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久弥珍的宋君碑
张范津
宋君碑即大隋南宫令宋君之碑，又名定觉寺碑，亦称隋碑，是定觉寺僧尼为感念南宫令宋景督建定觉寺之功，于隋开皇十一年（591年）泐刻的一通铭功纪事碑，现保存于南宫市文物保管所院内。为河北省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沧海桑田，时移世易，此碑何时隐没已不可考，但再次发现却有亲历者所记，据王玄先生回忆，“1951年南宫建设局张君……在督率工人修整街道时，偶于县城东北隅水月庵西水沟深处发现此碑，张君知予热心祖国文物，有考古癖，乃告知予，遂请搬运工人将该碑送交文化馆保存。”（《南宫文史资料（第一辑）·南宫古今三宝碑》）宋君碑命运多舛，面世未几即临“破四旧立四新”的狂潮，其遭际可想而知。“文革”后在全面拨乱反正的进程中，文物工作自然也纳入了关注视野，在现图书馆镇水楼下当垫脚石已久的“四旧”之物宋君碑，又被重新“发现”了出来。时任文化局副长的刘明沐先生让工作人员王洪信、张金龙剔去泥渍运至现文保所院内，之后又从南关外找来一个碑座配上，在影壁后面建了一个简易的碑亭，终于把碑立了起来。
此碑为青石质，高1.85米，宽0.74米，厚0.23米。碑首半圆形，碑冠阳刻六螭，左右各三条，呈对称形，额刻佛龛，龛内刻一佛二菩萨，刀法刚劲有力，造型朴拙逼真，浮雕和线刻巧妙结合。碑阴篆额“大隋南宫令宋景之碑”9个字，碑文阴刻隶书23行，每行40字。宋君碑历经千年风雨有些文字已漫漶不清，尽管如此，但也无损其形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谓历久弥珍，潜藏其中的内在价值益发凸显。
物以古为贵、以稀为贵，宋君碑可谓既古且稀者。自开皇十一年泐刻该碑至今已近一千五百年，用一句接地气的话讲，它确实应该称为一个老物件。仅此身份，就足具相当身价。同时，隋与秦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极具典型意义的封建王朝，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功绩巨大，国祚甚短，三（两）世而亡。特别是隋朝，不但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混乱局面，而且兴利除弊，很快使国力达到鼎盛时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士民殷富，安居乐业，成就了史学界公认的“开皇盛世”。此间为铭功纪事，大有碑碣云起之势，也出现了不少优秀碑刻，但毕竟国祚短暂，一个不足40年的隋朝无论如何也是无法与百年大汉、大唐以及其后世的宋、元、明、清各朝相比肩的。况且年代久远，即使当时有些碑刻，存世至今者亦成凤毛麟角。1993年出版，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馆员、省文物考古学会副理事长、省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石永士先生领衔编著的《河北金石辑录》一书，以省文物局之政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可谓极尽金石搜罗之能事，也仅搜集隋代碑刻5件，而原碑尚存者不过4通，除宋君碑外，其余3通：名曰《龙藏寺碑》（开皇六年刻，现碑存正定）、《澧水石桥碑》（开皇十六年刻，现碑存南和）、《孔子生平碑》（仁寿二年刻，现碑存完县）。以此推及全国，估计隋碑的存世量也不会太多，南宫宋君碑能存世至今，实属不易，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此乃宋君碑的自然价值。
宋君碑的艺术价值也是堪可称道的。与董其昌、米万钟、张瑞图并称“晚明四大家”的南宫县宰邢侗曾对此碑给予较高誉评，他说：“尼寺碑，文章、篆、隶足称三妙”（《南宫县志（万历版）·建置志》）。论其碑文，按照大体须有的说法，当为辞赋体。以四字句为主，但又不拘泥于辞赋在句式、声律等方面的束缚，整篇文章既有辞赋的情致情韵，又有散文的笔势笔调，辞采雅洁，衔华佩实，义理互彰，文情并茂，堪称妙品。而且历史的分析，碑文的思想性也是相当超前的，崇佛但不抑道。如它赞美隋帝“秉金轮以治世，悬玉镜而照临”（《大隋南宫令宋君之碑》），“金轮”、“玉镜”分别为佛、道法器，也正契合了隋文帝“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浅深，殊途共致。朕服膺道化，念好清净，慕释氏不二之门，贵老生得一之义。”（《全隋文（卷一）·五岳各置僧寺诏》）试图构建以儒学为核心，以佛、道为辅助，三教合一的统治愿景。同时也再次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著名论断的正确性。至于对其书法价值的评价，当更高于碑文。因为此时正值隶书向楷书的演变期，该碑无疑是我国书法演变、嬗递和转换的最直接、最有力的物证，更何况它还兼具“篆隶之妙”呢？
再则，就是宋君碑的文献价值，就目前而言，应该说这更是该碑的真正价值所在。据手头所掌握的资料看，此碑文自万历后历代各版《南宫县志》及《河北金石辑录》均收录其书自不必说，清人金石学家王昶著《金石萃编》于卷三十八以《诏立僧尼二寺记》收入；清代文献学家、藏书家严可均编纂的《全隋文》于卷三十以《建安公等造尼寺碑》收入；清藏书家、目录学家、书法家孙星衍以《南宫令宋君造像碑》名收录《寰宇访碑录》；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版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则以《宋景构尼寺造像碑》为题编入所卷。
金石学家们看重此碑，给予较高评价，并以将此碑文收录所著为悦，原因固然很多，我以为其中关键一点，还在于它记录了汉传佛教史上第一次，恐怕也是唯一一次全国范围内“敕建”尼寺的重要信息。
敕建尼寺在我国佛寺建设史上并不少见，如北魏孝明帝下诏为其胞妹永泰公主建寺，即今嵩山永泰寺。唐高宗将隋仙都宫改置证果尼寺，又在静安坊为公主立崇敬尼寺。唐太宗为报母恩，舍通义宫为尼寺等等，历朝历代均不乏其例。但是在全国范围内诸州县普建尼寺，且是“敕建”，实为中国佛教史上之大事，可谓绝无仅有。
对于女性受戒出家为尼，佛教创立之初是有过犹豫的。因为在古印度，妇女没有社会、政治、宗教等权利，是最低贱的群体，其加入僧团行列更是难以想象的。破此禁忌，非特殊地位、特殊本领者无以为功。而释迦摩尼的至亲，其姨母兼养母的大爱道则堪当此任。关于她的出家因缘，各种说法的细节虽略有出入，但大体相同，即大爱道因听闻佛陀正法而醒悟，开始持戒清修，遂决心出家。三次向佛陀提出请求，均遭拒绝后，于是她破釜沉舟，亲率五百释女立于精舍门外，悲泣不止，以求出家。佛陀十大弟子之一的阿难见此情景，心生悲悯，亦再三恳请。他们的至诚感动了佛陀，于是开例允其出家，比丘尼僧团由此诞生。及至尼戒传入我国后，才为中国本土比丘尼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西晋末东晋初的一位俗名种令仪、法名净检的女性被公认为是我国最早依戒出家的比丘尼，从此开启了中国女众依戒出家的先河。
隋文帝在中国皇帝军团中实可谓佼佼者，只因其子孙不肖，污损了他的辉煌帝业，以至引来后世对他的种种不当臧否。不过历史总归是历史，美国著名学者麦克·哈特博士所著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一书，列述了7位中国人，其中排第5位的即隋文帝，排位其前的4位分别是孔子、秦始皇、成吉思汗、老子，其后的两位分别是毛泽东、孟子。该书对隋文帝评曰：“他在秦始皇之后重新统一了中国，而且发明了科举制度。”不但如此，他还是一位对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皇帝，若说千古一帝可能有过誉之嫌，但他的实际贡献绝对超过痴迷过度、数次舍身为僧的梁武帝和法名行痴的清顺治。汤用彤先生就曾断言“佛教之再张，实有赖于隋之高祖。”（《隋唐佛教史稿》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据载，隋文帝生于般若尼寺，一直是由寺尼智仙养育，至年13岁方离寺回到父母身边。这种经历使他对佛教，特别是对女尼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广弘明集·舍利感应记》）。公元581年杨坚即皇帝位后，鉴于周武帝灭佛后，佛教势力为此几乎禁绝的现实，他即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书（卷三十五）·集、道经、佛经》）。特别是开皇十一年“乃诏州县，各立僧尼二寺”（《大隋南宫令宋君之碑》），开州县普设官建尼寺之先河。对此，中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专著《隋唐佛教史稿》、被誉为我国宗教学重要奠基人之一的方立天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简史》、郭绍林教授主编《洛阳隋唐研究（第二辑）》、史学博士冯金忠先生专著《燕赵佛教》及各大佛教网站均引证此语，作为佛教大事及佐证隋文帝复兴佛教和君权弘教威力的重要依据，而记载这一诏令的不是官藏诏书，而是南宫的宋君碑，由此足见这通隋碑的文献价值。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宋君碑为我们研究隋朝佛教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
最后，我想还应指出这通宋君碑还有十分丰富的悬念价值。悬念设计对于小说、戏剧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此处借用悬念概念，是想以此对宋君碑研究未尽事宜做一个交代。在对宋君碑的研究过程中，起码有四个问题有待进一步考证。其一，宋君碑是如何从旧城迁来的？关于定觉寺，自嘉靖创修《南宫县志》以来，至万历、康熙、道光、光绪及民国六次修撰的各版县志，均对其有专条记述。嘉靖志只记“定觉寺，开皇年修”寥寥七个字。万历志则增加了对定觉寺性质——“女寺”，具体位置——“在城东北隅”及肇建具体年份——“开皇十一年”的记述，同时还在艺文志中收录了碑文。康熙志同万历志记载。至道光志对定觉寺的考证有了新的进展，除保留原有记载外，又增加了“向在旧城内，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邑人关宗移建今地，寺住女僧，俗名大庵。”之后两版县志均采信此说。然而明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水毁南宫城，南宫治所不得不新迁它址，“改邑之后遂为瓦砾之场。”（《南宫县志（万历版）·官师年表》）而“瓦砾之场”中的定觉寺尚能“巍然屹立”吗？若确保存完好，为什么127年后又要迁建呢？而移建新址时，宋君碑随寺迁移了吗？其二，邑人关宗何许人也？他为什么发心迁建定觉寺？其三，为宋君碑撰文书丹者何人？据专家考证，古时的石刻都是书者用朱砂直接将文字书写在碑石上，此即为书丹，书丹后再由刻者按其笔迹一一镌泐。因为书丹之劳非常辛苦，因此撰书者多为书佐，隋代亦是小官小吏为之。故较早之碑刻一般无撰文书丹者姓名，至东汉始有。而“真正碑上镌刻撰、书者姓名的，自唐以来，才是名正言顺，并以名家和名书法家撰书。”（《碑帖鉴赏与收藏》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1版，第38页）但也有人推测，此碑为河间刘炫撰文书丹，因无资可考，只可暂付阙如。其四，县城东迁后“在城东北隅”之定觉寺毁于何年？水月庵与定觉寺是否承继关系？据王玄先生回忆“三十年代南宫城东北角只有‘水月庵’，水月庵尚有三五女尼，而无定觉寺。”（《南宫文史资料（第一辑）·南宫古今三宝碑》）为什么定觉寺碑在水月庵遗址处被发现？等等，诸多疑问，只有待有关史料缘聚后才能解开。
2015年6月19日完稿
6月22日修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