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主张“积极入世”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渴望建功立业、功成名就。但是，与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拜金主义”不同，儒家对成功人士的标准更为严苛。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雄伟抱负到立功、立德、立言的具体要求，想要成为一名“君子”不仅得有过人的本领，还得有足以服众的德行和流芳百世的作品，着实不易。
不过，中华文化的魅力更在于它的包容和坚韧。成为“圣贤”的远大目标不一定非要出身富贵，智商250以上的人才有资格俏想，现实当中，绝大多数家境普通、资质平平的人，也都有成就自己的一套方式。
有着“中国古代之最后一人，中国近代之第一人”之称的曾国藩，便是后者的典型代表。
可是，曾国藩一点也不聪明，小时候甚至非常愚笨。笨到父亲为他找的私塾先生都懒得教他，笨到一个小偷半夜跑到曾国藩家偷东西，结果发现曾国藩背一篇课文背了一晚上，还是结结巴巴地背不出来，气急从梁上跳下，当着曾国藩的面非常流利地把书背了一遍，之后扬长而去。
故事很有戏剧性，虽不知真假，却足以说明咱们这位“古今第一完人”在小时候并没有展露什么过人之处，智力可能也就是个中下等的水平。
曾国藩的家境也算不上好，他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一个偏僻的农民家庭，家里五百年来没有一个人有过功名。其祖父通过苦干积攒了一点家业供他父亲念书，谁知父亲考了17次，才在43岁那年中了一个秀才。到了曾国藩这一代，情况也没好多少，他五岁启蒙，考了7次才在23岁时中了秀才，这同14岁乡试第一的左宗棠，17岁中秀才的李鸿章以及16岁即中举人的神童梁启超相比不知道慢到哪里去了。难怪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才略太欠”，是个“书憨”。梁启超也说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
被一群聪明人瞧不起的曾小呆同学对自己的智商也没啥自信，他评价自己“生平短于才”、“自问仅一愚人”。在给家里写信时也说，“吾兄弟天分均不甚高明”。以读书、做事为例，别人看完两三行了，他紧赶慢赶也看不完一行；做事情时别人立马就完成了，他必须得想半天才能搞定。总之一句话，智商是硬伤！
那么，这位“笨小孩”是怎么逆袭为晚清第一名臣的？又为何被众人推崇，竟担起“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的赞誉？
一、天道忌巧，勤能补拙
虽然智商不太够，但俗话说得好，“傻人有傻福”。
曾国藩的性格有点像现实版的郭靖和阿甘，虽“笨”但“勤”。因为他们不懂得“聪明人”的偷奸耍滑，投机取巧，所以该下苦功夫就下苦功夫！
事实证明，曾国藩后来能够打通科举这条路，靠的完全就是这股劲。
父亲对年幼的曾国藩影响很大，不求他比别人学得快，但自己一定要学懂！八岁起，曾父便亲自教他读书。从早到晚，教导不停，很有耐心。
这种“笨拙”的学习方式，培养了曾国藩超乎常人的勤奋、吃苦和踏实精神，也为他后来考举人和考进士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所以，“笨拙”看似慢，实则快，就好比盖房子，因为基础打得牢，房子就盖得比别人高。
厚积才能薄发，开了窍后，一顺百顺。
曾国藩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以勤治惰，以勤治庸，一勤天下无难事。
二、修身律己，俭以养德
和“勤”字连在一起的传统美德是“俭”。古人说“俭以养德”，因为俭朴不仅能节约花费，还能帮助我们学会克制欲望。
曾国藩的厉害之处便在于此,只要他下定决心，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年轻时，他也曾沉迷于京城里的繁华生活，每天和自己的同学们吟诗作对，吃喝玩乐。他还特意把自己的父亲曾麟书从湖南老家接到北京来住，可是，看到自己的儿子每天过着这样的生活，曾麟书没住几天就受不了了，于是对曾国藩说自己不适应这里，还是回老家吧。临走前，曾父特意写了封信给曾国藩，信里面最后不经意间提醒儿子要节欲、节劳、节饮食。
曾国藩看到这些的时候，心里面十分惭愧。想到自己来京城之后的所作所为与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相差甚远。因此，醒悟之后的曾国藩下了一番苦功，首先把烟给戒了，之后又将俭朴贯穿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总督时期，位高权重的曾国藩依旧不修边幅。赵烈文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同治二年（1863），外国人戈登在安庆与曾国藩会面，他惊讶地发现“曾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
曾国藩的夫人姓欧阳，欧阳夫人在老家一听老公当总督了，就去投奔他，希望过点儿好日子。没想到，到安庆一看，总督衙门破烂得一塌糊涂，老妈子只有两个。这么一大家子，家务怎么操持得过来呢？所以欧阳夫人就自作主张到街上去买了一个丫鬟。曾国藩看见了很生气，说咱家没必要花这个钱，有事自己做，最后逼着欧阳夫人把这个丫鬟给送人了。这不是什么廉洁，他就是觉得没必要。而且曾国藩和林则徐一样有个观念：不给子孙留财。
他自己的生活也很清苦，比如说他有一个规定，“夜饭不荤”，晚饭的时候不吃荤菜。
三、内圣外王，圆融有道
奇怪的是，这么节俭的曾国藩却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清官，因为他收礼。有资料显示，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至少收受了六名地方官馈赠的银钱，近一百两。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去四川出了一趟差（任四川乡试主考），又收了银钱大约六千两。
不过他收礼似乎和敛财又有不同。比如刚当上两江总督的时候，地方官为了巴结他给他办公馆，送家具、被褥、细软。曾国藩一看，说：“不错，你们当差很谨慎，很用心，但这么多东西我不能收。我也不能全不收，我收下这七领草席好了。”
他手下还有一个大将，叫鲍超。鲍超是个粗人，会打仗，也会抢夺战利品，很快就发财了。有一次曾国藩过生日，鲍超带着十六大包的礼物来了。曾国藩一看，带的东西还真不少，就让鲍超打开看看都有什么好东西。打开一看，金银细软、古玩字画，一大堆。
曾国藩就说，我也不能全不收，我只收一样，但是你让我自己挑好不好？然后挑来挑去，挑中了一顶绣花小帽，剩下的完璧归赵。他不问鲍超这钱是怎么来的，也不训导他要廉洁，等等，只是礼送出营而已。
还有一次，他到京城时带了2万两银子的银票在京官当中运作，但是他在两江总督的任上，小金库结余的是3万两，按说他都能带走，但是他没带，只带了2万两。
那剩下的一万两怎么办？他写信给他儿子，说这一万两你替我散给穷人，但是只能偷偷摸摸地散，不要大张旗鼓地散。为什么？因为我不愿意当一个清官。
这件事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曾国藩自己说：“我喜欢美名，别人也喜欢。如果我一味地图自己的美名，那不美之名就归于他人。我不吃肉，我清廉，别人吃完肉吧唧嘴的时候，就会很难堪。如果让他人承担了这样的名声就不好了，不能让他人难为情。
看完这些我们就能明白，曾国藩不像海瑞那样清廉，他有着自己为人处世圆融的一面：不给他人难堪，但自己内心有所秉持。也就是“外浊内清”、“外圆内方”。
如海瑞、于成龙一般的清官固然非常值得尊敬，但是他们与周围人的关系未必好，做事也得不到同僚的支持。
曾国藩不愿意这样，他信仰的是“内圣外王”，即儒家的道德、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让自己在内心里成为一个圣贤。但这还不够，真正的圣贤是要做成事情的。一个人做事能否成功，关键不取决于你自己有多厉害，而取决于你能调动多少资源来帮助你。这个时候技巧就出现了，如果你不仅要追逐内圣，而且要追逐外王，那就不仅要当一个君子，还要有能力调动一切能够帮助你的力量，来帮助你做成这一番事业。
说白了，曾国藩属于对自己的道德要求非常高，但对他人却没有什么精神洁癖，算得上是：律己严、责人宽。
最后，在这里，我们不想评论曾国藩的历史功过，而是希望大家能通过了解其人生故事，获得一些启发，进而总结出适合自己的方法论。有人说：“自古圣贤可佩但不可学，唯有曾国藩可佩亦可学。”的确，他用实践证明了：一个资质平平的人，凭借惊人的坚韧与自律，也可以从“愚夫”逆袭为君子，甚至达到“圣贤”的高度！毕竟，好牌太少，学会打好一手烂牌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