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子才分好坏 大人只看结果

都说《我不是药神》是一部推动国内医疗体制改革的电影，而事实是先有了医疗改革，才有了这部电影。

程勇他们五人是好人，虽然违规走私贩售国家未经许可的药品，但他们是为了让那些买不起天价药的病人有了活下去的可能。

公安机关是好人，虽然他们不留情面打击仿制药，间接害死了一批可能有机会活下去的病人，但他们的职责就是维护法律的正义。

买药的病人是好人，虽然他们包庇法律意义上的罪犯，但他们也是为了保护程勇他们。

假药贩子张长林是坏人，但最后还是洗白了，在刑警的逼问下没有供出程勇，也在很多人心里加了分。

只有瑞士诺华公司是坏人，不管是一开始天价卖药，还是后来起诉仿制药的源头以及售卖者。自始至终，诺华公司的代表都是戴着有色眼镜，手上蘸着血，不顾病人死活的吃着人血馒头的形象。

每一部电影，都需要坏人。

“电车难题”是伦理学领域最为知名的思想实验之一，其内容大致是：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然而问题在于，那个疯子在另一个电车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

如果是你，你的选择是什么呢？

不管是选择拉或者不拉，都会有巨大的舆论和心理压力。而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一个坏人，用刀逼着你拉或者不拉呢？

此时所有的压力都会宣泄到那个坏人的身上。

所有人都会去谴责坏人，不但没有人怪你，甚至都会同情你，觉得你也是一个受害者。

程勇也碰到了这个选择题：是违法代购印度仿制药还是不管病人的死活不去触碰法律的禁区。不管他的选择是什么，都会有人指责他的行为。

都说中日友谊看韩国，诺华公司在电影中无疑很好地起到了韩国的作用：正是由于他们定价太高，才会逼着程勇去买低价的仿制药。

在很多人指责药商定价过高，无视病人生命的时候，很少会有人去想一想，研发一款靶向药所需要的投入成本。

药品不是食品，不存在薄利多销的说法，药品销售的目标群体只有对症患者。药厂也不是工厂作坊，他们需要养活科研人员，要购买实验耗材，要有资金和动力去研发更多的药治更多的病救更多的人。

药品的研发也不是按照说明书去组装零件，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失败的，失败就等于前期投入的所有人力物力全部打了水漂。

一般国家对药物的专利保护期为20 年，也就是说，药厂必须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内面对有限的人群，收回前期几十年投入的高昂成本，还要为以后的研究积攒新的研究经费。

那么问题来了，穷人不想死，那辛辛苦苦搞研发和冒着风险投资的投资人，就应该死了吗?

编剧为了设置情节冲突，把所有一切悲剧的元凶，归给了药商，诺华公司成了这部电影里的坏人。

而在生活里，很多人喜欢把所有导致自己不如意的元凶，归给一个“坏人”。

“宿舍里的同学每天喊我打游戏，害我不能静下心来学习。”

“领导提拔他还不是因为他给领导送礼了，这个社会真黑暗。”

“汶川地震死了这么多人，XX这么有钱才只捐了一百万，真是为富不仁。”

心理学上有个专业名词：自利归因。是指将某人的成功归因于内部、性格因素，将失败归因于外部、情境因素。

很多人都觉得“我弱我有理”，你比我强，所以你就是导致我这么弱的坏人，因为“你强你活该”。

其实大家都很忙，那些比你强的人都在忙着变的更强，你弱只是因为你不够努力罢了。

生活不是电影，我们也不是编剧，我们不需要给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节点设置一个“坏人”来展现情节冲突，少一点戾气，一切都会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