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离开天京,石达开担负了全部的责任。其实,事实真是如此吗?
认为责任在石达开的观点,是由来已久的,而且也被正统的史书所采用。
天京变乱以后,石达开回朝,受到百官的拥护,都向天王保举他辅佐天王治理天国。但洪秀全却是疑心重重,他现在对异性王愈加的猜疑,专信本族,不信外姓。
于是洪秀全就封了自己两个昏庸无能的哥哥洪仁发、洪仁达为安王和福王牵制石达开。石达开对洪秀全的这个做法,非常的不满。
遂于咸丰七年(1857)年六月率领部队离京出走。
洪秀全得知后,十分的后悔,立即削去了两个哥哥的王位,并刻了“冀王”金牌一道,派人追赶挽留。但石达开不为所动,已然远去。
其实很多的史学家多认为,石达开骄傲自满,刚愎自用,希图在四川自立一国,从而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军事势力,也为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的失败埋下了伏笔,自己也最终兵败大渡河,留下了千古悲歌。
这种观点就是把石达开离京出走,造成革命分裂的一系列原因,都归于石达开个人。
但是也有人反对这种观点,具体的说就是,石达开一心希图占领四川自立一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最后公开的分裂革命,这一责任应该由石达开负责。
当时,湘军得到情报,说“金陵各伪王忌石逆之能结交人心,石逆每论事,则党类环绕而听,各伪王论事,无肯听者,故忌之,有阴图戕害之意”。
可见石达开在出走前处境是多么的艰难。别切以洪秀全的猜疑和阴险,杀害石达开是完全可能的。所以说,责任在洪秀全。
石达开离开天京,渡江北上的时候,只带了随身的警卫队伍数千人。在沿途张贴表明心迹的《五言告示》中,还谆谆劝告天国军民“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并没有鼓动大家脱离太平天国,脱离洪秀全。
而且仅凭数千人,怎么可能远征四川呢?而后来石达开能够聚集数十万人马,完全是许多旧部自愿追随的,这只能说明石达开为人心所向。
近来发现咸丰七年(1857)年九月德兴阿向清廷上的奏片,片中说“又抄得石逆由安庆寄于洪逆伪章一纸,内有令贼党李寿成(李秀成)会和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杨来清等各率贼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等语。
咸丰帝朱批该片的日期是九月二十二日。
所以,史学家史式分析认为,这一奏折出自清廷,而且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符,应该是可信的。
这一史料有力的证明了石达开离开天京四个月后,仍然和洪秀全保持着奏折的批复关系。并且是按照事先的作战计划与太平各路人马紧密配合的。
因此,史学家认为,石达开离开天京是被逼的,吴延嘉有过这样的评价:从1857年6月到1858年冬天,他围战赣、湘、闽,未脱离太平军的主战场,只是到了1859年的2月,他确定了远征四川,与天朝的政治军事斗争完全脱离,并一意孤行,无视洪秀全的悔悟,拒绝部下的忠告,才形成了他的转折和质变。
所以说,石达开被逼离开天京,最后走上了远征的道路,或许是在石达开联系主客观以及当时形势所迫等多种因素的情况下,不得不的选择,这才是历史的真实的情况吧。
上面的分析有些牵强和纰漏,至于石达开出走的责任的情况如何划分,还需要历史学家做出最后的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