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罗·塞巴斯蒂安从鸦青色的雪茄烟雾中抬起头来之前，克利福德就已经站了起来。他草率而不失儒雅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法兰绒西装，尤其是袖口的位置，然后就像个偷东西的恶贼或是越狱的大毒枭似的轻轻地、做贼心虚地把公文包从桌上拿了起来。这时保罗·塞巴斯蒂安突然抬起了头，以他在那充满雪茄烟味的血液里流淌着的犹太人的精明劲若有所思地打量着克利福德。
“亲爱的罗德里格斯先生，”他煞有心机地叫住他，露出杏黄色的牙齿，“你去哪？”
“我有点事，”克利福德说，“需要提前下班。”
“你放心把这学校的财政大权交给我和这个老太婆了吗？”他打趣地说，烟瘾、尼古丁的毒性和跨越半生的疲惫早在他的眼角上狠狠地割上了几道鱼尾纹。
“嘿，说话注意点，”坐在一盆绛紫色蝴蝶兰对面的简·佩雷斯厉声喊道，“我只比你早喝了几天的母乳，保罗。”
保罗·塞巴斯蒂安是个德裔犹太人，他的祖父还在慕尼黑的老城区当电焊工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带着他的母亲来到了马萨诸塞州。他除了在智力方面继承了犹太血统，样貌、性格上完全看不出他来自德国。他长着一双鹅卵石般大小的眼睛，眼白中布满瘆人的、无法被猜透的红血丝，活像是两颗裹在红色的尼龙渔网中的海龟蛋。两条眉毛不对称地拱起，鼻梁矮趴趴地淹没在两侧凸起鼻翼之间，一对肥厚的嘴唇时常喷溅出带有讥诮与乏力的幽默感的唾沫。这是最让克利福德头疼的地方，他甚至还因此想把他踢出财务处，但又怕他报复自己（保罗·塞巴斯蒂安因某种原因经常出入校长的办公室），便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
办公室里的另一个人便是简·佩雷斯。她是个优柔寡断、杞人忧天、对男人始终半信半疑的老处女，却又是个十分自恃、执拗的基督徒。这样说是因为上礼拜的圣灰星期三，她早上走进办公室时，额头上还有用焚烧棕树枝留下的灰抹上的十字。她坐在桌子前审核账目的时候时不时要装模作样地念叨一句“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然后又秉持着她那令人抓狂的、可怜兮兮的认真劲书写起来。
“哼，”塞巴斯蒂安轻蔑地哼哧一声，“你的脸就像是糊上一张皱纹纸，是个比你聪明点的基督徒都能看出这一点来。”
简·佩雷斯用包裹着十足的愤恨的眼珠子瞪着他。
“老兄，”塞巴斯蒂安又看向克利福德，“你到底去哪，要是那些在学校里无所事事而是整日发情的孬种们来了，我们连去哪找你都没法告诉他们。”
“好吧，”克利福德边说边顺手拿下衣帽架上的一个栗色的粗呢帽，戴在脑袋上，“费奇打了人，现在在警察局等我去领他出来呢。”
塞巴斯蒂安的眼珠子谄媚奉承而又不怀好意地转了转。“老兄，”他常常要表现出这副谁都无法挑衅也不敢试图接近而又以智者自居的自以为是的样子，就像是一位黑袍还没穿整齐就急于主持弥撒的神父，“这小子干了坏事，不至于让你羞愧到不敢说出来吧。”
“别问那么多了，保罗，”简·佩雷斯的脸在蝴蝶兰的紫色间隙中漂浮着，她接着又看向克利福德，“你快去吧，愿主保佑他。”
克利福德走出办公大楼，却被胃里突然滋生出来、而后沿着他的食道爬到咽喉附近的反胃感给锁在了原地。他受够了这没完没了的消化不良症，为此他还要每晚都要吃小苏打来治疗。他还曾经得过一段时间的胃溃疡。总之，他的胃就像是一个存放着各种痛感的肌肉收纳盒，那些给予他压力的疼痛总是在不经意间在他身体的血管、肠道和神经系统里蔓延，直至慢慢霸占他的身体，让他忍无可忍地骂出一句“狗娘养的”。
不过这次反胃感马上消失了，他也没感到庆幸，便接着往前走。他经过学校里的天鹅湖。披萨状的湖心岛上长满了翡翠色的羊齿植物、白中泛黄的啤酒花、侏儒症般的蔓草丛和盘根错节地绕成一张张大网的栝楼，在这块既孤立无援又充满内斗的绿色殖民地上，在这些互相压迫、互相侵犯的绿色植物之间，有几只将长脖子弯成一个个心型的黑天鹅坐在一起，像是一场滑稽的公共集会。湖边，酸臭味的沥青路旁，像是玛瑙色的星星般在棕榈树和水杉的树枝间闪闪烁烁、飘忽不定的苍头燕雀永远都在忙着窥视路上的人，克利福德就正倒霉地落在了这张密密麻麻的监视网中。他走过他心中这挤满臭烘烘的天鹅的人工湖，马上就要接近那幢正在施工的大楼了。该死的，他在心里骂道，这些该死的尘土就跟费奇这个臭小子一样。
这将是一幢教学楼，一幢还尚未出生、裹着丑陋的祖母绿色防护网和脚手架的水泥模型。一切都在没完没了地进行着，他在脑子里想到。他看到那些搂搂抱抱的研究生，心里顿时厌恶起来，可他又开始为这些无辜的伴侣们可怜，毕竟这些奉行伊壁鸠鲁主义的孩子们在他心里，是和那个正坐在警察局里等他像是去领取救济似的去认领他的青年人是一样的，懵懂无知、自负而狂妄，可这些又有什么错，他能做的只有怜悯而已。
终于他走出校门，拦下了一辆出租车。他要先回家，接上迪莉娅。迪莉娅永远都会带给他惊喜，而这种惊喜是不分场合的，是一种强制式的视觉冲击。虽然她的穿着没有显得不正常，而在克利福德眼里，那频繁变化的服饰只会引起他的反感。在面对年青一代或是新时尚、新观念的这一点上，他的确是个固执己见、冥顽不化的人。
出租车载他驶过一个个街区，司机却只是一声不吭地牢牢握住方向盘，除了知道要去县城最西边的格兰大街，他似乎对克利福德丝毫不感兴趣。他驶过最后一个十字路口，在一家定制西装的老店门口停下来。
克利福德下了车，继续往前走了百米远，接着他拐过了个弯，走进一片笼罩着一层氤氲的困倦感的别墅区里。
迪莉娅·米勒·罗德里格斯早早地从家里走了出来。她踩在路沿石上，像是一根苍老的、咖啡色的烟囱。她上身穿着一件刚好合身的棉绒外套，下身是并不符合她气质的、宝石蓝色的太阳裙，脚上的牛津鞋常让人误以为她是个中学生，而她却因此感到无比的光荣。除此之外，她还格外喜欢戴一顶天鹅绒帽子。这些都让她倍感满足。她远远地看到一个戴着一顶笨拙的粗呢帽子的男人朝这边走过来，便欢快地朝他挥了挥手。
克利福德把手伸进她的胳肢窝，熟练地攥住她的上臂，把她从路沿石上搀扶着走下来。
“你为什么不让司机开进来，”迪莉娅纳闷地说，“大家都知道我走不了多少路。”
“这条路太窄了，”克利福德说，“我可不敢保证他车技有多好。他一路上都缄口不言，像是个战战兢兢的新手。”
在刚认识时，迪莉娅告诉克利福德，她的左腿上曾长了一个骨肉瘤，为了将自己寄托给那个写在病历本上、即使做了一切努力都令人悲伤的发指的数字（生存率），她选择了低位截肢。她至今都穿戴着一条带膝铰链和大腿皮围的小腿假肢，冰冷的钛合金材质被完全遮挡在蓬松的太阳裙后面。每次她都会像这天这样，把橡树枝似的小臂交由克利福德搀扶着，走向他们该去的地方。
他们来到西装店铺门前。那个小心翼翼地开车且略显疲态的司机正趴在方向盘上睡觉。克利福德敲了敲车窗玻璃，他动作缓慢地抬起脑袋，帮他们打开了中控锁。克利福德牵着迪莉娅的手，让她先进到车里。
“我没想到他会因为这个进警察局。”迪莉娅哭唧唧地嗫嚅道，声音小的像是风滑过玻璃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