被戏称为“考神”的章惇卷土重来，结果开封府试高居第一，殿试排一甲第五名——虽然遗憾的没考中状元，但好歹这回他没使小性子二度跑路。否则弄不好会被火冒三丈的赵祯打入另册，大宋朝就要少了一位铁血宰相了。
没错，章惇就是北宋诸多名臣中的头号钢铁直男。他的一生，简直就是战斗的一生——任职地方时，章惇大刀阔斧的经略江南、平定湖北、开发湖南、开拓西南，收拾得地方势力哭爹叫娘；入朝参与变法时，章惇又化身变法派中的头号打手，屡屡与保守派贴身肉搏，导致屡次被贬；拜相执政时，他厉行严刑峻法、整顿吏治、控制言论，贬斥旧党、流放诸臣，又力主在科举中废除诗赋，代以二经；军事上，他对西夏大打出手，攻灭青唐吐蕃唃厮啰部，又对辽态度极端强硬，几乎引发了宋辽战争——堪称是北宋出将入相之第一人。
甚至宋徽宗赵佶得以莫名其妙的登上帝位，并最终凭一己之力搞亡了北宋，也跟章惇不解风情的直男本性脱不开关系：
“元符三年正月己卯，哲宗崩，皇太后垂帘，哭谓宰臣曰：‘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章惇又曰：‘在礼律当立母弟简王（赵似）。’皇太后曰：‘神宗诸子，申王（赵佖）长而有目疾，次则端王（赵佶）当立。’惇厉声对曰：‘以年则申王长，以礼律则同母之弟简王当立。’皇太后曰：‘皆神宗子，莫难如此分别，于次端王当立。’知枢密院曾布曰：‘章惇未尝与臣等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相继曰：‘合依圣旨。’皇太后又曰：‘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诸王。’于是惇为之默然。乃召端王入，即皇帝位，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宋史·卷十九·本纪第十九》）
当时的情况是向太后倾向于保守派，死活看变法派领袖章惇不顺眼。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是章惇推荐谁，向太后就会反对谁，反之亦然。如果老章没那么耿直，而是像一肚子鬼心眼的曾布、蔡卞那样懂得变通，坚决向向太后推荐赵佶，那么最后登上帝位的还不一定是谁呢，反正赵佶恐怕是没戏了。
这样一来，还会有后来的靖康之变吗？
嘉佑二年进士科的结局——同室操戈，对同年下手比谁都狠。
在科举历史中，同科考取进士的称为“同年”，往往会形成一个私密的小圈子，虽然不能说关系一定有多紧密，但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互相帮扶一把、碰到倒霉蛋不落井下石一般还是能做到的。比如说北宋名臣包拯，在天圣八年取中进士后却以尽孝为名十年不肯出仕。但一待双亲离世后他却能火速复出，而且一路仕途顺畅，仅用了十几年功夫就成为朝中重臣，其中就不乏昔日同年的扶助帮忙。
所以以铁面无私著称的包拯，一生扳倒了无数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但他的怼人黑名单中却从来没出现过同年的名字。比如他曾弹劾过张方平、宋祁等人奢靡滥饮、以权谋私，但他的“好同学”如韩琦、文彦博等人在这方面也好不到哪儿去，可老包却从来都视而不见。
但嘉佑二年进士科却是个例外。这帮同年之间最后几乎都成了冤家，而且恨不得把对方给弄死。
之所以会如此，原因有三——首先是因为欧阳修，其次是因为苏轼，最后是因为变法。
欧阳修作为北宋文坛泰斗的地位是让人没话说的，善于识才、惜才、荐才更是令人称道，但他确实不适合做官。欧阳修不但做了一辈子的糊涂官（醉翁嘛），而且经常不分敌我的胡乱怼人，导致他在朝野间树敌无数，屡屡遭人诬陷，甚至连学生蒋之奇都拿他开刀，最终落得个私德不检的臭名声（详情参见《桃李满天下的一代文宗欧阳修，为何落得个私德不检的骂名？》）。
主考官如此，学生们自然跟着上梁不正下梁歪，于是嘉佑二年进士科便冒出了无数个怼人狂魔，如苏轼、章惇、曾布、张璪、邓考甫、林希、蒋之奇等。而且还都学着老师不分敌我乱开炮，最终难免又被人怼翻、不得好死。
尤其是苏轼。这位苏仙性情豁达豪放，又不拘小节，不识人情世故，经常在不知不觉中把人往死里得罪。比如林希曾与苏轼、苏辙交情莫逆，还曾赠联给苏辙表达敬仰之情：
“林文节作启谢苏子由，有一联云：‘父子以文章冠世，迈渊、云、司马之才；兄弟以方正决科，冠晁、董、公孙之对。’”（《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三·林希条》）
可是后来苏轼兄弟遭贬黜的诏书却是由林希亲笔起草，而且“词极其丑诋，至以‘老奸擅国’之语阴斥宣仁，读者无不愤叹”（《宋史·卷三百四十三·列传第一百二》），显然以苏氏兄弟的情商水平判断，肯定又是那位苏大嘴把林希给得罪死了。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张璪身上。张璪与苏轼也曾是好友，还有在凤翔同事的交情，苏大嘴还曾为其作过《稼说》一文。可等到乌台诗案爆发，张璪却以知谏院的身份把苏轼往死里整。就连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说情（张璪也算变法派，是王安石的小弟），张璪都不给面子，还把王安礼臭骂了一顿，这得是多大的仇、多大的恨啊。
张璪这货人品确实不咋地，但越是这种人越擅投机，通常不会把事情做绝。而他如此这般不顾一切的欲置苏轼于死地，肯定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甚至连苏轼的铁哥们章惇，最终也跟他反目成仇。
苏轼与章惇相交多年，情谊深厚，堪称知己：
“章惇尝与苏轼同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子厚推轼下潭书壁，轼不敢。子厚履险而下，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上曰：‘苏轼章惇来。’轼拊其背曰：‘子厚异日得士，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轼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东都事略·卷九十五·列传第七十八》南宋·王称）
在王安石变法期间，章惇是新党先锋，苏轼则是旧党干将。二者政见不同。却丝毫不影响私谊。乌台诗案起，苏轼身陷囹圄，一度命悬一线，章惇不顾新党同僚的非议，奋不顾身救援好友，并上书宋神宗赵顼求情，终使得苏轼获救。
可是风水轮流转，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旧党得势，疯狂攻击章惇，其中最卖力气的就包括苏轼的弟弟苏辙。
苏轼与苏辙兄弟情深，往来密切。要说苏辙之举的背后没有苏轼的默许甚至指使，脾气火爆的章惇肯定不信，于是他开始深恨苏轼。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宋哲宗赵煦亲政，再次起用章惇、恢复变法。睚眦必报的老章上台后立刻展开报复，将苏轼贬去惠阳（今广东惠州）吃香蕉。不过老苏为人豁达乐观，还写下诗句“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以自娱，气得老章七窍生烟，干脆又给他送去了儋州（今海南儋州），跟野人打交道去了。
至于说因王安石变法而导致充斥于嘉佑二年进士科中的新、旧两党之争，那就更是你死我活了。尤其是像变法派中的吕惠卿、曾布等人权欲熏心，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坑主、内讧。就连头铁战士+钢铁直男章惇私生活也不甚检点，被政敌视为小人。
也正是因为变法派内部的混乱，导致好好的变法最终沦为党争的泥沼，甚至可以说是活活拖垮了北宋。在这其中，嘉佑二年进士科的同年们，堪称功不可没。
当然，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在此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