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钱钟书代父写信，同乡钱穆遭奚落，闷声吃了哑巴亏

钱钟书年少天才，过目不忘，在严父钱基博的指导下学问一日千里。到了二十岁上，他已经可以替忙于事务的老父亲撰写回信了。钱基博的用意很明显，就是为了锻炼钱钟书的能力。

一来可以考察儿子的学术思辨能力。作为著名学者，钱基博往来的信件大都与学术有关。孟子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正是要让钱钟书通过书信在和并世学人的交往中切磋琢磨，使其学问更上一层楼。

二来也是教儿子人际间的交往规则，让他熟悉学术圈的常态，不至于成为象牙塔上不知人间事的三角书橱。一个人的学问再好，也需要经历现实的捶打才能稳若磐石。而书信交往无疑正是那个可以窥见世间情态的最佳窗口。

有一日，族人钱穆写信来求钱基博写一篇序言。替人写序是文士名流间最平常的交往方式。而由著名人士写的序更能让书的作者增添光辉，让书更为畅销。原来，钱穆一直以书信的方式和钱基博探讨学问，他的得意著作经常通过快递的方式请钱基博批评指教，如今钱穆的国学概论撰写完毕，自信其中论断发前人之所未发，便希望老乡兼前辈的钱基博写一篇序言以增光辉。而钱基博则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儿子钱钟书。

于是便有了钱钟书这篇诙谐有趣，让人看了忍俊不禁，看似漫不经心又处处闪烁着成熟老道的序言。

一般的序言，都是以捧为主，赞美作者的勤奋踏实，歌颂作者的论断独到，但这篇序言却是反其道而行之。

首先，钱钟书只想就钱穆书中的第九章清代考证学进行评论，因为钱钟书自幼跟随父亲学习便是从清学开始，对清代的学术思想史最为熟悉，提出的论断依据更为充分，更让人无法辩驳。但是他给出的理由却是前面几章都不小心丢失了，只剩下了九、十两章，第十章是对近代学人的评价，许多人还健在，他不愿意置喙引起不必要的纷争。所以只就第九章发表意见。

接着，他就对清代考证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钱穆在清学的开始没有提及毛奇龄，在清学的末尾没有谈到陈澧，显然对清学的概述是不完整的。钱钟书认为毛奇龄在学术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他反对朱子理学，并不是性格上的偏见，而是心有所见，而且毛奇龄反对朱熹的方法是具有创新性的，跳出了支离榛塞的老窠臼，而是以朱熹一直所称道的“务为弘览博物”，“以见即朱子之于传注，亦非真能留心。”可以说是用他的手打他的嘴。

对于另一外清学殿军人物陈澧，钱钟书讲起来就更加滔滔不绝了。这是他和他父亲在谈论学问时经常要谈到的人物，而钱穆在书中居然一字不提，所以不得不辩。众所周知，清代以朴学著称，而鄙视程朱理学，考据了三百年经史子集，学者又慢慢地发现了朱子学的妙处来。加上世道的衰微，许多学者干脆指责起考证学来，认为其空虚无用。陈澧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把标榜朱熹作为自己的高明之处，而是把毛奇龄指责朱熹的方法论归功于朱熹，认为清代考据的源头正是渊源于朱熹。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在调和宋学和汉学的矛盾冲突，而且是在试图解决越演越烈的学术纠纷，其重要性和意义和顾炎武的“经学即是理学”有异曲同工之妙，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讲了如许之多，几乎没有一句夸赞对方的，钱钟书还是意犹未尽，接着指出钱穆在书中多处引用了梁启超的同名书。钱钟书认为梁启超做学问空疏臆断，不值得仿效，学者李详已经多所驳斥，而钱穆甘心拾其唾余，更是不足称道。钱钟书又对钱穆此书名为国学概论而专讲经学忽略文史之学而表示遗憾。

直到信的末尾，钱钟书才对自己以断简残篇批评钱穆大作假装谦虚了一番，但还是坚称自己的说法一定和现在的钱穆是冥契于心，不期而合的了。

值得一提的是，钱钟书还在信中提到了三隅而反这个词汇，其意思等同于举一反三。言外之意就是，虽然只是就第九章进行了批评，但是对全书的意见和这一章并没有区别，几乎等同于全盘否定。

接到”钱基博”信件的钱穆哭笑不得，原本想好好包装一番新书，没想到得到的是这样一篇妙文。尽管心中生气，但钱穆还是把钱基博的序言放到了书的开头，一并发售。

由此可见，那一代学人的雅量。

写序言的人并不假装客套，挨批评的人也真是包容大度。

只有这样的学术环境才能孕育出真正的国学大师。

附录：钱穆《国学概论》序言

宾四此书，属稿三数年前。每一章就，辄以油印本相寄，要余先睹之。予病懒，不自收拾，书缺有间，惟九章“清代考证学”、十章“最近期之学术思想”以邮致最后得存。馀八章余皆亡之矣。虽然，其自出手眼，于古人貌异心同之故，用思直到圣处，则读九、十两章，而全书固可以三隅反者也。第十章所论，皆并世学人，有钳我市朝之惧，未敢置喙。第九章竟体精审，然称说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而不及毛奇龄，是叙清学之始，未为周匝也。殿以黄元同、俞荫甫、孙仲容而不及陈澧，是述清学之终，未为具尽也。西河生产浙中，姚江之学，故为乡献，其全书屡推良知为入圣阶梯。所作《折客辨学文》，以为“知行合一”，亦发于朱子《中庸注》，特朱子不能践而王践之，几乎晚年定论之说。则其与朱子相水火，宁挟私好胜而已哉？无亦曰素所蓄积然也。然毛氏虽奉著意精微之学，雅不欲拾前人馀唾，以支离榛塞斥朱子。乃务为弘览博物，针朱膏肓，起朱废疾，以见即朱子之于传注，亦非真能留心。此则承数百年朱陆异同之辨，而入徽国之室操矛以伐徽国者也。学问镞镞，与古为新，岂得举亭林、梨洲诸君子而概以掩之乎？焦理堂作《西河集序》，仅以开始之功归之（《揅经室集》“西河全集序”，实雕菰手笔。见《鄦斋丛书》理堂先生轶文中），固云皮相，即洪良品驳正全谢山论西河诸文（见洪《致袁忠节书》，在《于湖题襟集》中，洪文惜未之见），恐亦考订名物而已，于毛氏精神命脉所在，未之或见也。毛氏即以朱子之学反害朱子，递嬗三百年，考证之言满天下。学者穷而思变，通经学古如焦理堂，亦谓时人折宋申汉，其弊足贼人心而害经学（见《与阮芸台论易书》，录《且补斋题跋》中，亦雕菰轶文，而《鄦斋丛书》所未及收者）。重以遭时多难，世奋于武，言经世者失学而遁于朱子。其恣肆如孙芝房、姚石甫之流，皆以汉学为诟厉。高心空腹，朱子固且以斥陈同甫者斥之耳。然世人遂知宋学于讲章语录而外，别有挟策横议之学。后来永嘉之由晦而显，盖滥觞于是矣。东塾骏作粤中，不以时人讬朱子以自重者尊朱子，而以西河之所以斥朱子者归功于朱子，以为凡考证之讥朱子，皆数典而忘其祖者也。援汉入宋，犹夫亭林“经学即理学”之意，而识力胜于方氏之作《商兑》矣。岂以二人者尚不足宾四所耶！乃无一字及之，不已略乎！宾四论学与余合者固多，而大端违异。其勇于献疑发难，耳后生风，鼻头出火，直是伯才。岂敢援憨山信不信以为说！要归于不相菲薄不相师而已。今则譬之无米而炊，不得不就此一章毛举细故。宾四将笑吾为窘耶？又此章于梁氏《概论》，称引颇繁。其非“经学即理学”一语，亦自梁书来。然梁氏忍俊不禁，流为臆断。李详所驳，虽其细已甚，足征梁书于名物之末，疏漏亦弥复可惊。宾四佳人，乃亦耽此耶？略忆此书前八章亦专言经子，不及文史，控名责实，岂屏之不得与于国学？抑张皇补苴，而有所未备耶？顾此所云云，特初稿如是，今定本当已有增改耶？宾四日进无疆，而余执不全之本、未是之稿，以定宾四之所新得，于是乎不足以尽宾四矣。虽然，苟征之鄙说而不期而合，则余与宾四冥契于无言之表，方且诵杜陵“吾宗老孙子”之语，而相视以笑，莫逆于心也。宗人基博谨序。十九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