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生于1940年的冬天，上周末刚过完82整岁的生日，生日的当天我带母亲去了小区附件的一个馆子，母亲吃了一块煎牛扒，吃了一条烤黄鱼，还吃了一碗店里的特色血旺，外加两小碗白米饭，还有半盘子哈蜜瓜，母亲用餐巾纸抹着嘴说“吃饱了，回家吧！”说完便挪动着肥胖的身材胳膊一甩一甩的跟着我步行回小区了。
母亲出生于湖北和河南交界的一个小村庄里，该村庄属于湖北管辖，母亲是外婆和外公的长女，外婆是远近闻名的贤惠媳妇，外公是方圆十里有名的老野人（就是身体强健，从不生病的，且干农活从不知累的那种人），外公外婆虽然是普通的农户之家，但母亲却是他们的掌上明珠。
母亲6岁的时候与她们交界的河南的一个村庄里的4岁的父亲订了娃娃亲，母亲与父亲订亲的时候爷爷已经去世了，留下了小脚的奶奶和幼小的父亲娘俩相依为命，外公外婆并未嫌弃父亲与奶奶的贫穷。
母亲不爱红妆不爱读书，却偏爱干农活，十五六岁的大姑娘了小学都还没有上毕业，最高学历是小学四年级，虽然学习不好但并不影响母亲在农村干农活。
冬去春来，当春风吹绿大地的季节，村子里唯一一片陈芽冒出了绿绿的茂密的嫩叶，这时候的母亲连学都不去上了，当天际露出第一缕鱼肚白的时候，母亲便穿好衣服悄然下床，蹑手蹑脚的打开屋门挎上竹框去采摘陈芽了，等外婆做好早饭喊着‘臭女子起床吃饭了’时，却听到屋外传来了回声，“知道了，等我把这一竹框陈芽晒起就吃”，这时候母亲顶着一头露水出现在外婆的面前，胳膊上挎着满满一竹框嫩绿的陈芽。
春去夏来，当布谷鸟唱着欢快的歌声的时候，农村收获小麦的季节来到了，这他季节是辛苦的季节，也是丰收令人喜悦的季节，大人们忙着收割熟透了的麦子，随着麦子的收割，遍地露出了长短不齐，粗细不一的满地麦茬，这可把母亲给开心坏了，每天天不亮便一个人带着竹框和小钉耙下地了，一个麦季过去了，外婆家的院子里堆起了一个两人高的麦垛子，左邻右舍的人从外婆家院外经过时，总是羡慕得跟外婆说“你家这个臭女子，将来嫁了婆子家肯定不得挨打，太勤快太能干了，”外婆听了总是笑得很开心。
时间斗转星移，转眼母亲便长成了一位健壮纯朴的大姑娘，在母亲18岁那年，父亲16岁那年，奶奶以一对银手镯让媒人带给了外婆家给母亲当下聘的彩礼，外婆理解奶奶的不易，没有嫌弃聘礼的简单，在母亲出嫁时给母亲陪嫁了一口皮箱和一件绿色缎面的棉袄，还有一对银镯子，母亲坐着八台大轿到了奶奶家，按照农村的风俗，三天新娘回门礼已过，奶奶便急不可待的从母亲的手腕上脱掉了下聘礼的那对银手镯，母亲感到很是委屈，便跟奶奶商量能不能把外婆陪嫁的一对银手镯给换一下，这样不至于让母亲难堪，但奶奶不同意，奶奶说那对手镯是她向别人借的，说好等娶了媳妇就要完好的还给人家的，母亲便非常无奈的退还了奶奶下聘礼的那对银镯子。
父亲和母亲的婚房是两间又矮又小的土坏偏房，屋顶上铺的是麦杆掺的泥巴。
结婚后父亲看到了母亲的能干，放心地把奶奶交待给母亲照顾，自己背起简单的行李进城又去读书去了，母亲是真的能干，不仅把地里的农活做得井井有条，还当选上了村里的妇女队长，外人送外号给母亲‘张排长’，母亲什么也不说就笑纳了这个外号。
两年后父亲结毕业回了家，做了村里的会计，母亲依然是村里的妇女队长，那时候不象现在有手机，有邮箱，经常需要开会，不仅在大队里开，会社里开，甚至有时候还要到县城去开，时间久了奶奶发话了“一个女人家一天跟着那帮男人到外跑成何体统，还不去把这个妇女队长给辞掉，老老实实呆在家里生儿育女，”母亲因工作出色，已经成了大队里的‘代理’妇女队长，如不出意外再过一年半载的有可能就会转成大队正式的妇女队长，但母亲没敢违逆奶奶的话，还是辞掉了代理妇女一职。
母亲22岁那年生下了第一个女儿，满月的时候，外婆和姑奶奶（母亲的亲姑姑）家分别驾着一辆大车（牛套着拉的车，比一般的农用板车要大上一倍之多），装了许多东西给母亲送了礼，母亲说虽然在那种年代，但坐头一个月子还是吃得很饱的，在大姐半岁的时候外公去世了，据说外公的死是当年被一帮土匪误抓打出了内伤没有及时医治而死的，母亲从此失去了疼她爱她的父亲，我们也没有了外公。
23岁那年母亲生下了儿子，同年外婆生下了肚子里的遗腹子小舅舅，也就是说我们的最小的舅舅是和我家的哥哥同年出生的，没了男人的外婆还是尽自己所能给母亲送了满月礼。
28岁那年母亲生下了第二个女儿，30岁那年生下了第三个女儿。
30岁母亲不仅生下了第三个女儿，同年母亲和父亲凭借勤劳的双手盖起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座房子，是坐北朝南的三间土坯房，墙体虽然还是土坯的，但屋顶却铺成了青瓦片。
三间土坯房盖起后总结了经验的父亲在村里拉起了一支盖房的队伍，父亲作了领班，从此意味着家里地里的活全压在了母亲的肩上，母亲在生下4个孩子后已经瘦脱了形，整个身体已经前胸贴后背的感觉，甚至连女人象征的双乳都贴在了胸墙上，似男人一般
奶奶和父亲很失望，几代单传的父亲是多么希望母亲能多给他生几个儿子，但命运有时候就是喜欢捉弄人，和人唱反调。
1971年计划生育开始了，不知是因为母亲只给父亲生了一个儿子，还是别的缘故，反正奶奶自从母亲父亲结婚后一直不满意母亲，总是在父亲面前说母亲的不是，惹得父亲打过母亲很多次，父亲是个文弱书生的模样，要论真的打架的话是不是母亲的对手真就难说了，但每次在父亲打母亲的时候母亲总是不回手，只是坐在地上大哭，有时候气极了带上唯一的儿子就回了娘家，留下家里哭闹不止的三个闺女不管了，这时候的父亲更加生气，把气出在大姐的头上，骂着说“还不快去给老子做饭，你们妈气我你们也想气我吗？”吓得大姐大气都不敢出，也不敢再哭了，抹干眼泪便去做饭去了。
母亲35岁的时候再次怀孕了，父亲跟母亲商量着“孩他妈，要是你肚子里这一胎再生个女孩的话，我们就送人”母亲听了不语，男人哪里知道女人十月怀胎的辛苦和辛酸，自己怀的孩子怎么可能说送人便送人，父亲见母亲不语便也不再多说了。
75年我出生了，我是父母的第5个孩子，当我呱呱坠地的时候，父亲便着急着问接生婆是男孩还是女孩，当确认又是女孩的时候，父亲便黑着脸出了门，在我出生后的第三天，一大早父亲便领了一个本村嫁出去多年未生育的一个姑姑到了我家，父亲掀开母亲卧室的门帘说“孩他妈，我把**姐带家里来了，把你怀里的孩子送给她吧”母亲还是不说话，眼泪却不停的流了出去，越想越生气的母亲不由得大哭起来，父亲看了便不再逼母亲，让那位姑姑先走了，说等做好母亲的思想工作再说。
后来听母亲说“我第5个孩子生下来比以往几个孩子个头要大，重量要重得多，我哪里舍得把这个女儿给送人，我自己养着哪怕跟着我吃糠咽菜我放心，送给别人养得再好我也是不放心的”，于是在母亲的坚持下我没有被送人，但气极了的父亲连名字也不想给我取，大姐大我13岁，大姐看我长得可爱她便帮父母给我取了个名字，‘喜儿’，从此我便是家里的排行第5的4姑娘了。
在我1岁的时候，瞎眼的奶奶以享年76岁的高龄去世了，大姐哭得很伤心，因为大姐是奶奶一手带大的，大姐的脾气象极了奶奶，遇事动不动就发火和生气，从不在第一时间去想解决的办法，总是去怪这怪那的。
在奶奶去世一年后，母亲在37岁的时候又怀孕了，原来父母生儿之心一直未灭，父亲希望第6个孩子能如了愿是个儿子，但在母亲十月怀胎分娩的一刹那，父亲的希望再次破灭了，他们第6个孩子还是个女儿，这次父亲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家，一个人坐在南沟上（土地名字）直到月上三杆才黑着脸回到了家，从此最小的妹妹连个名字都没有，姐姐们怕挨父亲的打，谁也不敢给妹妹取名字，家人和村里人都称呼妹妹‘小女儿’，意思就是女孩的意思。
小孩子哪里懂什么，有无名字对于妹妹来讲都不会影响她的开心和无忧无虑，一直到妹妹7岁那年跟着村里的孩子们去了学校，她自己找到学校的老师说要报名上学，老师问她叫什么名字，这时候的妹妹才害羞地说没有名字，老师们都是本地人，对本地人重男轻女是非常了解的，便也不再多问，只是在新生报名单上给妹妹写上了‘小妮’这个名字，然后就告诉妹妹说她的学名叫小妮，妹妹高兴坏了，蹦蹦跳跳着回了家向家人们报告她老师给她取了名字，她和大家一样从此也有名字了。
哥哥19岁那年考入了一所重点大学，成了方圆几十里唯一的一名大学生，人们都说我们家的祖坟上冒青烟了，这一年母亲42岁。
自从哥哥考上大学后我们家里可热闹了，每天都有前来我家向哥哥取经的大人和学生们，哥哥也总是不厌其烦的把自己的考学心得讲给他们听，我和妹妹只是觉得家里好热闹开心极了，大姐和二姐因为总是操心母亲一个人干农活劳累而早早的就辍了学，在家里帮母亲干活，她们应该知道不上学意味着什么，也许她们并没有看到将来的结果是什么，反正就象许多家辍学的孩子一样辍了学。
这一年大哥哥一岁，芳龄20的大姐出嫁了，嫁给了邻村一个志援军的兵哥哥，大姐夫穿着一身军装格外的精神和帅气，大姐和姐夫回门到我们家的时候给我和妹妹带了好多糖，那些糖我平时连见都没有见过，味道太美味了。
我只品尝了一颗糖便不再舍得吃了，把属于我的那些糖拿到学校里卖给了同学们，卖了多少钱我早就记不清楚了，反正我只记得我当时卖糖的钱后来又被邻居的大哥哥给骗走了，当我明白钱被骗走以后没哭也没有闹更没有骂人，只是默默的心里异常难过的认了自己的蠢和笨。
大姐22岁，哥哥21岁读大三的那一年，那年母亲44岁我们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在母亲和父亲的再次努力下我们家坐北朝南的三间正屋推倒翻修一新，土坯的墙体变成了青砖，东西两间偏房的窗子由木格子变成了大人拇指粗细的钢筋柱子，正门的门楣是父亲用心拚接的具有艺术体的木格子，盖房子剩下的碎砖瓦父亲全部用起砌成了一圈院墙，院墙上还留下了一个狗道洞，两扇推拉的院墙木门，两道门的门栓也由原来的木栓变成了钢筋做成的门栓，大院大门的上方的门楣上请人书写了四个大字——耕读传家，父亲的意寓是我们家即有读书人，也有不忘传统的农耕之人。
大姐23岁那年生下了第一个女儿，这一年45岁的母亲当上了外婆，哥哥当年读大四。
次年18岁的二姐出嫁了，嫁给了与我们村约有七八里路的一个村子里的农家小伙，小伙子家很穷，比我们家还要穷，唯一让父母看上的就是小伙子1.79米的身高，对父母唯命是从的二姐在见了小伙子第二面后就结了婚，二姐的婚礼和大姐的一样简单，父母理解农村人的不易，只是问男方家要了200元的彩礼便分别把大姐和二姐给嫁了出去。
婚后的二姐可怜母亲一个人干二十多亩土地，便带着二姐夫住回了我们家，这时候的父亲已经病得很严重了，压根就干不动重活，从小无钱医治落下的哮喘病是益严重起来，尤其是冬季来临的时候父亲日夜不停的咳嗽着，嗓子里似拉风箱般发出丝丝的喘息声，父亲一个人睡在三间正屋的西偏房内，我和母亲及妹妹睡在东偏房内，我一个人睡一张小床，妹妹跟着母亲睡一张大床，我的床是南北放起，床尾抵着母亲的东西放置的床尾帮，两间偏房都没有装门，只是各挂着一个用布做的门帘，二姐和二姐夫住在三间西偏房内紧挨正房的那一间内，偏房的中间那一间是牛屋，靠近院墙的那一间是我们家的厨房，因为牛是农家人家里最值钱的一物，因此要紧挨着人住，生怕一不小心被人偷盗了去。
1987年哥哥24岁已经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两年了，这一年母亲47岁，哥哥与大姐介绍的一名护士结婚了，父母倾尽所有为哥嫂在家里举办了一场农村的婚礼，嫂子在我们县城里的医院当护士，娘家穷得在农村最穷的那一种，嫂子的母亲小她父亲10岁，因此在农村一辈子呕死了嫂子的父亲就是不下田地一步，嫂子家4姐弟，嫂子是长女，嫂子最小的也是几姐弟中最聪明的小弟弟，在上小学的年龄得了小儿麻痹症，从此嘴歪腿瘸，成了残疾人，而生活不能自理，嫂子当年得以完成卫校（护士学校）的学业据说是得到县城一位善心人士的资助完成的。
1988年母亲48岁，二姐在20岁这一年生下了第一胎女儿，母亲再次当了外婆，这时候的母亲已经有两个外孙女了。
母亲在38岁至48岁这10年间为本村和外村的有缘人牵线成功十多对新人，母亲做这些牵红线的好事都是免费的，有时候甚至还倒贴饭给人家。
1989年母亲49岁，二姐在这一年生下了二胎儿子，嫂子在这一年生下了他和哥哥的儿子，这时候的哥哥为了能和嫂子在一起生活，而自动辞去了学校老师的职务，而和嫂子一起调到了湖北一家兵工厂工作，哥哥在兵工厂里任职党办主任一职，嫂子在兵工厂的厂医院里依然做起了老本行护士工作。
母亲在面对哥哥儿子的出生和住在我们家里养我们一家老小的二姐的二胎儿子面前为了难，父亲做出了选择，他拖着病体住到了哥哥家里帮着照看他的孙子去了，母亲留在家里帮着二姐照顾一双幼小的儿女，这一年我住校读初中，妹妹读小学，三姐住校读高中，我们三姐妹全部成了二姐两口子的累赘和吸血虫。
接连两年生了两个孩子的二姐因缺乏营养而活成了当年母亲的模样，年纪轻轻瘦脱了形，变成了前胸贴后背的模样。
父亲49岁那年冬天，在呼啸的寒风中不甘心的永远离开了我们，母亲当年51岁，从此母亲永远失去了那个她爱恨交织几十年的男人，我们永远失去了聪明智慧和勤劳的亲爱的父亲，从此我们几姊妹便永远失去了报父恩的机会。
父亲去世后二姐两口子带着一双儿女远走他乡打工去了，因为家里没有了一个主事的男人，上门女婿的日子是非常难过的，二姐那一双从小在我母亲怀中长大的儿女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非要让外婆跟着，二姐狠狠心一手拽着一个儿女眼含泪水离开了生她养她的娘家。
1991年三姐21岁，那年以全镇唯一一个女生的名额考入了外省的一所重点大学，这一年的母亲刚好51岁，母亲为了三姐的学费一家又一家的去说着好话借着钱，二舅送了200元钱给三姐，母亲从上午一直在小姨家坐等到半夜一分钱也没有借到，母亲哭红着眼睛回了家，最后大姐和二姐寄了钱给三姐当学费。
同年大姐意外怀孕并偷偷找了个地方躲起生了二胎，想儿子想疯了的大姐夫在得知大姐二胎又生了一个女儿的时候便给大姐商定好，满了月便把孩子给送人，母亲得知此情后气得大哭，骂大姐两口子不是东西，自己那么辛苦偷生的孩子都要送人，母亲不同意大姐两口子把二胎的女儿送人，便要了孩子帮大姐养，可怜的孩子名字还是三姐给起的，母亲一个人住在一个若大的院落里带着一个呀呀学语的小外孙女，婆孙两个相依为命。
这时候的母亲身体开始发福了，刚胖起来的母亲还以为是一种病，吓得四处寻花钱少的偏方医肥胖病，母亲的头发不知不觉已经半白了，一个母亲以一已之力撑起了三个幼女的家，母亲欲哭无泪。
三姐也清楚自己的大学学费于母亲来讲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于是在学校里一边读书一边兼职做起了家教自己挣学费，三姐不仅为自己挣得了学费，学校里善心人士捐赠的衣服有时候还会给我和妹妹往家里寄，记忆中我和妹妹一直到上中学穿的裤子屁股上都还是打了补钉的。
母亲带着外孙女，对外声称是自己儿子的孩子，实际上自从哥哥和嫂子结婚后好象再也没有回过家了，在计划生育抓得很严的那些年，母亲带个孩子也成了那些为了完成指标的人们的打击对象，母亲常常带着小外孙女东躲西藏的，吓得把家里的衣服都收拾好放在了邻居家里，随时做着潜逃的准备，母亲天天生活在担惊受怕中，有一天还是被丧尽天良的人告密被镇上抓了起去，母亲带着外孙女一起被关的黑屋，村里有善良的人得知后主动为母亲和孩子送了食物，那些好心人的食物让母亲在被关的一周时间里得以吃饱肚子，这份恩情母亲一直铭记于心不敢忘。
同一年嫂子为了娘家借钱放高利贷血本无归，哥哥为了给嫂子还债独身去了沿海城市发展，他们的兵工厂快发不出工资了，哥哥去沿海城市不到半年时间嫂子便把他们的房子给卖掉贴补娘家，破釜抽薪的嫂子带着侄儿去找哥哥并在那里重新安了家。
1995年母亲母亲55岁，一手带着的外孙女眼看着到了该入学的年龄，可大姐和大哥却迟迟不肯接走他们的二胎女儿，母亲急了，怕耽搁了外孙女的学习，于是再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就带着外孙女进城找大姐和大姐夫去了，大姐两口子怕单位知道他们生了二胎会罚款，对外宣称孩子依然是哥哥家的孩子，让自己的二胎女儿问他们两夫妻喊大姑和姑夫，不管怎么样母亲和孩子总算有个安稳的家了。
同年哥哥为了减轻大姐一家的负担把母亲接到了他身边，让母亲帮他们两口子接送孩子上学，那时候哥哥一个月的工资顶大姐一年的工资，但还是不够嫂子贴补娘家，我和妹妹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矛，但深知无人功读，只能都草草读了技校便外出打工自力更生（这是后话）。
1998年三姐与她大学同学结婚了，婚礼在三姐夫的农村家里举办的，因离母亲太远，我们家无一个出席三姐的婚礼，只能在信件中对三姐给予祝福。
2002年三姐以32岁的高龄怀孕了，这一年母亲62岁，母亲在哥哥家就是一头老黄牛，哥哥心疼母亲要买洗衣机嫂子不同意，说费电，放着免费的手洗不用坚决不让买洗衣机，母亲非常能干，且不知疲倦，每天除了接送她的大孙子上学、放学外，中间时候还要买菜做饭，洗衣拖地。
三姐夫没有妈，面对即将要出世的孩子，无法只能向母亲伸出求救，在得到哥嫂的同意下三姐夫32年三姐的女儿出生了，这一年母亲63岁，身体依然强健，走路似一阵风，母亲象在哥哥家一样又帮起了三姐和三姐夫，三姐的女儿从满月起就一直跟着母亲睡，与在哥哥家不同的是三姐买了洗衣机。
2009年母亲69岁了，这一年妹妹与做律师的妹夫生了一个小宝宝，母亲无比歉意的跟我说“我老了无用了，你妹妹住在5楼，我真的无法帮她带孩子了，你还没有孩子，你若生了孩子也只有想办法自己带了，我是真的带不动了。
2003年~2020年17个年头，母亲一直跟着三姐两口子过，把他们两个的女儿从一个小豆芽菜养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这期间三姐夫也每隔两三年便高升一个台阶进步着，母亲也从走路一阵风到开始步履蹒跚了，头发几乎白完了，但身子骨依然强健。
三姐的女儿17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重点大学，这一年母亲80岁了，背已不再挺拔，不知在哪年哪月起已经开始微驼了起来，腿脚不再利索，但身体还是非常的健康，这时候的母亲一顿饭顶我三顿饭的量，一个人一餐可以吃掉8量牛肉，半斤水饺。
同年三姐夫在上级的安排下调去了省城工作，三姐跟着去了，小姑娘住进了大学校院，夕日热闹的家一下子变得冷清起来，若大的房子里就剩下了母亲一个老太太。
同年我做出了一个考虑已久的决定，离婚了，我不想勉强别人跟我和一起伺候我年老的母亲，我搬进了姐姐和姐夫留下的大屋里和母亲相依为命。
同年哥哥为了向母亲尽一尽他的孝心，在他儿子的资助下在老家的老宅上给母亲盖了一座两层的小洋楼，楼上楼下总共有200多个平方吧，反正楼下有两个卧室，楼上有4个卧室，母亲现在成了我们所有亲人中房子面积最大的人了。
今年母亲整整82岁了，能吃能喝，身体健康，几天不吃肉便馋得慌，每周末一个猪前蹄母亲两顿便能干完，母亲现在的饭量略为比以前小一点了，而我的饭量却大增，因为我必须得保证我的健康才能照顾好母亲的健康，母亲现在一顿饺子还是能吃三量多至四量，没事还喜欢吃零食，家里的葵花籽，南瓜籽，各种水果都爱吃，夏天母亲还要吃雪糕和凉面条，一个夏天每天都要吃一支雪糕。
现在的母亲用她的话说是这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因为这两年我一直把母亲当个孩子一样来养，她想吃的想喝的我都买给她，不管我的工资多少都不会委屈了母亲的吃喝。
也就是从我接养母亲半年后吧，母亲的大孙子每个月都要给母亲一千元钱让我买母亲喜欢吃的东西，每年母亲的生日和春节，母亲的子女们和孙子孙女们都要给母亲寄各种水果呀，红包呀，母亲每年光收红包都要收一万多元，当然了母亲是个礼尚往来的人，在春节的时候母亲要让我帮她给她的那些孙子孙女和重孙子重孙女们发红包。
去年春节的时候我说每个小孩以200元发红包，母亲嫌少说每个小孩以600元发，我说“妈呀你都没有算一下一个春节我得给多少个小孩发红包吗？都快10个小孩了，意思一下就成了，不能把你收的红包都发完了，我还要留一点我们改善生活呢？”母亲听完便哈哈大笑说“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现在竟然有那么多小朋友等着我发红包呀，随便你了，意思意思就行了。”
母亲这一生是上亿农村妇女中普普通通的一员，但却是我们家的功臣，是我们此生爱不够的亲爱的好母亲，是孩子们亲爱的外婆和奶奶，是重孙了重孙女慈爱的太奶奶和太婆婆。